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娃娃亲。那个差点成了我媳妇的人，我终究没能跟她说过几句话

小时候过年，最盼的是表叔来，最怕的也是表叔来。

盼的是表叔一来，家里就有肉吃，有鞭炮放。怕的是表叔身边总跟着一个小姑娘，名字叫霞，和我年岁差不多，却从来不跟我玩，母亲还要多给她压岁钱。

表叔和我父亲的关系，是远房表亲。两家相距十多里地，说远不远，说近不近，搁现在一脚油门的事，那时候却要走上小半天。每年正月初三或初四，表叔准来，手里拎着两包点心，身后躲着霞。

父亲和表叔在堂屋里坐着，一壶酽茶，一碟瓜子，能从晌午聊到日头偏西。说的什么，我不懂，只记得两人说话时身子都往前倾，像两位特别亲密的老伙计，声音不高，却句句都落在心坎上。母亲在灶屋里忙得脚不点地，锅碗瓢盆叮当响，时不时探出头来朝霞招手：“霞，去跟你小哥儿耍去！”

霞不吭声，只往表叔身后缩，两只手死死攥着表叔的衣角，眼睫毛扑闪扑闪的，像受惊的小雀。表叔便笑：“这丫头，认生。”父亲也笑：“娃儿大了就好了。”我在一旁站着，觉得这小姑娘真没意思，跑跑跳跳多好，偏要木头似的杵着。

吃饭的时候，霞挨着表叔坐，筷子只够面前的菜，母亲便不停给她夹，碗里堆得冒了尖。我斜眼瞅着，心里不忿——平常我想吃块肉，还得等逢年过节呢。吃完饭，母亲照例要给霞压岁钱，红纸包着，塞进她棉袄口袋里。霞低着头，蚊子似的哼哼两声，算是道谢。我眼尖，瞥见那红包比我厚，心里登时像被针扎了一下，鼓着嘴能挂油瓶。

有一回，我实在憋不住，问母亲：“妈，你咋给霞那么多钱？”

母亲正洗碗，手上顿了顿，回头看我一眼，眼神怪复杂的，半天才说：“人家是客，你懂啥。”

我不懂，真不懂。都是小孩，凭啥她比我多？

后来我渐渐长大了，霞来得也稀了。起先是一年还来一两回，后来索性不来了。表叔照旧来，却总是一个人。我也不再惦记压岁钱的事，甚至快要忘了那个总是低着头、攥着衣角的小姑娘。

考上大学那年春节，表叔又来了。两人还是老样子，在堂屋里喝茶说话，只是头发都有点花白了，说话时身子也不往前倾了，往后靠着椅背。表叔走的时候，脸喝得通红，脚步有些踉跄，父亲送到门口，两人站在寒风里又说了好一阵子话。

那晚，母亲收拾碗筷，忽然停下手，看着我，欲言又止。我心里咯噔一下，以为出了什么事。母亲在围裙上擦擦手，坐到我对面，声音压得很低：

“你知道霞不？”

“知道，咋了？”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像在掂量话该怎么说。窗外起了风，刮得窗棂呜呜响。

“你上小学那会儿，你爸和表叔给你俩定了门亲事。”

我愣住，半天没回过神。

“后来霞初中没上完，回家种地了。你爸和表叔又商量，说你要是考不上学，就让你俩成亲。现在你考上了，吃上商品粮了……”母亲顿了顿，“表叔今天来，就是提这事，说俩娃没缘分，以前的话，不作数了。”

我听着，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像是听别人的故事，又像是听一个遥远的梦。那个总是低着头、攥着衣角的怯怯的小女孩，原来差点成了我媳妇。

“霞知道这事不？”

母亲摇摇头：“这谁知道呢。表叔那人，嘴紧。”

那年春天，我还在学校，听母亲来信说，霞出嫁了，嫁的是镇上跟人学镶牙的后生。信上就一句话，轻飘飘的，像落了一片树叶。

后来我在街上遇见过霞两次。一次是在供销社门口，她拎着篮子，肚子微微隆起，看见我，脸腾地红了，脚步顿了顿，又加快走开。我追上去打招呼，她嗯了一声，头也不回。还有一次是在汽车站，她抱着孩子，旁边站个瘦高的男人，想必是那个镶牙的。我远远看见，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她这回没躲，却也只是红着脸点点头，匆匆上了车。

车窗摇起来的时候，我看见她侧脸的轮廓，和记忆里那个小姑娘重叠了一瞬，又分开。

再后来，我分配在市里工作，娶妻生子，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偶尔听母亲提起，说霞跟着男人在另一个镇上开了牙科诊所，生意不错，买了楼，孩子也争气。母亲说这话时，语气平平的，像在说任何一家亲戚的近况。

一晃三十年。

如今我鬓角也白了，偶尔夜深人静，还会想起那个怯怯的小姑娘。她的脸早已模糊，只剩一个影子，站在记忆深处，攥着衣角，低着头，怎么也不肯跟我出去玩。

那个差点成了我媳妇的人，我终究没能跟她说过几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