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大文人成冤家！政治上君子反目、师徒成仇，吵穿整个两宋朝堂！

王安石

重点领悟：

5对大宋文人死磕到底！朝堂、文坛互掐，最后王苏一对互谅，但已斗残北宋江山！

4场政斗+1场诗战！宋代文人翻脸比翻书快，恩怨戳心 ，两败俱伤！

司马光

笔墨斗朝堂：宋代五大文人恩怨实录

咱老话说文人相轻，可放到两宋三百多年的朝堂与文苑里，这“相轻”根本就是小儿科。这里的文人掐架，从来不是咬文嚼字的小别扭，而是裹着政治立场、学术理念、脾气秉性的死磕——能把好好的朝堂撕成两半，能把莫逆之交变成陌路仇人，能把师徒知遇闹成心生嫌隙，甚至能改写大宋的国运走向。

今天咱就掰开揉碎了，用最接地气的大白话，把北宋南宋最出名的五对文人冤家，从相识交好到反目较劲的前因后果、一言一行、一颦一笑，完完整整地讲出来，每一个细节都抠着正史来，不瞎编、不糊弄、不偷工减料，把那段藏在诗词文章背后的恩怨情仇，说得明明白白。

变法死磕：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君子决裂

北宋嘉祐三年的京城群牧司，暮春的槐花开得满院雪白，风一吹，花瓣落在案头的书卷上，添了几分文雅。两个年纪相当、品行端方的年轻人，常常凑在一处秉烛夜谈，一个是砸缸救友、以耿直闻名的司马光，字君实；一个是满腹经纶、性子执拗的王安石，字介甫。

那会儿两人无党无派，不贪权、不谋私，都是朝野上下公认的真君子。司马光沉稳内敛，做事一丝不苟；王安石刚直果决，心怀天下。他们聊诗词歌赋，聊民生疾苦，聊大宋积贫积弱的顽疾，常常聊到深夜，酒温了一遍又一遍。

司马光捻着下巴的短须，望着窗外的月色，长长叹了口气：“介甫，你看如今这朝廷，冗官多如牛毛，冗兵耗空国库，冗费压得百姓喘不过气，再这么守着老规矩混日子，早晚要出大乱子啊。”

王安石攥着手中的狼毫笔，指节捏得发白，眼睛亮得像燃着火，“啪”地一声将笔拍在案上：“君实兄说得对！祖宗之法早就烂透了，不彻底革新，大宋迟早要亡！必须大刀阔斧改，改得彻底，才能富国强兵！”

司马光闻言皱紧了眉头，轻轻摆了摆手：“革新可以，但不能急。祖宗法度行之百年，根基深固，贸然大刀阔斧，只会天下大乱，得慢慢调、缓缓改，稳中求进才是正道。”

那时的他们，只是治国理念上的小小分歧，举杯对饮时依旧惺惺相惜，谁也没料到，短短几年后，这份分歧会变成你死我活的政敌之争，把北宋朝堂彻底撕裂。

治平四年，年轻的宋神宗即位，这位少年天子一心想重振大宋雄风，看遍满朝文武，唯独相中了敢说敢干、立志变法的王安石。熙宁二年，王安石被拜为宰相，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正式拉开大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一项项新法接连推出，他更是喊出了震碎朝野的三句豪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这一下，司马光彻底坐不住了。他本就坚守“守成稳国”，又亲眼看着新法到了地方官手里变了味：青苗法被强行摊派，百姓不想借贷也得借，到期还不上钱就被抓进大牢、抄家卖儿；免役法逼得底层贫民掏不出免役钱，只能变卖田产、流离失所。他看着百姓受苦，心如刀绞，直接在金銮殿上跟王安石撕破了脸。

神宗端坐龙椅，脸色凝重，文武百官分列两侧，连呼吸都放轻了，大殿里的气氛僵得能冻住人。王安石身着紫袍宰相官服，腰板挺得笔直，拱手朗声奏道：“陛下，变法推行一年，国库已然充盈，边防军备补齐，百姓有粮可食，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成效！那些非议之声，全是守旧庸人不愿变革，怕动了自己的利益！”

司马光立刻跨步出列，气得花白胡须不停颤抖，脸色铁青，声音铿锵有力：“陛下万万不可被表象蒙蔽！青苗法扰民害民，市易法与民争利，免役法敲骨吸髓，这哪是富国强兵，分明是搜刮民脂民膏！祖宗之法不可废，介甫这般急功近利，迟早要毁了大宋江山！”

两人当着皇帝的面吵得面红耳赤，一个执拗到底、非变不可，一个固执如石、半步不让。宋神宗一心支持变法，司马光知道自己在京城再无立足之地，心灰意冷之下，主动递上辞呈，退居洛阳，闭门十五年，一门心思编修《资治通鉴》。

离京前夜，司马光挑灯夜书，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字的长信，字字恳切，句句含泪，劝他顾念苍生，停下激进变法。王安石看完信，只回了一封简短的《答司马谏议书》，态度坚决，半分退让都没有。一对莫逆之交，就此彻底决裂——没有私人恩怨，没有利益争斗，只为各自心中的治国大道，成了一辈子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元丰八年，宋神宗驾崩，高太后垂帘听政，她一向痛恨新法，立刻派人召回司马光主政。此时的司马光已是风烛残年，拄着拐杖走两步都喘粗气，可一上朝，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尽废新法，一天都不肯多等。

苏轼、范纯仁等大臣苦苦相劝：“司马相公，新法里免役法、保甲法尚有可取之处，不必尽数废除啊！”

司马光坐在太师椅上，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眼神硬得像铁，摆了摆手，一字一句道：“新法全是祸国殃民的恶法，我就算明日便死，今日也要把它废得干干净净！”

短短数月，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被一扫而空。远在江宁隐居的王安石听闻消息，当场急火攻心，一口鲜血喷在案头的书卷上，瘫倒在地，没多久就郁郁而终。而司马光也在废完新法后，耗尽最后一丝心力，撒手人寰。

这两位君子，一辈子都在为大宋较劲，却亲手拉开了北宋新旧党争的大幕。此后几十年，新党、旧党轮番上台，互相打压、倾轧内耗，把北宋的最后一点国力彻底掏空，最终落得靖康之耻、国破家亡的下场。

苏东坡

文苑知音政途殊途：王安石与苏轼

嘉祐二年的京城贡院，灯火彻夜通明，空气中飘着浓浓的墨香与考生的汗味。这一年的科举主考官，是北宋文坛当之无愧的盟主欧阳修，副考官是大诗人梅尧臣。考卷实行糊名阅卷，梅尧臣翻到一份考卷，读罢拍案叫绝，立刻递给欧阳修。

欧阳修捧着考卷，细细品读《刑赏忠厚之至论》，越看越激动，手都忍不住颤抖：“此文笔力纵横，见解独到，堪称天下奇文！老夫这辈子，从未读过如此惊艳的文章！”他本想定为第一，又怕是自己弟子曾巩的考卷，为了避嫌，最终定为第二。拆封一看，考卷的主人竟是眉州青年苏轼！

欧阳修对着满朝考官开怀大笑：“读苏轼的文章，老夫汗都出来了！这样的惊世才华，老夫当避此人，出一头地！”从此，苏轼成了欧阳修最得意的门生，一夜之间名震京城，这是铁板钉钉的史实，半分错不得。

此时的王安石，已是文坛有名的才子，比苏轼年长十几岁，正是欧阳修赏识提携的后辈。苏轼初入京城，对王安石的才学与风骨十分敬重；王安石也读过苏轼的文章，对这位少年才子的文采赞不绝口，两人最初相见，满是惺惺相惜，毫无半分嫌隙。

可这份文人之间的相惜，终究败给了政治政见。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苏轼被外放杭州、密州、徐州等地做官，亲眼目睹了新法在地方的执行乱象：地方官为了邀功请赏，强行给百姓摊派青苗钱，不管百姓需不需要；市易法垄断市场，小商贩被逼得走投无路，沿街乞讨；保甲法强迫百姓弃农从军，大片良田荒芜。

苏轼本就心慈手软，见不得百姓受苦，当即挥笔写下《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言辞恳切，直指新法弊端：“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新法扰民，天下怨声载道！”

奏折送到王安石手中，他气得当场将奏折摔在地上，脸色铁青，对着左右幕僚怒声呵斥：“苏轼空有一身惊世才华，却不识大体！被保守派蛊惑，公然诋毁变法大业，真是才高识浅，不堪大用！”

从此，王安石把苏轼视作保守派的马前卒，处处排挤打压。宋神宗爱惜苏轼才华，想任命他做谏官，王安石立刻站出来坚决反对：“苏轼言辞偏激，心怀怨望，若任谏官，必乱朝政，万万不可！”苏轼无奈，只能一次次外放为官，远离京城的是非漩涡。

两人的矛盾，在元丰二年达到顶峰——乌台诗案爆发。新党官员翻遍苏轼的诗文，断章取义，诬陷他讥讽朝政、心怀不轨，把他抓进御史台大牢。御史台遍植柏树，乌鸦栖居，人称“乌台”，大牢里阴暗潮湿，墙壁上满是霉斑，冰冷的铁链锁在苏轼身上，狱卒严刑逼供，非要定他死罪。

苏轼蜷缩在草堆上，浑身是伤，衣衫褴褛，心如死灰，以为自己必死无疑，连给弟弟苏辙的遗书都写好了，字字皆是诀别。就在这生死一线的关头，远在江宁隐居、早已罢相的王安石，听闻苏轼身陷囹圄，立刻挑灯提笔，写了一封奏折，派快马加鞭送往京城。

他在奏折中恳切言道：“陛下，圣朝自古不杀才士！苏轼不过是文人发牢骚，并无谋反之心，若杀了他，必寒天下读书人的心！”

正是这一句肺腑之言，成了苏轼的救命稻草。宋神宗本就惜才，看了王安石的奏折，当即下令释放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劫后余生的苏轼，对王安石感激涕零。元丰七年，苏轼从黄州调任汝州，特意绕道江宁，去拜见这位曾经的政敌、如今的恩人。

江宁的长江边，柳丝轻拂，江水悠悠，夕阳把江面染成金红色。王安石白发苍苍，穿着粗布衣衫，拄着一根竹杖，早已没了当年宰相的锋芒与锐气；苏轼一身素衣，面容清瘦，历经磨难却依旧洒脱不羁。两人并肩走在江堤上，不谈新法，不论朝政，只聊诗词、论山水、说佛道。

苏轼指着江面的一叶渔舟，随口吟出新作，王安石细细品读，频频点头，轻声叹道：“子瞻之才，天下无双，当年是我太过执拗，委屈你了。”苏轼连忙拱手作揖，眼中满是释然：“介甫公言重了，你我皆是为国为民，何来委屈？”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两人身上，半生政见恩怨，尽数烟消云散。他们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却是文学上的真知音，这份跨越政见的相惜，成了北宋文坛最动人的一段佳话。

礼法才情水火不容：苏轼与程颐

元祐元年，司马光去世，高太后垂帘听政，旧党全面掌权，苏轼被召回京城任翰林学士，程颐也被任命为崇政殿说书，专门给小皇帝讲经论道。这两个人，一个是豪放洒脱、视礼法为浮云的文坛奇才，一个是古板严苛、死守礼教的理学宗师，天生就合不来，一碰面就火星四溅。

程颐是北宋理学的奠基人，一辈子信奉“存天理、灭人欲”，一言一行都严格照着古礼来，不苟言笑，刻板得像个木头人。上朝要站得笔直如松，吃饭要细嚼慢咽，连笑都不能露齿，满脑子都是礼法纲常，半点人情世故都不懂；苏轼却恰恰相反，生性豁达开朗，爱开玩笑，讨厌繁文缛节，觉得礼法是束缚人性的枷锁，活得肆意张扬、无拘无束。

两人的正面冲突，爆发在司马光的丧礼上。司马光是元祐重臣，去世后朝野震动，满朝文武都要去府中吊唁。偏偏那天正好是太庙祭祀大典，百官祭完太庙，准备赶往司马府吊唁，程颐却站在司马府门口，伸开双臂死死拦住众人，一副寸步不让的模样。

他板着一张冷脸，一本正经地摇头说道：“《论语》有云，哭则不歌，歌则不哭。咱们刚在太庙唱完祭歌，岂能立刻去哭丧？这不合古礼，万万不可！”

百官面面相觑，都觉得程颐太过死板迂腐，却没人敢站出来反驳。苏轼站在人群里，听得哭笑不得，当即上前一步，指着程颐，对着满朝百官朗声笑道：“大家听听！这就是鏖糟陂里出来的叔孙通！死守着死规矩，不通半点人情世故，真是迂腐到了极点！”

“鏖糟陂”是京城外一处脏乱偏僻的洼地，叔孙通是汉初制定礼法的儒生，苏轼这话，是骂程颐是野地里出来的粗人，不懂装懂乱定礼法。百官听完，哄堂大笑，程颐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攥紧拳头，指甲嵌进掌心，死死盯着苏轼，恨得牙痒痒，这笔仇，算是彻底记下了。

从此，两人结下死仇。程颐带着自己的河南弟子，形成了洛党，天天在朝堂上攻击苏轼轻浮浪荡、不守礼法、不堪重用；苏轼的四川同乡、好友则抱团形成蜀党，反击程颐迂腐顽固、禁锢思想、误人误国。

洛蜀党争就此爆发，把元祐年间的朝堂搅得鸡犬不宁。旧党内部本就不团结，被洛蜀两党这么一闹，更是四分五裂，天天忙着内斗互相攻击，根本没人顾着治国安民、体恤百姓。

这场文人之间的性情之争，最终耗尽了旧党的全部力量。等到宋哲宗亲政，重新启用新党章惇等人，新党疯狂反扑，洛蜀两党一起遭殃。苏轼作为蜀党的核心，被一贬再贬，从惠州到儋州，一路贬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岛，最终在北归途中客死常州；程颐也被罢官夺职，理学被禁，晚年凄凉无比。说到底，苏轼与程颐的矛盾，不过是才情自由与礼法禁锢的天生碰撞，却演变成了惨烈的党争，毁了两人的仕途，也毁了北宋最后的生机。

文坛知遇政见分野：欧阳修与王安石

北宋仁宗年间，欧阳修是当之无愧的文坛盟主，一手提拔了曾巩、苏轼、苏辙、张载、程颢等无数才子，而王安石，是他最看重、最极力举荐的后辈。

早年，欧阳修偶然读到王安石的诗文，惊为天人，逢人便夸：“老夫阅人无数，从未见过如此奇才，学问深厚，文笔老辣，将来必成大器！”他亲自向朝廷举荐王安石，从地方县令到京城判官，一路提携，把王安石当成自己的文坛衣钵传人。

嘉祐三年，欧阳修向宋仁宗上《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直言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满纸都是赏识与期许。甚至专门写诗赠予王安石：“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把王安石视作文坛未来的顶梁柱。

面对文坛盟主的抬爱与提携，王安石心存感激，可他骨子里的志向，从来不是做舞文弄墨的文坛文人，而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他回赠欧阳修一首诗，其中两句掷地有声：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这话直白得很：我一生的理想是追随孟子，匡扶天下，从来没想过做韩愈那样的文坛宗师。

欧阳修看完这首诗，脸上的笑容瞬间淡了几分，心里咯噔一下，满是失落。他一心想让王安石继承自己的文坛衣钵，可王安石根本看不上文坛虚名，只想在朝堂上大展拳脚，这份知遇之情，从一开始就错了方向。

更深的裂痕，出现在政治理念上。欧阳修也是改革派，早年参与庆历新政，主张渐进改良，一步一步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王安石却信奉激进变法，要大刀阔斧、破旧立新，一夜之间改头换面。理念相悖，两人的关系越来越淡，从嘉祐五年开始，整整十年，两人互不往来，形同陌路，哪怕在京城街头相遇，也只是点头而过，无半分交流。

熙宁四年，欧阳修厌倦了朝堂的纷争与党争，请求致仕退休。消息传到朝堂，王安石非但没有半句挽留，反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言辞刻薄地说：“欧阳修在朝廷一日，便坏朝廷一日的事！他只会空谈文章，不懂治国理政，退休了，倒是朝廷的幸事！”

这话传到颍州欧阳修的府邸，这位一生惜才、爱才的文坛领袖，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落花飘零，久久不语，眼角泛起泪光。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一手提拔、全力举荐的后辈，竟会如此诋毁自己。

可谁也没想到，熙宁五年，欧阳修病逝的消息传来，王安石却变了一副模样。他亲自写下《祭欧阳文忠公文》，笔墨情深，字字泣血：“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这篇祭文，没有半句虚言，满是对欧阳修的敬重与追念，成了千古传诵的名篇。人前刻薄诋毁，人后深情悼念，王安石对欧阳修，有感激，有傲气，有政见之争，也有深藏心底的师徒情分。一对文坛伯乐与后辈，从知遇之恩到形同陌路，再到死后追念，满是人性的复杂与无奈，成了北宋文坛最令人唏嘘的一段过往。

陆游

诗坛双璧隔空暗战：陆游与杨万里

到了南宋，战火纷飞，家国破碎，爱国情怀成了文坛的主旋律。陆游与杨万里，和尤袤、范成大并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是当时诗坛最顶尖的两位泰斗，齐名天下，却一辈子互相看不顺眼，成了诗坛最有名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两人的矛盾，根源全在诗风与性格。陆游一辈子心系收复中原，铁马冰河是他的毕生梦想，家国天下是他的灵魂归宿，诗风豪放悲壮、慷慨激昂，一句“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道尽爱国赤诚；杨万里却独辟蹊径，开创诚斋体，专写生活小事、自然风物，清新自然、幽默风趣，一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灵动俏皮，满是生活烟火气。

性格上，陆游刚烈执拗，一心想上阵杀敌、北伐中原，觉得写诗也要心怀天下，格局要大；杨万里温润灵动，不爱谈家国大义，只爱品山水闲情，觉得写诗要接地气、有趣味，不必句句喊口号。

两人同在诗坛顶流，抬头不见低头见，却从一开始就互相瞧不上。杨万里私下跟弟子吐槽，语气满是不屑：“陆放翁的诗，太过直白浅露，毫无含蓄之美，满脑子打打杀杀，少了诗的韵味与灵气。”陆游听闻后，当场拍案反击：“杨诚斋的诗，格局太小，只知吟风弄月、雕虫小技，没有家国担当，算不得真正的好诗！”

这场诗风之争，从来没有公开论战，却成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暗战”。杨万里在杭州办诗会，遍邀江南文人，唯独不请陆游，就算有人再三推荐，他也摆摆手，直接拒绝；陆游在山阴整理诗集，找遍了文坛好友作序，从范成大到尤袤，就是不找杨万里，仿佛这人从未出现在诗坛。

两人都活了八十多岁，同处南宋朝堂，同游江南山水，一辈子没赠过一首诗，没喝过一顿酒，没同游过一次山水，甚至连见面打招呼都懒得做。明明是最了解彼此的诗坛对手，却偏偏要做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

杨万里写《荆溪集》《南海集》，刻意避开陆游的爱国题材，专写小景小物；陆游写《剑南诗稿》，通篇家国情怀，半字不提杨万里的诚斋体。他们用各自的笔，坚守着自己的诗道，也坚守着那份无声的较劲。

直到晚年，两人都垂垂老矣，依旧没放下这份执念。杨万里看着陆游的爱国诗，嘴上依旧挑剔，心里却悄悄佩服他的赤诚；陆游读着杨万里的诚斋体，嘴上依旧不屑，眼里却藏着对他灵动诗才的认可。

这场没有硝烟的诗坛暗战，没有输赢，没有恩怨，只是诗风不同、性格各异，便注定了无法相容。他们用一辈子的隔空较劲，写就了南宋诗坛的别样传奇，也让后人看到了宋代文人最真实的性情与坚守。

参考资料：

1. 《宋史·王安石传》《宋史·司马光传》《宋史·苏轼列传》《宋史·欧阳修传》《宋史·程颐传》（元·脱脱 等撰）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李焘 撰）

3. 《东坡志林》（宋·苏轼 撰）

4. 《诚斋诗话》《诚斋集》（宋·杨万里 撰）

5. 《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宋·陆游 撰）

6. 《临川先生文集》（宋·王安石 撰）

7. 《欧阳文忠公集》（宋·欧阳修 撰）

8. 《宋史纪事本末》（明·陈邦瞻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