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少女落入日军手中，一日本军官救了她，她：我遇到好人了？

时间定格在2001年7月，地点是东京地方法院。

法官白纸黑字写得清楚：二战那会儿，日军确实在海南岛绑架了原告，又是关押又是施暴。

这相当于把罪名给坐实了。

按常理说，既然认了账，那就得赔礼道歉给补偿吧？

可偏偏法院来了个急转弯，把原告的诉求统统挡了回去——歉是不道的，钱也是没有的。

坐在原告席上的，是个海南来的黎族阿婆，名叫黄有良。

那一年，老人家七十有四。

为了讨这个公道，她把后半辈子的心血都搭进去了，拖着一身病漂洋过海去打官司。

谁承想，对方两手一摊：坏事我们认，但责任我们不担。

这算盘，对面打得噼里啪啦响。

他们就是在赌，赌岁月不饶人，赌老太太耗不过时间。

黄阿婆这一生，好像总是被人算计。

把时钟拨回到六十年前，她头一回碰上这种阴招时，才刚满十四岁。

那是1941年。

事发地在海南陵水县的一个叫架马村的地方。

对于这个黎族小姑娘来说，日子虽说紧巴，但盼头很简单：娘眼睛看不见，爹下地干活养家，她只要搭把手，这日子就能凑合过。

谁知道，日本人的铁蹄把这原本平静的生活圈子给踩碎了。

当时日军为了对付琼崖游击队，硬是修了条“陆田大道”。

这条路就像把尖刀，生生豁开了黎族山寨的天然屏障。

到了农历十月初五，正赶上秋收。

黄有良挑着个稻谷筐，跟村里三个小姐妹去水田忙活，顺道看着牛。

祸事来得太快。

还没等几个姑娘回过神，沉重的脚步声就逼到了跟前，鬼子来了。

紧接着，怪事发生了。

几个大兵扑上来，又是抱又是抓。

黄有良拼了命地挣扎，张嘴死死咬住一个兵的耳朵。

那家伙疼得嗷嗷叫，举起刺刀就要捅。

按说这时候非死即伤，可突然有个当官的吼了一嗓子：“停手！”

他拦住手下，立马换了张脸，假惺惺地对黄有良说：“丫头别怕，有我在没人敢动你，赶紧回家去吧。”

换做是你，你会咋想？

一个杀气腾腾的侵略者突然装起菩萨来。

十四岁的黄有良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莫非碰上好人了？”

她哪顾得上细琢磨，掉头就往家跑。

这恰恰中了那个军官的圈套。

这就跟猎人打猎一个道理，故意放猎物归巢，为的是摸清老窝，一网打尽。

那军官带着人马，顺着黄有良的脚印，一路悄悄摸到了她家门口。

一进屋，那张伪善的面具就撕碎了。

他们不光把人抓了，还在家里干尽了丧尽天良的勾当。

那个“放行”的命令，压根不是发善心，而是成本最低的侦察手段。

不用审问，不用搜山，跟着吓破胆的小姑娘，就能直插心脏。

这一手，真够阴损的。

黄有良被押到了藤桥据点。

这一关，就是整整半年。

在那一百八十多个日夜里，她面对的是地狱般的生存考验。

日军拿她们当苦力，更把她们当发泄兽欲的对象。

白天得给这帮人洗衣担水，累死累活；到了晚上，还得忍受非人的糟蹋。

这里面藏着个残酷的生死选择题。

反抗吧，立马是一顿毒打，弄不好小命就没了；顺从吧，尊严被踩在泥里，吃不饱穿不暖，耗下去也是死路一条。

黄有良和难友们心里都在盘算：是拼死跑路，还是硬挺着？

跑的风险太大了。

据点里三层外三层，路又不熟，抓回来肯定没好下场。

可赖在这儿，结局注定是毁灭。

很多姐妹在犹豫中把命搭进去了，但黄有良一直在等一个契机。

终于，在熬了半年后的某一天，机会来了。

看守的日本兵去解手，露出了那么一丁点的空当。

这时候脑子根本来不及转圈，全凭本能反应。

跑！

这一把，黄有良赌赢了。

她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冲出了那个吃人的魔窟。

等她跌跌撞撞摸回村，家里人为了救她命，满山遍野去挖草药。

在爹娘的悉心照料下，身子骨总算是慢慢养回来了。

身上的伤好养，心里的疤难平。

这就不得不提那个年代让人心寒的“社会病”。

乡亲们看见死里逃生的黄有良，问的头一句不是“受罪没”，也不是“身子咋样”，而是——“你怎么从鬼子手里溜出来的？”

这话里话外，带着刺呢。

在那个老旧封闭的村落，一个大姑娘被抓走半年，哪怕活着回来，名声也算是毁了。

大伙的冷漠和唾沫星子，比刀子还利索，一下下割在黄有良心口上。

人们才不管她在据点受了多少罪，只对那些桃色传闻津津乐道。

这种软刀子逼得一家人不得不面对现实：往后日子咋过？

在那会儿的婚恋圈子里，黄有良已经被贴上了“不干净”的标签，正经人家的小伙子，谁敢顶着雷娶她？

就在这时候，有个特殊的男人走进了她的生活。

经人撮合，黄有良认识了一个患有严重皮肤病的汉子。

说白了，这也是一场无奈的“互换”。

男人因为那身病，也是没人要的主儿；黄有良因为那段经历，同样被嫌弃。

男人表态很实在：我不嫌你过去咋样，我知道你受苦了，我就想跟你搭伙过日子。

这话听着心酸，但也透着股热乎气。

两个被世道抛弃的苦命人，决定凑一块儿取暖。

事实证明，这步棋走对了。

成家后，丈夫待她不赖，对那段往事只字不提，好像那半年的噩梦压根没发生过。

两口子生了五个娃，三女两男。

就像全天下的庄稼人一样，夫妻俩起早贪黑在土里刨食，硬是把孩子们拉扯大了。

日子看着是安稳了，可有些事儿，时间再久也洗不白。

人到中年，黄有良的身体开始找后账。

一到阴天下雨，腿就钻心地疼，那是当年挨打留下的病根，淤血散了，祸根却埋下了。

再加上常年干重活，腰也不行了。

身上的痛，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她那段屈辱史。

正因为这，趁着晚年身子骨还硬朗，她做出了那个惊天动地的决定——去日本打官司。

这是一个农村老太太，向一个国家下的战书。

她图的不是钱，就是想要个说法。

2001年那场判决，虽说在事实上认了日军的暴行，可在赔偿道歉上推三阻四，彻底把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盘给暴露了：

就是一个字，拖。

他们认账（因为铁证如山赖不掉），但绝不负责。

他们赌的就是这帮幸存者岁数大了，经不起折腾，更等不到翻案那天。

只要把老人都熬走了，这段历史仿佛就能变成故纸堆里的“死档案”，再也没人站出来指着鼻子骂他们。

黄有良没认怂，可岁月不饶人。

她身上那些横七竖八的伤疤，比史书更有说服力，但在冰冷的法庭和政治算计面前，愣是没换来一句哪怕是口头上的“对不起”。

2017年，九十岁高龄的黄有良老人在家中走了。

她这辈子，躲过了十四岁的虎口，扛住了村里人的白眼，熬过了拉扯五个娃的苦日子，最后，却没能赢过日本政府的“拖延战术”。

直到闭眼那一刻，她还在等。

隔着大海，那帮精于算计的人也许松了口气——又一个证人没了。

可他们千算万算，漏算了一件事。

有些账，人虽走了，但这笔债，永远烂不掉。

信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