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战场：15000门火炮无力反击，士兵们又如何寻求生路？

1945年，15000门火炮，在日军炮火覆盖的阵地前，却打不出一发制胜的炮弹：它们换回的，是怎样的生路？

1945年6月，距离日本宣布投降只剩下最后两个月。

重庆的一座简陋军械库里，一名负责统计的国军后勤军官，对着手中刚刚汇总上来的数字，久久没有出声。纸张上，密密麻麻地列着一串长长的清单：

60毫米迫击炮，4032门。
82毫米迫击炮，5631门。
81毫米迫击炮，969门。
杂式迫击炮，1232门。
150毫米重迫击炮，108门。
战防炮，1097门。
山炮，987门。
野炮，332门。
轻榴弹炮，158门。
重榴弹炮，82门。
……

总计，一万五千多门。

这是一个足以让任何一名中国军人热血沸腾的数字。八年了，从卢沟桥的枪声响起的那一刻，中国军队就一直在渴望着、梦想着能有这样一支炮兵。然而，当这份统计报告摆在桌面时，那位军官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喜悦，反而是一种说不出的复杂——苦涩，遗憾，甚至是一种隐隐的屈辱。

他知道，这15000多门炮，听起来像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甚至超过了很多欧洲强国的火炮总数。但构成它的，却是这样一幅图景：

其中五分之四，是迫击炮。而那不足十分之一的山炮、野炮、榴弹炮，此刻大部分正安静地躺在仓库里，或者刚刚从滇缅公路运抵国内，还没来得及运到前线，更没来得及向日军的阵地上，倾泻出一发愤怒的炮弹。

八年了，中国军队的士兵们，就是用血肉之躯，顶着日军的掷弹筒、步兵炮、山野炮，一寸一寸地坚守，一步一步地后退，又一寸一寸地反攻。当足以改变战场天平的火炮终于到来时，战争的时钟，却已经走到了尾声。

这是一个胜利者的遗憾，更是一个民族的叹息。

而这一切，都要从1937年那个炮火连天的秋天说起。

001

1937年10月，山西，忻口。

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把自己关在指挥部里已经整整一个下午。桌上的电报纸堆成了小山，每一份都像是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他心口发疼。

第21师师长李仙洲的电报，字迹潦草，显然是在极其紧急的情况下草就的：“敌增加部队在炽热炮火掩护下，向我63旅阵地数度猛攻，该旅阵地几全为炮火轰毁，我官兵等誓死抵抗，虽经击退，但该旅旅长吕祥云、126团团长王元堂均负伤，124、125两团营连排长伤亡殆尽，每连枪兵仅七、八名，多者不过10余名。”

卫立煌的手指，在那句“每连枪兵仅七、八名”上停留了许久。一个连，满编一百多人，如今只剩下七八条枪。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连的连长、排长、班长，几乎全部阵亡，意味着这个番号，已经在事实上被从作战序列中抹去了。

他放下李仙洲的电报，拿起另一份。这是第85师师长陈铁的：“职师自参战以来，官兵伤亡两千余人，营连排长伤亡殆尽，全师现仅编余一营……”

卫立煌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那些他见过面的面孔。陈铁是黄埔一期，打起仗来不要命，他的85师也是老部队了，就这样打残了。

还有第10师、第21师、第54师、第83师，还有独立第5旅，还有晋绥军参战的那几个旅……一份份电报翻过去，每一个番号后面，都是一串触目惊心的数字：三、四、五营不等，二、三百人。

更让卫立煌心疼的，是那最后一句：“火炮损坏10余门。”

10余门炮。对于当时忻口战场的中国军队来说，这不是10余门炮，是整个战役炮兵火力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

忻口会战，中国军队集结了8个军又3个师的兵力，约10万人。为了这次会战，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拿出了自己的老本——晋绥军的炮兵部队。中央军也调来了装备较好的炮兵团。在当时的中国战场上，这已经算是难得一见的“豪华”配置了。

然而，只有真正在前线指挥的人才知道，这种“豪华”，在日军的炮火面前，是多么苍白。

日军的炮兵阵地在哪儿？卫立煌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这边的炮，一开火，最多十几分钟，日军的炮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砸过来。打完了就跑，换一个地方再打，打不了几发，又得跑。

那是因为日军的炮兵观测手段，远比中国军队先进。他们装备了更精密的炮队镜、经纬仪，甚至有系留气球观测所。中国军队的炮刚推出掩体，日军的观测哨就已经标定了方位。而中国军队的炮兵观测，很多时候还得靠人爬到树上，用肉眼去看。

更要命的是射程。

中国军队当时装备的，大多是清末民初遗留下来的老炮，或者是仿制的克虏伯山炮、野炮。这些炮的射程，大多在五千米到七千米之间。而日军的三八式野炮、四一式山炮，射程比中国炮远了一两千米，更不用说他们还有九二式步兵炮这种轻便灵活、弹道低伸的利器。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日军的炮兵，可以舒舒服服地在中国军队的炮火射程之外，架起炮，从容地标定诸元，然后像打靶一样，一发一发地把炮弹送到中国军队的阵地上。而中国军队的炮兵，想要还击，必须把炮推到更靠前的位置，进入日军步兵的射程之内。那几乎是有去无回的任务。

卫立煌走出指挥部，站在一个土坡上，望向北边的方向。那里，沉闷的爆炸声从早到晚，几乎没有停歇。日军的炮火准备，往往持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炮弹像犁地一样，把中国军队的阵地翻了一遍又一遍。

很多阵地，就是在这样的炮火中，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不是士兵们不勇敢，不是他们不抵抗。是当炮弹落下的时候，人就像狂风中的稻草，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就被撕碎了。

卫立煌想起了第9军军长郝梦龄。郝梦龄在战前就写好了遗书，说自己身为军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10月16日那天，郝梦龄带着几个参谋，亲自到前沿阵地去视察。他太着急了，着急到忘记了危险。结果，在穿越一处隘口时，遭遇了日军机枪的扫射，郝梦龄当场牺牲。

他死的地方，离日军阵地还有好几里地。那是日军的炮火射程之内，是日军火力体系覆盖的范围。一名军长，就这样倒在了战斗最激烈的时候。

卫立煌后来给蒋介石发电报，说：“此间剧战半月，伤亡奇重……火炮损坏10余门。”他没有说的是，这10余门炮，几乎是中国军队手里仅有的能对日军构成一点威胁的重武器。它们坏了，没有了，接下来的仗，就更难打了。

002

忻口战役的教训，深刻地印在了每一个中国军人的脑子里。

日军真正的优势，根本不是那些军国主义宣传里吹嘘的“拼刺能力强”。那种东西，在真正的战场上，从来不是决定性的。

日军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构建起了一套体系齐全的火力体系。这套体系，跟世界上的顶尖强国——比如德国、美国——比起来，其实算不上最先进。但它在中国战场上，却是压倒性的存在。

掷弹筒，这东西在日军里，每个步兵小队（排）都有配备。它看着不起眼，就是一截铁管子，加上一个底座，打出去的炮弹也就是个加大号的手榴弹。但在战场上，它太实用了。迫击炮太重，带不动。掷弹筒轻，几个人扛着就走，随便找个弹坑一蹲，就能打。打一发，换个地方，防不胜防。它的弹道弯曲，专打躲在掩体后面、机枪打不到的人。中国军队的机枪手，很多时候不是被步枪打死的，是被掷弹筒一发炮弹端掉的。

步兵炮，日军的九二式步兵炮，更是经典。它只有两百多公斤，拆开来，骡马能驮，实在不行，人也能扛着走。山高路险，大炮上不去，它能上去。它打出来的炮弹，虽然不如山炮野炮威力大，但对于摧毁土木工事、机枪火力点，绰绰有余。中国军队在很多山区作战，根本没有像样的工事，就是用石头垒、用木头搭，九二式步兵炮一炮下去，就塌了。

山炮、野炮，那是日军师团级的火力支柱。日军的师团进攻，套路是固定的。先是飞机侦察，然后是炮兵开始试射，打几发，校正一下，接着就是大规模的炮火准备。炮弹像不要钱一样往中国军队的阵地上砸，一砸就是几个小时。等炮火停了，步兵才开始冲锋。这时候，中国军队阵地上活着的人，已经没多少了，就算活着，也被震得晕头转向，耳朵流血，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

这就是火力体系的威力。它不是靠某一种武器，而是靠各种武器组合在一起，形成一张网。掷弹筒打近距离的死角，步兵炮打机枪火力点，山野炮打纵深、打集结地、打指挥部。这张网层层叠叠，密不透风。

日本兵拼刺刀厉害吗？确实厉害。他们训练严格，拼刺技术好。但他们之所以能拼刺刀，是因为火力体系先把中国军队打得七零八落，死伤殆尽，剩下的残兵，要么没了子弹，要么没了力气，要么被震得站都站不稳。这时候，日军才端着刺刀冲上来，进行所谓的“最后的一击”。

如果没有前面的火力体系，日军拿什么跟人拼刺刀？

太平洋战场上，日军也想跟美军拼刺刀。可是美军给它们这个机会吗？美军的火力体系，比日军又高出一个层次。海面上，军舰的巨炮在轰；天上有飞机在炸；地面上，坦克开路，后面跟着步兵，步兵手里的半自动步枪、冲锋枪，火力密度远超日军的栓动步枪。日军还没冲到跟前，就已经被打成了筛子。

谁跟你打白刃战？

《亮剑》里的李云龙说得直白：“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呀！”

这句话，是所有在那个年代跟日军交过手的中国军人的心里话。

003

可是，没有。

1937年到1941年，是中国军队最难的几年。

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投入了最精锐的德械师，装备了从德国买来的150毫米重榴弹炮。那是当时中国军队压箱底的宝贝。开战之初，这些重炮发挥了威力，一发炮弹下去，日军的工事就没了。可好景不长，日军的飞机很快就找到了中国炮兵阵地的位置。一阵狂轰滥炸，那些好不容易才运到上海的重炮，有的被炸毁，有的因为来不及转移，只能炸掉，不让它落在日本人手里。

南京保卫战，中国军队退守南京，很多部队连饭都吃不上，更别说炮了。那些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部队，重武器几乎丢光了，只能拿着步枪，去顶日军的坦克和重炮。

武汉会战，中国军队吸取了教训，开始懂得如何用劣势火力去对抗优势火力。他们利用地形，挖反斜面阵地，把部队藏在山的背面，日军的炮火打不到。等日军步兵开始爬山了，再冲出来打。这种打法，确实有效，但也只是在特定的地形下。一旦到了平原，到了开阔地，还是得硬扛。

1938年，台儿庄大捷。中国军队第一次在正面战场击败日军一个师团。举国欢腾。但只有前线将领心里清楚，这场仗赢得有多险。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把自己的警卫营都派了上去，跟日军在台儿庄寨子里打巷战，一寸一寸地争夺。最后能赢，靠的是日军轻敌，靠的是中国军队的血肉之躯，靠的是西北军的大刀片子。火炮？有，但不多，也起不了决定作用。

整个抗战前期和中期，中国军队的炮兵，始终处于极度匮乏的状态。

那些从军阀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杂牌火炮，型号繁杂，有法国的、德国的、日本的、俄国的，甚至还有清朝末年留下来的老古董。炮弹打一发少一发，打完了就没地方补充。很多炮，不是打坏的，是没炮弹了，成了废铁。

那些自产的迫击炮，成了中国军队最主要的火力支柱。20式82毫米迫击炮，是中国兵工厂仿制法国的布朗德迫击炮，性能不错，结构简单，便于生产。这种炮，被广泛装备到师、团一级。很多步兵师，名义上有个炮兵营，实际上就是三个迫击炮连，总共十几门82毫米迫击炮。团里呢，每个营配两门迫击炮，这就是营团级的火力支柱。

靠着这些迫击炮，中国军队艰难地撑过了最黑暗的时期。

004

1941年，华北方面军的一份实力统计，落到了八路军的情报人员手里。

这份统计，清晰地勾勒出了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火力优势：

大口径榴弹炮、加农炮，共计93门。
山炮、野炮，超过700门。
步兵炮，将近500门。
掷弹筒，近6000具。

这还不算日军从国军手里缴获的那些山野炮和迫击炮。

这是一份令人窒息的清单。

700多门山野炮，是什么概念？在当时中国军队里，一个集团军能有一个山炮营，就算精锐了。一个山炮营，满打满算也就12门炮。700门，相当于近60个这样的山炮营。而当时整个正面战场上的国军，都凑不出这么多山野炮。

近6000具掷弹筒，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一个日军小队，都有两到三具掷弹筒。在连排级战斗里，掷弹筒就是日军的“伴随火炮”。中国军队一个连，只有两三挺轻机枪，几支步枪。日军一个连，除了轻重机枪，还有好几具掷弹筒。打起来，中国军队的机枪刚刚开火，日军的掷弹筒就敲过来了。一炮下来，机枪手倒了，副射手刚顶上去，又一炮过来。

这就是体系齐全的火力。从上到下，从远到近，从大到小，日军全都覆盖了。

而中国军队呢？

1941年的八路军，很多部队连步枪都配不齐，还得用大刀、长矛。能有几发子弹，就算富裕了。看见日军，能打就打，打不过就跑，跑不了就拼。拼刺刀，那是最后的手段，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有枪有炮，谁愿意去跟端着刺刀的鬼子拼命？

国军的情况，比八路军好一些，但也只是相对而言。正面战场的压力，始终存在。日军的进攻，一波接一波。每次会战，国军都要付出巨大的伤亡，才能勉强顶住。那些仅有的山炮、野炮，成了宝贝疙瘩，轻易不敢动用。因为打一发少一发，炮坏了没法修，炮弹打光了没法补。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41年底。

005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这个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正在吃晚饭。他放下筷子，沉默了很久，然后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抗战胜利，有望了。”

从这一天起，中国的抗战，不再是孤军奋战。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工业强国，成了中国的盟友。

但援助不是马上就能到的。美国有自己的战争要打，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都需要大量的物资。能分给中国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运输通道是一个大问题。日军占领了缅甸，切断了滇缅公路。美国只能靠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用运输机把物资一点点运进来。那是一条极其危险的航线，天气恶劣，日机拦截，坠毁的飞机不计其数。运进来的物资，少得可怜。

直到1943年，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甸发起反攻，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大规模的美国援助，才终于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美国援助的重头戏，是美械装备。

对于习惯了“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军队来说，美械装备简直是天降神兵。

先说迫击炮。

60毫米迫击炮，美军每个步兵连配3门。这种炮轻便灵活，一个人就能扛着跑，打起来又准又狠。在驻印军里，美械装备的优先供应对象，孙立人的新1军，一个军就装备了486门60炮！这是什么概念？平均每个连，可以分到6门！一个连6门炮，打起仗来，简直就是行走的弹药库。步兵在前面走，遇到日军火力点，根本不用请示上级，连长直接下令，几门60炮一起开火，几分钟就把火力点端了。

81毫米迫击炮，这是营级支援火炮。驻印军和远征军的美械师，每个营都配有一个迫击炮排，装备4门81毫米迫击炮。这种炮威力更大，射程更远，能打两三千米。营长手里有了这东西，腰杆子就硬了，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眼巴巴地等着师部、军部的炮兵来支援。

还有更厉害的。驻印军总部，直属一个155毫米榴弹炮团，两个105毫米榴弹炮团。这可是大口径的重炮，一发炮弹下去，能把日军的碉堡整个掀翻。在缅北战场，每当进攻受阻，中国驻印军的重炮就开始发言。155毫米的炮弹，带着呼啸声落在日军阵地上，炸出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弹坑。躲在工事里的日军，被震得七窍流血，活活震死。

那是中国军人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火力优势。

006

1945年初，滇缅公路终于完全打通。

一支长长的车队，沿着蜿蜒的山路，从缅甸开向云南。车上满载的，是一门门崭新的美制火炮，一箱箱黄澄澄的炮弹。沿途的中国百姓，站在路边，看着这支车队经过，很多人流下了眼泪。

八年了，终于看到了自己的重炮。

这些火炮，被紧急运往全国各地，装备正在整训的国军部队。

按照美国顾问制定的编制，每个美械军，应该配属一个105毫米榴弹炮营；每个美械师，配属一个75毫米山炮营。再加上团、营、连各级配属的迫击炮、战防炮，一支美械军的火力，比日军一个甲种师团还要强。

国军开始大规模换装。

重庆的兵工厂也开足了马力。多年的抗战，让中国的军工人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利用美国提供的设备和图纸，开始大量生产60毫米迫击炮和82毫米迫击炮。虽然跟美制原厂的炮比起来，质量还有差距，但数量上，足以弥补。

1945年6月，后勤部门进行了一次全面统计。

结果出来了：全军共有各种火炮15000多门。

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从来没有拥有过的庞大炮兵力量。

但统计人员也注意到了另一个事实。

这15000多门炮，迫击炮占了五分之四。60炮4032门，82炮5631门，81炮969门，杂式迫击炮1232门，还有108门150毫米重迫击炮。加起来，正好12000多门。

战防炮1097门，平射炮161门，机关炮271门，高射炮268门。这些炮，大多是从抗战初期幸存下来的，型号繁杂，弹药供应困难。

最核心的山炮、野炮、榴弹炮，加起来，还不到1600门。

这1600门炮里，山炮987门，野炮332门，步兵轻榴弹炮30门，轻榴弹炮158门，重榴弹炮82门。

换句话说，中国军队真正能对日军构成绝对火力优势的重型火炮，只有那82门重榴弹炮。而即使是这82门，很多也还在运输途中，或者刚刚交付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

而那些数量庞大的迫击炮，虽然可以在近距离战斗中发挥巨大作用，但在真正的攻防战役中，它们无法替代山炮、野炮的作用。迫击炮的射程有限，弹道弯曲，难以压制日军的远程炮兵。要想在阵地上彻底压倒日军，还是得靠那些大家伙。

007

1945年4月，湘西。

日军为了破坏中国军队在湘西的空军基地，发动了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湘西会战。

此时，第一批美械部队刚刚完成整训，正准备投入战场。

74军，这支在抗战中屡立战功的“抗日铁军”，此时正在湘西休整。他们是最早换装美械的部队之一。军长施中诚，看着自己手下那些崭新的美制山炮、迫击炮，心里既有兴奋，也有遗憾。

兴奋的是，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鸟枪换炮了。以前一个师只有几门破山炮，炮弹还经常不够。现在一个师配一个山炮营，12门崭新的美制75毫米山炮，炮弹敞开了打。

遗憾的是，这炮来得太晚了。如果早一年，甚至早半年，长沙会战也许就不会输得那么惨。如果早两年，远征军入缅作战，也许就不会那么艰难。

湘西会战打响了。

日军还是老套路，先是飞机侦察，然后炮兵开火。但他们很快发现，对面的中国军队，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日军的炮火一响，中国军队的阵地上就只能被动挨打，连头都抬不起来。现在不一样了。日军的炮火刚停，中国军队的炮兵就开始还击。迫击炮、山炮，一齐开火，把刚刚冲出来的日军步兵，又给打了回去。

74军的一名老兵后来回忆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我们自己的炮弹在头上飞，那个声音，太美了。以前听鬼子的炮弹飞，心里发慌。听我们自己的炮弹飞，心里踏实。”

湘西会战，中国军队大获全胜。日军伤亡两万多人，狼狈溃退。

这是抗战最后一次大规模会战，也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在正面战场上，用火力压制住了日军。

008

然而，湘西会战的胜利，改变不了一个更大的事实。

从1945年春天开始，日本在各个战场上都陷入了困境。太平洋上，美军逼近日本本土。中国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开始了局部反攻。正面战场上，国军完成了整训，准备发动大规模反攻。

那15000多门火炮，终于要派上用场了。

1945年8月，何应钦在昆明主持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反攻广州。按照计划，国军将集结数十万大军，在空军的掩护下，用那15000多门火炮，给日军最后一击。

炮兵指挥官们兴奋地讨论着，如何分配那些重炮，如何组织炮火准备，如何在日军的阵地上，倾泻八年积攒下来的怒火。

会议开到一半，一名参谋匆匆走进会场，递给何应钦一份电报。

何应钦看了一眼，脸色变了。

他站起身，对与会的将领们说了一句话，全场鸦雀无声。

然后，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那份电报上只有几个字：日本，准备投降了。

009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来，整个中国沸腾了。

重庆的大街上，人们涌上街头，欢呼、流泪、放鞭炮。延安的窑洞里，毛主席写下“庆祝抗战胜利”几个大字。前线阵地上，士兵们把枪举过头顶，对着天空，打光了所有的子弹。

那一天，没有人追究那些子弹是不是浪费。八年了，实在太久了。

而那15000多门火炮，最终没有在对日作战的战场上，发出它们应有的怒吼。

它们静静地停在仓库里，或者摆在刚刚整训完的部队的操场上，等待着永远不会到来的反攻命令。

9月2日，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了投降书。9月9日，南京，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举行。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递了降书。

那15000多门火炮，作为胜利者的战利品，参加了随后的受降仪式。它们被擦拭得锃亮，排列在南京的街道两旁，接受人们的检阅。

一名当年参与过火炮统计的后勤军官，站在人群中，看着那些炮，泪流满面。

他知道，这些炮来得太晚了。如果它们能早来三年，甚至早来一年，会有多少年轻的士兵，不必用血肉之躯去顶日军的炮弹？会有多少场战斗，不必打得那么惨烈？

但他也知道，这些炮，最终还是来了。

它们证明了一件事：中国，这个古老的民族，在最艰难的时刻，没有倒下。她撑住了，撑到了盟友的到来，撑到了胜利的降临。

而那些没有等到胜利的战友们，如果能看到这些炮，想必也会含笑九泉。

010

1945年之后，这15000多门火炮的命运，各有不同。

有些被用于后来的解放战争，换了主人，换了战场。有些因为老旧，被陆续淘汰、拆解。有些一直服役到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人民解放军最初的炮兵家底。

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拥有的足以与世界强国比肩的炮兵力量。

它们的到来，标志着中国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这个句号，是用无数的牺牲、忍耐和坚持换来的。

站在今天的视角回望，那15000多门炮，是一个民族在绝境中苦苦支撑的缩影。它们数量庞大，却大部分是迫击炮；它们终于到来，却错过了最后的决战。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一个古老文明，在最黑暗的时刻，依然没有放弃对光明和力量的渴望。

1945年8月的那一天，当重庆的百姓在街头狂欢，当延安的军民扭起秧歌，当南京的街道上排列着崭新的火炮，有一句话，在每个中国人心头回荡：

我们赢了。

这胜利，来得太晚。这胜利，代价太大。但最终，它还是来了。

而那15000多门炮，就是这胜利最沉重的注脚。

尾声

七十多年后，一名年轻人走进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他在一个展柜前停下脚步。展柜里，摆放着一门锈迹斑斑的迫击炮。旁边的说明牌上写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使用的82毫米迫击炮。

年轻人看了很久。

他不知道这门炮，是不是当年那15000多门中的一门。但他知道，正是靠着这些看上去简陋的武器，他的先辈们，打赢了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

他想起了一句话，那是当年一个老兵说的：

“炮来了，可惜晚了点。但总比不来好。”

是啊，总比不来好。

在历史的长河里，有些东西，终究会来。哪怕它来得再晚，也值得等待。

因为等待的背后，是一个民族永不屈服的脊梁。

参考 《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史料》，凤凰出版社，2017年。 张建中：《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火炮装备与作战研究》，《军事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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