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明远,今年二十八,博士帽是戴上头了,可心里最沉甸甸的,不是那本烫金的学位证,而是站在人群外头、一身旧衣裳的那个女人——我的继母,李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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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那天毕业典礼的场面是真热闹,来的家长一个个穿得板板正正,有的还捧着鲜花,就我妈,站在老远的一棵法桐底下,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脚上还是那双解放鞋,鞋帮子上沾着泥点子没擦干净。我知道,那是她凌晨扫街的时候沾上的。她不舍得穿我买的那件新衣裳,说“留着过年穿”。其实她哪儿舍得过年穿,她是怕穿坏了。
典礼开始前,我跑过去拉着她的手,让她站近点。她直往后缩,嘴里念叨:“我这身打扮,别给你丢人。”我当时眼泪差点下来,我这条命都是她给的,她穿的啥,我还在乎这个?
说起来,我这辈子能走到今天,全靠这个跟我没有一滴血缘关系的女人。
我妈走得早,我六岁那年她就没了。八岁时,我爸领回来一个女人,皮肤黑黑的,瘦瘦小小的,话不多,见了我就是笑。那会儿我不懂事,对她爱搭不理,心里头总觉得她是外人。可她从没恼过,打我记事儿起,她就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为了供我念书,她跑去扫大街,凌晨三点钟,外头黑咕隆咚,她就扛着扫帚出门了。这一扫,就是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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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冬天那风跟刀子似的,她的手年年冻裂,肿得跟胡萝卜似的;夏天太阳毒,汗能把衣裳湿透好几回。她从不多说一个字,回家就把那点工资塞给我爸:“给孩子攒着念书。”我念高中那会儿,我爸在厂里出了事,干不了重活,家里就她一个人撑着。我跟她说不想念了,想出去打工,她头一回骂了我,眼眶通红:“你不好好念书,我这街是白扫的?我就是拼了命,也得把你供出来!”
从大学到硕士,再到博士,我就这么一路念上来了,她就这么一路苦下来了。为了多挣几个钱,她主动跟环卫所要了第二条街,扫完街还去捡破烂,瓶瓶罐罐、废纸壳子,攒一堆卖个十块二十块,全都塞给我。我劝她歇歇,她就那句话:“等你毕业,妈就享福了。”
那天毕业典礼,我带她来,就是想让她亲眼看看,她儿子出息了,她二十年的苦没白吃。
结果呢,发生了一件事,把我自己也给震住了。
我的博导周教授,在学校里头那是响当当的人物,头发花白,学问大,人也端着点架子。那天他走过来跟我握手,一扭头看见我旁边的继母,整个人就跟被雷劈了似的,愣在那儿一动不动。半天,他才哆嗦着问出一句:“秀英?是你吗,秀英?”
我妈也愣了,嘴张了半天:“小……小周?”
我当时脑子里嗡嗡的,啥情况?我妈一个扫大街的,跟我博导认识?
周教授眼圈一下就红了,抓着我的手,又抓着我妈的胳膊,声音都发颤。他告诉我们,四十三年前,李秀英是省城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成绩全班第一,是他们老师最看好的苗子。那时候大家都说,秀英这姑娘将来是要当大学问家的。可谁知道,就在快毕业那年,她家里出了事,老爹病重没人管,她咬着牙退了学,从此再也没回过学校。
周教授说,他们那届同学后来找过她,可怎么找也找不着。谁能想到,当年的才女,为了一个家,为了一个没有血缘的儿子,扫了二十年的街。
我抱着我妈,眼泪止不住地流。她这辈子,本不该是这样的。她本来可以穿旗袍上讲台,可以拿教鞭做学问,可以在那棵法桐下头跟老同学叙旧,而不是远远站着怕给我丢人。可她一句话就把我的心疼给堵回去了。她说:“人各有命,我不后悔。明远出息了,我就值了。”
有句老话叫“生而未养,断指可还;未生而养,几世难还”。我妈就是这样的人,她用自己的人生,换了我的人生;用二十年的扫帚,换了我二十年的书桌。
如今我在大学里教书了,第一件事就是让她把那把扫帚撂下。我给她买了旗袍,让她过几天安稳日子。她穿在身上老不自在,说这衣裳太滑溜,穿着不得劲儿。我逗她:“那你还扫不扫街了?”她瞪我一眼:“不扫了,再扫你该娶不上媳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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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心里头明白,我这辈子欠她的,还也还不完。但有一点我敢拍着胸脯说——有她在,我就有个家。这个家,跟血缘没关系,是她一笤帚一笤帚扫出来的。
我就想问一句,这世上,还有多少这样的母亲,把自个儿的光亮全给了别人,却把自己藏在暗处?咱们这些当儿女的,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让她们,也站到光亮里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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