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的纱布：一个护士用眼神传递的情报

1942年的上海，有个地下党员叫郑文道，被日本人抓了。
抓到以后，日本人啥手段都用了。竹签子往指甲缝里钉，烧红的烙铁往身上烫，打得他皮开肉绽。这人硬气，一个字都没吐。实在扛不住了，趁看守不注意，一头撞墙上，想死了一了百了。结果没死成，被日本人送到医院救活了。
日本人打的什么算盘？把他救活，接着审。他们笃定，这世上没有撬不开的嘴，就看手段够不够狠。
郑文道躺在病床上，浑身缠满绷带，动一下都钻心疼。病房门口站着两个拿枪的日本兵，窗户焊着铁栏杆，谁来探视都得过三道关。日本人说，这是铜墙铁壁，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郑文道心里清楚，自己早晚是个死。他唯一惦记的，是手里的情报。他脑子里装着沪西地区十几个地下联络点的位置，还有下一步人员的转移计划。这些东西要是带进棺材里，组织就瞎了；要是被日本人撬出来，多少同志得掉脑袋。
他盯着天花板，数着日子等死。
直到那个护士进来。
护士第一次来换药，他没在意。日本人安排的嘛，跟那些端着刺刀的兵没啥区别。第二次换药的时候，他感觉到不对劲了。那护士递纱布，手指在他手背上轻轻碰了一下。然后放下的纱布，比实际需要的多了一张。
这个动作有多小？小到门口的日本兵压根没看见。可在郑文道眼里，那一下碰触，比打雷还响。
他不敢看护士，不敢有任何反应。只是在护士转身的时候，用余光扫了一眼。那是个年轻女人，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平平淡淡，跟别的医护人员没两样。
可郑文道知道，不一样。
接下来的几天，每次换药，多出来的那张纱布都会准时出现。郑文道开始琢磨，怎么把情报传出去。他身上没笔没纸，唯一能用的，就是自己的血。
趁着看守换班的空当，他忍着剧痛，用手指蘸伤口上渗出的血，在纱布内侧写字。写的是联络点的位置，转移计划的关键信息。血字很淡，不仔细看发现不了，纱布粗糙，正好把血迹吸住，不会晕开。
他不敢一次写太多，每次只写一小段。写完了，压在身底下。等护士下次来，借着翻身的动作，把写好的纱布换到手。护士从来不跟他说话，面无表情地换药，收拾东西。但她每次都会把那张带血的纱布叠好，塞进白大褂口袋，再放下一张干净的。
整个过程，像演哑剧。
日本人还在审。他们见硬的不行，开始上软的。给郑文道注射一种药，打了以后人昏昏沉沉，意志模糊，问什么说什么。郑文道强撑着最后一丝清醒，趁着还没彻底迷糊，加快了写情报的速度。
他知道，这是最后的窗口期。
最后一次换药那天，他把写满字的纱布攥在手里，攥得紧紧的。护士的手指再次碰到他的手背，这一次力度重了一点，像是在说：放心吧，交给我。
郑文道看着她那双眼睛，缓缓松开手。
护士走后，情报当天就送到了医院外面的联络员手里。那份用血写在纱布上的名单和计划，赶在日本人动手之前，送到了地下党组织。沪西地区的十几个联络点，一夜之间全部转移。日本人扑了个空。
而郑文道，在送出情报的第二天，停止了呼吸。
日本人翻遍了他的病床，搜遍了他的遗物，什么都没找到。他们到死都想不明白，这个被关在铜墙铁壁里的人，是怎么把消息传出去的。
那个护士后来也没了消息。没人知道她叫什么，老家是哪的，后来去了哪。地下党组织的档案里，只留下一行字：某同志，女，1942年奉命潜入某医院，成功获取重要情报。
这就够了。
郑文道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他没带过兵，没打过仗，活着的时侯，名字只在秘密档案里出现过。死了以后，很多年都没人提。可就是这种人，在最黑的黑夜里，用血肉之躯，给后人铺了一条路。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人是怎么活过来的。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监控，靠什么传递情报？靠眼神，靠手指头碰一下，靠一张不起眼的纱布。稍微出一点岔子，脑袋就搬家。可那些人不怕，因为心里装着比命更重的东西。
有人问：郑文道撞墙的时候疼不疼？肯定疼。用血写字的时候疼不疼？钻心疼。可跟眼睁睁看着同志们掉脑袋比起来，这点疼算啥。
那个护士呢？她每天穿着白大褂进病房，对着门口拿枪的日本兵笑，心里什么感觉？没人知道。只知道她每次多放一张纱布的时候，手指头稳得很，一点都不抖。
什么叫英雄？这就是英雄。不是那种站在台上领奖的，不是那种被人记住名字的。是那种藏在人群里，干完事就消失的。他们的命，换来我们的命。
郑文道死的时候，才二十多岁。那个护士，可能也差不多年纪。放到现在，也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还在为找工作和租房发愁。可在那年头，他们已经敢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干惊天动地的事。
这世上有一种人，活着的时候不声不响，死了以后不留痕迹。可他们做过的事，永远刻在这片土地上，风吹不掉，雨冲不走。
郑文道是这样的人，那个护士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