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当过侦察连长,打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身上留着弹片,勋章收在铁盒里,1950年组织上想让他留在县武装部工作,他摆摆手说要回去种地,公社敲锣打鼓欢迎他回来,说他是全县功劳最大的人,可是他回来后没有分到房子,户口也没迁进城里,孩子上学还得交钱,那时候军功就只是个荣誉,不是什么通行证,我后来想,他不是不想留下,是知道就算留下来也难扎根,农村的门关得比城门还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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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上走镖时,把铁枪插在村口的芦苇坑边,意思是家里快没粮食了,路过老镖师看见,就悄悄放下银元或米面,不说话直接离开,这叫“插枪借钱”,靠的是义气支撑,到了民国那会儿,两代人赌钱抽大烟,地契一张张卖光,铁枪还插在原地,却没人再信这一套,道德讲得再好,饭碗也保不住,老规矩遇上乱世,碎得比瓷碗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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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一九五三年的时候,太爷爷把家里的金镯子和银筷子全都熔掉了,浇成几块疙瘩,让他儿子埋到后山去,后来谁也没有去挖出来。问过家里老人,说是怕被查财产,那时候风声紧,私藏金银会被认为是不清白的事情。那几块金锭可能早就烂在土里了,也可能被野猪拱走了,反正家里再也没人提起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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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姓芈,她家祖上是登州府的读书人,却嫁给了我爷爷这个贫农,外人说她图的是成分好,其实那时候书香门第反而更危险,被划成地主余孽不是没可能,嫁给贫农就像买一份保险,但保险也不一定管用,文革来了,成分好照样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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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在一九七七年考上政法大学,他独自埋头看书学习,考试结束后就病倒了,录取通知书寄到村委会,却被人半路截走,查不到任何记录,也没地方说理,那时候个人档案都由生产大队保管,一个公章就能改变人生道路,现在回想起来,他不是运气不好,而是生在制度还不完善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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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叔公当年闯关东,兄弟三人坐的不是同一趟火车,大哥在辽宁下车跟着修铁路,二哥留在吉林码头扛货物,老三直奔黑龙江开荒地,他们原本没有具体打算,每回都是到站时看见招工告示,随手就报了名,如今三家人说话口音已经不一样,连每年祭祖要烧的纸钱样式也各不相同。
姑妈当年高考没考上,被分到烟草站工作,同学们都笑话她这辈子算完了,结果那几年烟草系统自己收税还发福利,工资比当老师的高出一截,现在她每月领的退休金比隔壁中学老师多两千块,有些路看着走偏了,反倒赶上了好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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