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国化”最彻底的4个国家，有一个已经完全西化了

四个“去中国化”最彻底的国家，如今三个悄悄往回走

2026年2月，首尔。

一位韩国高中生正在准备三星入职考试。笔试第三科，他深吸一口气，翻开试卷——汉字能力测试。

30道题，20分钟。他必须读懂“诉讼”和“上疏”的区别，否则连简历关都过不去。

而在60年前，他的爷爷那代人，曾被朴正熙政府告知：“废除汉字，是民族独立的最后一步。”

如今，独立没有走完，汉字倒是回来了。

这并非孤例。日本在悄悄增加中小学汉字课时，越南中文培训班遍地开花，新加坡年轻人开始追问“华人身份到底是什么”。

四个曾经最坚决“去中国化”的国家，如今有三个正在沉默地、笨拙地、不情愿地——往回走。

一、日本：吃过苦瓜不承认嘴苦

1868年，明治天皇发布《五条御誓文》。

台下穿和服的官员，第二天就换上了西装。福泽谕吉在《脱亚论》里写：“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

恶友名单里，排第一位的是中国。

此后的日本做了三件事：发明假名，限制汉字数量，把儒家思想收进仓库、贴上“日本传统”的封条。

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

研究员对着《参天台五台山记》——一部11世纪日本僧人的访华日记——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成现代日语。

因为原文是汉文，现代日本学者读不懂。

一位东大教授在采访里苦笑：“我们花了三代人建立‘日本文化独立’，现在又花一代人补汉字课。”

2025年，日本文部省修订《学习指导要领》，小学汉字教学字数从1026字增至1110字。幅度不大，方向耐人寻味。

他们扔掉的，正在弯腰捡回来。

二、韩国：砍完发现那是自己的腿

1968年，朴正熙站在青瓦台。

他签署总统令：公文全部改用韩文专用，汉字从教育课程中移除。

理由是：汉字是封建残余，是民族自卑的象征。

五年后，首尔地方法院。

一位法官对着两份文件发愣。原告递上的“상소”，到底是“上疏”还是“上诉”？读音一模一样，意思天差地别。

那一年，韩国法律界私下流传一句话：“废除汉字，等于让法官摸着石头过河。”

2025年，三星集团人事报告里多了一行小字：“汉字能力，入职加分项。”

现代汽车跟进。韩国五大集团，四家把汉字测验写进招聘简章。

去年冬天，首尔大学开设“汉文基础”通识课，开放名额300人，3分钟抢光。

一位大二女生在课后接受采访时说：“我不是喜欢汉字，我是想读懂奶奶家那本族谱。”

她不知道扉页第一行写着什么。

三、越南：被殖民者卸掉的文化回路

这四个国家里，越南的“去中国化”最被动。

1887年，法国印度支那总督府。

殖民官员合上一本《大越史记全书》，对翻译说：“以后学校教拉丁字母，这东西不许再看。”

不是建议，是命令。

此后七十余年，越南用拼音文字“国语字”完成了扫盲，也完成了文化断层。

2026年，河内国家大学图书馆。

一位历史系博士生申请借阅黎朝时期的科举考卷。管理员调出目录，屏幕上跳出提示：

“本档案为汉文书写，是否预约中文翻译服务？”

博士生愣了一下，点头。这是她本学期第四次预约这项服务。

她研究的是越南古代史，阅读材料却要从中国进口。

更魔幻的是市场反馈。

胡志明市第五郡，近年冒出三十多家中文培训班。招生广告很直白：“学好中文，工资翻倍。”

中越贸易额突破2600亿美元那年，河内一家劳务公司的HR说漏了嘴：

“我们不要求越南人会写汉字，但至少要会读中文说明书。”

四、新加坡：唯一不往回走的那个

1980年，南洋大学礼堂。

最后一任校长宣布：南大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

台下有人在哭。这座海外唯一的华文高等学府，走完了25年的路。

李光耀在回忆录里写得很冷静：“英语不是母亲的舌头，却是生存的喉咙。”

四十年后，新加坡组屋楼下。

一位华裔老太太用闽南语问孙子：今晚回不回来吃饭？

孙子用英语答：I have class, Grandma.

他的中文词汇量，刚好够点奶茶、认地铁站名。

2025年，新加坡统计局数据：家中主要讲华语的居民比例，首次跌破40%。

有趣的是，同一年，“华人文化认同”主题沙龙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连办四场，场场爆满。

一位1998年出生的华裔女生在沙龙上发言：

“我会说英文，爱吃西餐，看美剧不用字幕——但春节回奶奶家，桌上摆的还是外婆传下来的那套青花碗。”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华人，我只知道我不能假装它不存在。”

五、理性思辨：删掉的文化，会从后门回来

这四个国家的故事，常被简化成“汉字回归”“中华文化复兴”。

我不这么看。

日本的“增汉字”，更多是实用主义——学生读不懂古文、学者翻不了档案。韩国企业加考汉字，因为跟中国人做生意需要双语人才。越南人学中文，动机和学英语没有本质区别：赚钱养家，改善生活。

这不是文化皈依，是市场纠错。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另一层：

日本当年废汉字，是为了证明“我比中国先进”；韩国断汉字，是为了证明“我比中国独立”；越南换文字，是被殖民者按住换血；新加坡选英语，是在大国夹缝里求呼吸。

四张处方，治的是同一种病：离你远一点，我才是我。

但四十年过去，最先喊“脱亚”的日本，最坚决“断根”的韩国，被迫换文字的越南，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现：

有些文化记忆，删除之后，系统反而报错。

那不是怀旧，是功能缺失。

你可以换语言，换不了语感。可以改名字，改不了记忆的路径。

六、结尾：一个人不会说错自己的名字

去年冬天，一位在日本教汉学的前辈给我讲了个细节。

他在京都大学开《论语》研读课，报名者寥寥。今年同样的课，改名叫《东亚思想中的“孝”》，来了四十多人。

课后有个学生问他：“老师，孝道到底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

他想了很久，答：“如果一个东西，你从小在用，它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你从哪里拿到它，是你拿到之后，有没有把它传下去。”

学生没再追问。

窗外京都塔亮着灯，他忽然想起《论语》里那句：

“告诸往而知来者。”

一个国家想走多远，不只看它造出多少新东西，也看它读懂了多老的句子。

文化不是旗袍，过节穿一下。文化是骨头的密度，你看不见，但走路的时候，它撑着。

删掉它，你轻了。

走几步，才发现那根本不是轻，是飘。

本文综合《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日本文部省公开资料、韩国统计厅年报、越南教育培训部数据、新加坡统计局2025年报及相关学术文献，力求客观呈现各国文化政策演变脉络。观点仅代表作者独立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