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艺术家个人展：让“切尔诺贝利创伤”成为成艺术对抗武器

对旅居德国的俄罗斯艺术家塞拉菲玛·布雷斯勒而言，1986年发生在苏联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是贯穿其创作生涯的核心母题。

“我确实尝试过摆脱这个主题，但总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这里，”塞拉菲玛·布雷斯勒在接受《莫斯科时报》专访时坦言。她补充道，当年俄罗斯军队对核电站的临时占领，使这一历史议题“再次具有了迫切的现实意义”。

切尔诺贝利不仅是布雷斯勒深切的个人议题，其回响更贯穿于她入选“艺术家反对克里姆林宫”展览的作品之中——尽管她也保留了一件自称“童真而俏皮”的创作。

在阿姆斯特丹展览开幕前夕，《莫斯科时报》专访了布雷斯勒，深入探讨其作品背后的个人记忆、创作灵感以及她寄望观众从中获得的启示。

《莫斯科时报》：您将在“艺术家反对克里姆林宫”展览中展出三件作品，能否详细说明每件作品的创作灵感？

塞拉菲玛·布雷斯勒：首件作品名为《我的树》，这件视频装置对我当下意义重大。它由旧式电子钟的微型显示屏构成，形态仿若神经网络。屏幕通过电线与代码相连，各自播放着档案影像。

这件作品探讨了两个核心主题：家庭空间与灾难。我试图反思这两种环境如何交织，以及当灾难的数量如此庞大、暴力变得常态化时，灾难及其记录是如何变得“不可见”的。我也在探讨，观看灾难发生是如何逐渐演变成某种日常生活的常态。

我混合了不同类型的档案影像，既包括日常生活片段，也有新闻报道。该装置聚焦当下事件，特别是乌克兰战争。同时，它也凸显了我作为艺术家与研究者长期关注的其他主题。其一是切尔诺贝利——因该核电站近期遭俄罗斯军队占领，该议题当下尤具现实意义。此外，我还纳入了与别斯兰惨案相关的影像，此前我已创作过多件以此为主题的作品。

MT：您为何选择切尔诺贝利灾难作为创作主题？是否有特定的个人经历促使您关注这个议题？

SB：这个主题源于我在莫斯科英国高等艺术设计学院的毕业设计项目。

选择这个题材是因为我的祖父伊戈尔·格拉西莫夫——虽然遗憾未能与他相见。他曾是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清理人员，也是获准进入反应堆核心区的工程师之一。他从莫斯科自愿前往切尔诺贝利，在那里工作了三周。此前，他还参与了1957年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地区马亚克核泄漏事故的善后工作。

最终我创作了一本小册子，记录了我和祖母的对话以及她回忆的故事。在此之前，这段家族历史因过于沉重而鲜少被提及。或许亲人们想保护我免受其害——至少祖母是这么说的——他们想让我远离那些残酷的真相。

随后，我逐渐将研究延伸至档案与集体记忆领域。有时我确实试图远离切尔诺贝利这个主题，但总会不自觉地回归。它已成为我艺术实践的根基。

MT：能否谈谈《一切尽在掌控》这件作品？它也将亮相本次展览。据我所知，作品核心源自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宣言……

SB：我曾将大部分创作精力倾注于切尔诺贝利……后来戈尔巴乔夫的那句宣言获得了新的语境，我便再度回归这个主题。

在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我渴望发出某种宣言，于是开始手工印刷这句话。每个方格都采用干刻法手工印制。这类似于写日记：我每天印制一个方格，直到最终印版被磨损殆尽。如今作品上只能看见模糊的墨迹——字句本身已不可辨识。

这句话象征着政治宣传与谎言，如今这种声音随处可闻——不仅限于当下，也不仅限于俄罗斯针对乌克兰战争的论调，而是遍布全球。

MT：您将展出的另一件作品名为《这个世界很美，但……》。这些绘有图案的陶瓷盘颇为独特，背后有何故事？

SB：我的部分项目规模宏大，涉及重大主题和大量研究。但这件作品采用了更童趣、更玩耍的形式进行创作。

我列出了父母告诫我们“可以出门，但要注意……”时提及的各类事项，然后将它们描绘在陶瓷上。这也是我对新媒介的一次尝试。

MT：您希望观众从作品中获得什么启示，特别是那些关注持续冲突的作品？

SB：观众与《我的树》的互动对我至关重要。作品呈现的所有信息其实都存在于我们的手机里，这个装置旨在提醒人们关注周遭世界的变迁。我真切感受到，许多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习惯了当下生存的残酷现实。

MT：作为流亡艺术家，您是否试图向俄罗斯观众传递某种信息？效果如何？据我所知，您的作品仅在西方展出。

只是我的艺术创作在俄罗斯语境下被赋予了抗议意义，但这并非刻意为之。我只是通过艺术表达个人主题——关于家庭、关于在祖国缺乏安全感等，却被外界解读为一种批判形式。

至于是否试图触达俄罗斯观众，我认为自己并没有针对他们的特定信息。我探索的许多主题或许已被视为过时或不合时宜。就连切尔诺贝利这个话题——我多次听闻人们认为它已是尘封往事，不值得再讨论。但继续创作它仍显得重要……因为它被讨论得太少了。

MT：本次展览反思了克里姆林宫式威权实践如何如病毒般侵蚀他国。这个主题是否引起您的共鸣？您如何将其与自身创作关联？

SB：我认为这是极具价值的命题，很高兴我们开始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探讨它。我离开俄罗斯的部分原因在于故土不再安全，而如今这种不安感正卷土重来。尽管身处德国我仍享有人身安全，但那种彻底的不稳定感、外部威胁感，确实如同病毒扩散般令人窒息。

莱拉·拉蒂波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