观越|上虞与诸暨 两种模式里的绍兴县域发展答卷

当 2013 年绍兴行政区划调整的浪潮席卷会稽大地，上虞挥手作别 “县级市” 的身份，正式融入绍兴市区版图，成为撤县设区模式的践行者；而百公里之外的诸暨，依旧坚守省管县的发展赛道，以县级市的建制，手握更大的发展自主权，在县域经济的沃土上深耕不辍。

十二年光阴流转，从 2013 到 2025，这两座隔江相望的城市，循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书写着各自的成长叙事。一组跨越十二年的经济数据，不仅记录着它们的增速与体量，更藏着撤县设区与省管县两种模式的碰撞与共生，迸发出属于绍兴、也属于浙江县域发展的独特化学反应。

一、十二年数据镜像：每一组数字，都是模式的注脚

以下为 2013-2025 年上虞区（撤县设区模式）、诸暨市（省管县模式）经济总量及上虞占诸暨百分比（数据均来自权威统计年鉴及 2025 年初核数据，单位：亿元，占比精确至 1 位小数）：

2013 年：上虞 636.4，诸暨 918.2，上虞占比 69.3%

2014 年：上虞 680.2，诸暨 963.8，上虞占比 70.6%

2015 年：上虞 722.2，诸暨 1007.3，上虞占比 71.7%

2016 年：上虞 776.4，诸暨 1085.3，上虞占比 71.5%

2017 年：上虞 840.9，诸暨 1152.3，上虞占比 72.9%

2018 年：上虞 911.1，诸暨 1215.5，上虞占比 75.0%

2019 年：上虞 983.7，诸暨 1310.2，上虞占比 75.1%

2020 年：上虞 1043.8，诸暨 1347.0，上虞占比 77.5%

2021 年：上虞 1135.7，诸暨 1531.6，上虞占比 74.2%

2022 年：上虞 1241.8，诸暨 1659.9，上虞占比 74.8%

2023 年：上虞 1317.7，诸暨 1755.3，上虞占比 75.1%

2024 年：上虞 1381.4，诸暨 1861.1，上虞占比 74.2%

2025 年：上虞 1464.0，诸暨 2003.0，上虞占比 73.1%

这一串起伏的数字，不是冰冷的较量，而是两种发展模式最生动的具象化表达。2013 年，刚迈出撤县设区第一步的上虞，经济总量仅为诸暨的 69.3%，差距尚为明显；十二年过去，上虞以 1464.0 亿元的总量，将这一占比稳定在 73.1%，差距逐步缩小，而诸暨则以 2003.0 亿元的体量，依旧坚守绍兴县域经济 “领头羊” 的位置，两种模式的生命力，都在数字的流转中悄然绽放。

二、模式之辨：一种 “融”，一种 “强”，各有芳华

上虞与诸暨的十二年，本质上是两种行政体制下，区域发展逻辑的差异化实践 —— 上虞的 “融”，是撤县设区后，主动融入绍兴中心城市的协同之力；诸暨的 “强”，是省管县模式下，坚守县域本色的自主之劲，二者没有优劣之分，唯有适配之别，正如国家行政学院张占斌主任所言，不论 “省直管县” 还是 “县改区”，都是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中必要的行政区划调整，值得改的地方可以改，具备条件的县可推行省直管县。

上虞：撤县设区，在 “协同” 中激活都市动能

2013 年的撤县设区，对於上虞而言，不是简单的行政身份更迭，而是一次资源的重构与价值的跃升。作为绍兴唯一拥有海港的城区，上虞摆脱了县域发展的空间局限，正式纳入绍兴 “三区融合” 的大格局，与柯桥、越城形成产业协同的 “黄金三角”—— 越城的科创资源、柯桥的纺织产业优势，与上虞的临港经济、绿色化工基础深度联动，让上虞跳出了 “县域单打独斗” 的困境，走上了 “都市赋能、产业升级” 的快车道。

这种 “融” 的化学反应，藏在数据的细节里。从 2013 到 2025 年，上虞的 GDP 总量增长了 827.6 亿元，年均增速稳步提升，尤其是在 2020 年后，随着绍兴中心城市首位度提升战略的推进，上虞凭借曹娥江港区的优势，推动绿色化工、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迭代升级，同时承接市区的科创、人才外溢，让产业发展不再局限于县域边界。曾经的 “上虞县”，如今已成为绍兴中心城市向东拓展的 “桥头堡”，是撤县设区模式下，县域融入都市、实现能级跃升的生动样本 —— 它牺牲了部分县域自主权限，却换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优质的资源配套，这正是县改区的核心价值：让区位优越、基础较好的区域，借助中心城市的辐射，实现更快发展。

诸暨：省管县制，在 “自主” 中夯实县域根基

与上虞的 “主动融入” 不同，诸暨的发展，始终带着省管县模式的鲜明印记 —— 作为浙江最早实行财政省直管县的受益区域之一，诸暨拥有比普通县级市更大的经济管理权限和财政自主权，无需过多受制于市级层面的统筹，能够根据自身产业特色，灵活制定发展策略，深耕民营经济的沃土，这也契合了浙江 “草根经济 + 省直管县” 的发展特色，让县域活力得以充分释放。

诸暨的 “强”，从来都不是偶然。从 2013 年的 918.2 亿元到 2025 年的 2003.0 亿元，诸暨的 GDP 总量翻倍有余，始终领跑绍兴县域，这份底气，来自于省管县模式赋予的自主决策权，更来自于对特色产业的坚守与深耕。五金制造、珍珠加工、袜业纺织，这些扎根诸暨大地的传统产业，在自主政策的扶持下，从 “粗放生产” 走向 “品牌升级”；而近年崛起的智能装备、生命健康产业，也在灵活的资源配置中快速成长，形成了 “传统产业筑基、新兴产业赋能” 的发展格局。

这种 “强” 的化学反应，是省管县模式优势的直观体现 —— 减少了中间行政层级，提高了行政效率，让县级政府能够直接对接省级资源，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发展战略，避免了 “市管县” 体制下可能出现的资源截留、发展受限等问题。诸暨无需刻意融入都市格局，却能凭借自身的产业实力，成为辐射浙中地区的县域经济中心，吸引人口、资金、技术等要素集聚，这正是省直管县改革的初衷：让经济实力强、有影响力的县，拥有更大权力和更多资源，实现均衡发展与自我突破。

三、共生之道：两种模式，撑起绍兴发展的 “双引擎”

回望十二年，我们不必纠结于 “哪种模式更好”，因为上虞与诸暨的实践，早已给出了答案 —— 撤县设区与省管县，都是适应区域发展的 “最优解”，它们在绍兴的土地上共生共荣，迸发出 “1+1>2” 的协同效应，也为浙江县域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浙江作为最早实施财政省直管县的省份，长期以来形成了市县均衡发展的特色，城乡差距较小，要素没有过分向特大城市集聚，但也存在除杭州、宁波外，其他城市规模不大的现实。绍兴的实践，恰好兼顾了两种模式的优势：以上虞为代表的撤县设区，助力做大中心城市，推动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以诸暨为代表的省管县，培育强大的县域增长极，夯实区域发展的根基，这种 “都市引领 + 县域支撑” 的格局，正是浙江推进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生动探索。

上虞的 “融”，让绍兴中心城市的框架进一步拉大，产业协同的效应进一步凸显，为绍兴参与长三角城市群竞合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诸暨的 “强”，让绍兴的县域经济更具韧性，民营经济的活力得以充分释放，成为绍兴抵御经济周期、稳定发展大盘的 “压舱石”。数据里的占比变化，不是上虞对诸暨的 “追赶”，而是两种模式下，两地各自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结果 —— 上虞在协同中补齐短板，诸暨在自主中放大优势，二者共同构成了绍兴 “中心引领、全域共进” 的发展格局。

更深刻的启示在于，两种模式的碰撞，打破了 “非此即彼” 的思维定式。撤县设区，适合那些区位优越、能够承接中心城市辐射、需要通过协同发展突破瓶颈的区域，正如上虞，依托绍兴中心城市的赋能，实现了从县域到都市新区的跨越；省管县，则适合那些产业基础雄厚、民营经济活跃、具备自主发展能力的强县，正如诸暨，凭借省直管县的权限，成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杆。这也印证了张占斌主任的观点：县改区要严控，省直管县要择优选取，唯有因地制宜，才能让体制改革真正赋能区域发展。

四、结语：不逐优劣，共生共长，方是县域发展的终极答案

站在 2025 年的节点，回望上虞与诸暨的十二年蝶变，我们读懂了两种模式的深层内涵：撤县设区的核心，是 “聚合力”，让县域融入都市，实现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省管县的核心，是 “激活力”，让强县保持自主，实现特色发展、错位竞争。它们就像绍兴发展的 “两只翅膀”，一只托举着中心城市的崛起，一只支撑着县域经济的繁荣，缺一不可。

浙江的县域发展，向来以 “多元共生” 为特色，上虞与诸暨的实践，正是这种特色的生动诠释 —— 没有千篇一律的发展路径，只有贴合自身实际的选择。上虞的 “融”，让我们看到了撤县设区对都市圈建设的推动作用；诸暨的 “强”，让我们看到了省管县模式对县域经济的赋能价值，二者共同为浙江乃至全国的行政区划调整，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十二年风雨兼程，上虞与诸暨，都在各自的模式下，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发展答卷。未来，上虞将继续深耕 “都市赋能” 之路，在绍兴三区融合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诸暨将继续坚守 “县域强县” 之路，在省管县模式下，进一步激活民营经济活力，放大特色产业优势。

而对于绍兴、对于浙江而言，两种模式的探索，从来不是为了分出胜负，而是为了找到更适合区域发展的路径 —— 让该融入都市的区域，借力腾飞；让该自主发展的强县，放手奔跑。当上虞的临港涛声与诸暨的浣江潮音交相辉映，当两种模式的化学反应持续迸发，绍兴的县域发展，必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浙江的县域经济，也将在多元实践中，绽放出更持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