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文丨崔桂忠
2026年春节，一场民间自发的“烟花突围”在高压的禁燃令下悄然上演。从北国乡村到江南小镇，密集的炮声穿透禁令；漫天花火照亮夜空，成为对“全域禁放”政令最直接的回应。这场心照不宣的“集体选择”，让严管政策化作一地碎红与深刻反思：为何烟花总难禁？当公共政策陷入“高调开局、潦草收场”的怪圈，我们需要倾听这炮声背后的百姓心声，读懂它对基层治理的深切叩问。
禁放令的失灵，根源在于对文化血脉的轻视。燃放烟花爆竹，绝非可有可无的陋习，而是深植于国人基因的年俗密码。从“驱邪避祸”的古老传说到“爆竹声中一岁除”的千古诗篇，一声炮响承载着辞旧迎新的仪式感，寄托着平安顺遂的朴素愿望，是春节不可或缺的“灵魂底色”。试图以环保、安全为由将这千年民俗连根拔起，本质上是在对抗强大的文化惯性。当禁令忽视了民众辞旧迎新的情感刚需，从一开始，它就失去了最深厚的民心根基。
更深层的症结，在于“一刀切”的治理惰性。面对环保压力与安全红线，部分地方选择了最简单的“全域禁放”。城市与农村一个标准，人口稠密的楼区与地广人稀的乡村一个要求，全然无视客观存在的空间与风险差异。这种懒政看似雷厉风行，实则是对复杂现实的回避，是对上负责有余而对下负责不足。热衷于一户一签字的台账、大喇叭循环播报的形式，却不愿深入田间地头倾听民众对年味的渴求。结果就是，当巡逻车沦为猫鼠游戏的追逐者，当禁令变成禁而不罚的纸老虎，损耗的不仅是政策的权威，更是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信任。
治理的真谛，从不是“禁”与“放”的二元对立，而是在多元诉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烟花禁与放的争论，本质上是环保、安全与民生、民俗的价值排序问题。四川内江划定集中燃放点，让烟火与平安相伴；浙江丽水实行分区管控，为乡镇保留民俗空间；成都探索“社区爆竹管家”，将邻里互助与安全监管结合。这些实践表明，好的管理不是冷冰冰的禁止，而是有温度的疏导。它要求治理者摒弃“拍脑袋”决策的傲慢，算好民生账：既算环保数据账，也算百姓情感账；既管住安全隐患，也留住文化根脉。唯有拿出“绣花功夫”，在法理与情理之间找到那个精妙的平衡点，才能避免政策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泥潭。
烟火气即民生气，年俗味即百姓味。那屡禁未绝的炮声，不是对治理的挑衅，而是民众对文化传承的坚守、对民生温度的呼唤。它警示我们：基层治理的至高境界，不是“管得服服帖帖”，而是在尊重民意与维护秩序之间实现和谐共治。唯有坚守“以人为本”的初心，让政策多些地气、少些官气，让执行多些柔性、少些刚性，才能实现“烟火有度，民心有归”。
当精细的治理智慧与深厚的民俗温情在除夕夜共鸣，那才是新时代最动人的新春序曲。
☆作者简介：崔桂忠，曾任某部队政治委员，海军上校军衔。现任大连市旅顺口区委办公室一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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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易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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