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泓：天马行空 腾飞万里：漫话关于马的诗词与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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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飞腾迎新春。

中国古代相信有长翅的天马，仙人（羽人）可以骑乘它遨游太空。但是并没有人见过天马，所以就按当时骏马的形貌来描绘天马。现存天马文物，最早的一件是西汉时羽人骑天马玉雕（图1），1966年发现于陕西昭帝平陵附近，天马四肢前屈，呈跑动姿态，足下还衬托有云状底板，表示系凌空飞行，但马的体型是大头粗颈、四肢矮短，因而缺乏神骏之姿。

后来又在甘肃酒泉十六国时期的壁画墓中，发现了奔腾于云中的天马图像（图2）。头小颈细，双耳如批竹，胸肌劲健，四肢修长，外貌英俊。

这两件文物中天马外貌的变化，反映着中国古代马种的实际变化。

下面让我们通过有关中国古代诗词与出土文物，来漫谈古代马种的历史变迁。

图1 西汉 羽人骑天马玉雕 陕西昭帝平陵附近出土

图2 东晋十六国 天马壁画 甘肃酒泉十六国墓出土

一

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所谓伊人，于焉逍遥。

——《诗经·小雅·白驹》

这是《诗经》中一首优美的恋诗，郭沫若先生的今译如下：“小白马儿多么好，牧场上面吃嫩草。抓着它，拴着它，拴它一个大清早。好和我那人，一道去逍遥。……”过去被认为是“大夫刺宣王”的这首诗，其实乃是“中春通淫”——行“执驹”之礼时的恋诗。关于“执驹”，郑玄曾做过解释：“执犹拘也，中春通淫之时，驹弱，血气未定，为其乘匹伤之也。”（《周礼注疏》卷三三）1956年陕西眉县李村出土一组西周中期的青铜器，有方彝、尊等，根据器铭知道这组铜器属于一位名叫盠的贵族，其中有一件高约32.4厘米的青铜驹尊（图3），胸前铭文中有“王初执驹于”，记录了周王亲自参加“执驹”之礼的事实。

图3 西周 青铜驹尊 陕西郿县李村出土

这件铜尊塑造的是一匹四足直立的马驹，体矮颈粗，四肢较短而双耳较大，看来姿态稍觉呆板，外貌也似乎不够“神骏”。现代人看到它后的初步观感，常会认为它不似骏马，反近于骡，简直难以同想象中西周时“八骏”那样的骏马联系在一起，也许因而产生这可能是由于铸造者的艺术水平低，故此无法创造出传神佳作的念头。近些年的考古发现使我们有机会观察数量较多的东周乃至秦的马雕塑品，才意识到前面的那种观感是并不准确的。

在驹尊发现后十三年，洛阳的一座战国初期墓中出土了一件重达1.5千克的青铜马，它同样体矮腿短，形体的特点和驹尊一模一样。后来在著名的秦始皇陵侧的大型陶俑坑的发掘中，清理出了数量众多的陶马（图4），仅在第2号俑坑的试掘中，就获得了96匹，估计该坑中共放有陶马470多匹，再加上第1号和第3号坑中的陶马，总数最少也达千匹。这些陶马都真实地模拟着当时的战马，体高约1.5米，有的是驾战车的辕马，有的是骑兵的坐骑，它们和无数真人大小的陶俑整齐地排列在一起，英武雄劲，构成一曲颂扬秦王朝威仪的颂歌。但是在这雄劲的旋律里同时也飘出丧乐的哀音，因为烧造这无数巨大的陶质人马模拟像，正和秦廷的其他暴政一样，不知要耗费掉多少人民的血汗。秦王朝的暴政引致天怒人怨，种下了秦王朝覆亡的基因。大量雄劲直立的陶马，清楚地显露出当时的马的形体特点仍是体矮、头大而腿短，与西周驹尊和战国铜马的特点完全一致，从而可以推知秦始皇拥有的那些名马：追风、白兔、蹑景、奔电、飞翮、铜爵、晨凫，其外貌也正是这样的。

图4 秦 陶马 秦始皇陵俑坑出土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那匹西周的铜马驹吧！那矮体短腿的造型既然是反映当时马种的特征，自然不是什么艺术上的缺陷了。请你仔细看一看，这匹马驹的前腿微向前屈，后足用力蹬地，挺胸耸耳，睁目闭口，活画出在跑动中突然受惊后，停下来警惕地张望的神情。它为什么受惊，是不是因为有人企图絷维它呢？这不禁使人联想起站在我们面前的这匹目光中闪现着稚气的马驹，平日不受羁绊地随着母亲嬉戏，今天忽见来人要抓住它，不胜惊诧。铸造驹尊的无名工匠正是抓住马驹这一刹那的神情，给后人留下了如此传神的古代造型艺术瑰宝。古人常说画犬马最难，画鬼魅最易，因为“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因此西周无名工匠的这一艺术创作，更加令人赞叹了。

在中国古代，国家畜马主要是为满足军队保卫疆土、作战的需要。在殷周时期，军队的主力兵种就是战车部队。战马用来拖驾战车。当时是将车衡上的轭驾在辕马的颈上，这就需要马颈粗短有力。而且辕马体高还要与战车车箱高度相适应，故此马的四肢不宜修长。因此在古代文物中，从陕西眉县李村发现的西周青铜驹尊，河南洛阳、湖北枣阳九连墩等地东周墓出土的青铜马，秦始皇陵出土的陶马和青铜马（图5），直到陕西咸阳杨家湾墓、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西汉初年陶马（图6），它们的体姿相同，外貌都是粗颈、宽胸、头大而四肢较短。因此西汉平陵玉雕天马的体姿，正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作品。

图5 秦 青铜马 秦始皇陵随葬铜车马坑出土

图6 西汉 陶骑俑 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

二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

——《汉书·礼乐志·郊祀歌十九章之十》

自战国末期，北方的匈奴崛起，以凶悍的骑兵侵扰中原。传统的笨重战车无法与之抗衡，为了保卫疆土，必须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原来宜于拖驾战车的马种，难以满足骑兵的需要，于是西汉武帝时期，一方面扩大养马业，另一方面致力于马种的改良，向西域寻求优良的马种，于是汉代的养马业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先是得到乌孙好马，称为“天马”，后来获得更优良的大宛汗血马，于是改称乌孙马为“西极马”，又把大宛马称为“天马”。汉武帝为了取得大宛贰师城的善马，不惜诉诸武力，由李广利统率的汉军两次攻入大宛，总计历时四年之久，最后大宛败降，汉军获得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3000余匹（《史记·李广利列传》）。这些良马输入汉境，对改良汉代的马种起了很大作用，为此太初四年（前101）在《郊祀歌》中增加了《天马》一章：“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

汉代马种的这一变化，同样反映在造型艺术方面。在谈论有关“天马”形象的雕塑品之前，先要提一下当时的“马式”，它是用青铜铸造的选择良马的标准。“天马”传入汉朝以后，当时善相马者东门京，根据最佳体态良马的具体尺寸，铸造成比例准确的铜马，汉武帝命令把它立在首都长安未央宫宦者署的鲁班门外，作为评选良马的标准，因此那座门也被改称为“金马门”（《后汉书·马援列传》）。到了东汉以后，名将马援也是一位善别名马的相马能手，他于建武二十年（44）利用从交阯俘获的铜鼓改铸成一匹铜马，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献给皇帝，光武帝诏令“置于宣德殿下，以为名马式焉”（《后汉书·马援传》）。这些根据真马而按比例铸成的铜马式，本身虽然并不是艺术作品，但和今天艺术家使用的医用动物解剖图一样，为当时的匠师创造关于马的造型艺术品提供了准确的依据。

塑造引进“天马”良种后的骏马雕塑品，在各地发掘的两汉至魏晋墓葬中屡有出土，其中以陕西茂陵附近一座陪葬冢出土的鎏金青铜马（图7）造型最为生动。这匹马头小而英俊，颈长，头自然前伸，胸围宽厚，四肢修长，臀尻圆壮，马尾按当时习惯结扎下垂，姿态稳定安详，正是反映西汉马种改良的早期作品。此后，西汉后期直到东汉魏晋时期，墓葬内随葬的青铜马或陶马、木马，造型都与鎏金青铜马相同，只是突破呆板的四肢伫立的旧模式，常被塑造成昂首挺胸，抬起一只前蹄，向前慢步行进的姿态，如四川成都天回山汉墓出土的陶马，还有河北徐水防陵村东汉墓出土的铜马（图8）。这一时期达到艺术高峰的骏马造型文物，是甘肃武威雷台墓中出土的一组39匹青铜马（图9、图10），都是“天马”形貌，每一匹都被塑造得体态矫健、栩栩如生，头小而英俊，颈长而弯曲，胸围宽厚，躯干粗实，四肢修长，臀尻圆壮，显示出是一种乘挽兼用型的良马。它们虽然多作立姿，处于静止状态，却挺胸昂首，张口啮衔，全身充满压抑不住的活力，观后有怒马如龙之感，似乎只要御者或骑士将勒紧的缰绳稍一放松，即刻就会飞驰向前，一日千里。

图7 西汉 鎏金青铜马 陕西茂陵附近陪葬冢出土

图8 东汉 铜马 河北徐水防陵村东汉墓出土

图9 甘肃武威雷台墓出土铜马

图10 甘肃武威雷台墓出土铜马

在众多铜马中，又以一匹足踏飞鸟的奔马像最为突出（图11）。它高昂马首，头微左顾，马尾上昂，以少见的“对侧快步”的步法向前飞驰，三足腾空，仅右后足踏住一只飞鸟。这只飞鸟双目似鹰，体型似燕，但尾部又不同于燕，并没有剪刀状的分叉。据古动物学家研究，它是一只生活在关陇一带的小型猛禽——燕隼。隼和鹰一样疾速迅猛，人们常用“迅如鹰隼”来形容快速，作者在这里塑造的隼的形象，正是想以它作为速度的化身。你看那只隼正展翅翱翔，突遭马蹄踏中背部，于是吃惊地回首反顾，想要看清那比它还快的庞然大物是谁。古代艺术家设计了如此引人入胜的意境，反衬出骏马的神速，真是千古佳作。同时他又巧妙地利用飞鸟双翅展开的稳定造型，作为整匹铜马着力的支点，使它靠着一只踏在鸟背上的后蹄稳稳地傲立在空间中，可谓别具匠心。

图11 甘肃武威雷台墓出土铜奔马

三

白马金具装，横行辽水傍。问是谁家子？宿卫羽林郎。文犀六属铠，宝剑七星光。山虚弓响彻，地回角声长。宛河推勇气，陇蜀擅威强。轮台受降虏，高阙翦名王。……本持身许国，况复武功彰。曾令千载后，流誉满旂常。

——隋炀帝杨广《白马篇》

靠阴谋登上帝位的杨广，好大喜功，曾倾全国之兵征辽东，失败后元气大伤。又开运河，国力衰竭，结果落个身死国亡的下场。他也写诗，但都是得意时所作，自然显得挺有气派，如“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白马篇》应是他扬威出征辽东时所咏，还不知将遭惨败的结局，所以读起来也显得颇有气势。

古乐府诗中多《白马篇》，皆仿自曹魏陈留王曹植：“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余冠英先生指出：“这是《杂曲歌·齐瑟行》歌辞。无古辞。本篇又作《游侠篇》，因其所写是边塞游侠的忠勇。”后来刘宋鲍照、梁沈约、隋王胄、唐李白等人诗作中均有《白马篇》。

本文前引《白马篇》的作者到底是谁，曾引起过疑问。宋太宗时李昉等修《文苑英华》时，将它列为隋炀帝杨广之作。晚出的宋代郭茂倩辑《乐府诗集》的时，又把它系于南朝齐孔稚珪名下。到底何是何非，明代冯惟讷辑《诗纪》时作过辨证，认为诗中多叙征辽之事，当以《文苑英华》为正，这一点他是说对了。但是，冯惟讷所录该诗首句，并未据《文苑英华》本，因而误把“具”讹成“贝”，成为“白马金贝装”，近人多沿袭之，不论是丁福保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还是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均以“白马金贝装”为正，仅只在“贝”字下加注“一作具”而已。不仅如此，他们也把北周诗人庾信《从驾观讲武诗》“落星奔骥騄，浮云上骕骦。急风吹战鼓，高尘拥具装”中的“具装”同样误为“贝装”。该句《文苑英华》所录不作“贝”而作“具”，更早的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十九节引该诗时，也正是“高尘拥具装”。所以这是因明以后人不识“具装”为何物，未认真考订而臆改之误。

其实既辨明该《白马篇》为炀帝所作，本应核查《隋书》。《隋书》的《礼仪志》中，详细地记述了炀帝大业七年（611）征辽东时遣将发兵的情况，现将有关“具装”的部分节录于下：

众军将发，帝御临朔宫，亲授节度。每军，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四十队。队百人置一纛。十队为团，团有偏将一人。第一团，皆青丝连明光甲、铁具装、青缨拂，建狻猊旗。第二团，绛丝连朱犀甲、兽文具装、赤缨拂，建貔貅旗。第三团，白丝连明光甲、铁具装、素缨拂，建辟邪旗。第四团，乌丝连玄犀甲、兽文具装、建（缁？）缨拂，建六驳旗。

这里记载得如此明确，可知炀帝诗中所讲绝非什么“贝装”。原来在我国古代，自魏晋以降，直到唐宋，称防护骑兵所乘战马的马铠为“具装”或“具装铠”，它与骑兵所披铠甲配套使用，合称“甲骑具装”。《宋史·仪卫志》记载：“甲骑具装：甲，人铠也；具装，马铠也。”说得很清楚。

骑兵使用的全套马铠，至少在三国时期已经装备部队了，但还不够普遍。大量使用是在十六国时期，到南北朝时期最为盛行，因此遗留至今的有关文物多属这一时期——除实物外，多为相关图像或模拟的陶俑。在北燕冯素弗墓中发现有用以编缀马具和装铠的铁甲片。现已发现的有关马具装的文物中，云南昭通东晋太元年间（376～396）霍承嗣墓中的壁画，虽绘制得颇为简略，但仍可清楚地看出马体所披的具装铠和尻部竖立的树枝状的“寄生”。永和十三年，即升平元年（357），冬寿墓壁画中的马具装（图12），则被绘制得颇为细致，马头上所戴面帘被画得极为清晰，连额部的花瓣形装饰也被如实绘画出来。十六国时期的铁马具装铠实物，都发现于东北三燕时期墓葬中，还保留有基本完好的铁马面帘（图13）。而在西北地区的十六国时期墓中，随葬的都是陶俑，有甲骑具装俑，也有披着具装性铠的陶马（图14）。西安草场坡十六国时期墓中出土的陶骑俑（图15）所模拟的具装铠结构已相当完备，包括保护马头的“面帘”、保护马颈的“鸡颈”、保护马胸的“当胸”、保护马体的“马身甲”和保护马尻的“搭后”（图16），在尻部尾上还有一个孔洞，原来应插有“寄生”，但已毁失。在面帘上相当于马的眼睛和耳朵的地方开有孔洞，使其可伸露在外面。因此，除了战马的嘴巴、四肢和尾巴以外，全身都有铠甲防护。

图12 东晋十六国 甲骑具装壁画 朝鲜安岳郡冬寿墓出土

图13 东晋十六国 铁马面帘 辽宁十六国时期墓葬出土

图14 东晋十六国 陶具装马 陕西十六国时期墓葬出土

图15 东晋十六国 甲骑具装俑 陕西西安草场坡十六国时期墓出土

图16 马具装铠示意图

1.面帘 2.鸡颈 3.当胸 4.马身甲 5.搭后 6.寄生 7.鞍 8.鞯 9.镫

当鲜卑拓跋族由东北迁到山西，建立北魏王朝，最后统一北方，其军队主力也是重装骑兵——甲骑具装。在北魏大同时期和洛阳时期的墓葬中，都随葬有陶甲骑具装俑（图17、图18）。当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后来东魏被北齐、西魏被北周取代后，这四个王朝军队的主力兵种仍是重装骑兵——甲骑具装。所以在墓葬中都随葬有陶质的甲骑具装俑。

图17 北魏 陶甲骑具装俑 山西大同宋绍祖墓出土

图18 北魏 陶甲骑具装俑 陕西西安草场坡北魏墓出土

与北朝对峙的南朝军队中，也组建有重装骑兵——甲骑具装，出土的文物资料主要是墓室中嵌砌的画像砖和拼镶砖画。画像砖中的马具装形象，以河南邓州出土的纱彩画像砖（图19）最精致，表现的是一匹黑色的骏马，身披白色具装，面帘、鸡颈、当胸、马身甲和搭后俱全，甲片都被刻画得片片在目，细致而逼真。尻后竖立的“寄生”，形似扇面，上涂绿彩，华丽而壮观。拼镶砖画均发现于江苏丹阳地区的南朝王陵中，每幅均由多块砖拼镶砌成，骑者披铠负弓，但均不戴兜鍪，马具装也被刻画得很细致，“寄生”的形象比邓州的画像砖更加华丽。在砖侧有便于辨明拼砌时的位置的刻字，内容为“右具张第×”，可见“具装”也可称为“具张”。

图19 南朝 纱彩画像砖 河南邓州刘宋墓出土

隋朝建立，军队仍沿袭北周，主力兵种仍是重装骑兵——甲骑具装。隋代的具装形象，也可以从陶俑和画像砖中看到，例如开皇二年（582）李和墓和开皇三年刘伟墓的陶俑以及安徽六安东三十铺出土的画像砖，大致结构仍旧沿袭着南北朝的传统。从前引《隋书·礼仪志》可知，当时的甲骑具装的质料，主要有皮、铁两种，人铠和马具装是配套使用的，明光铁铠用铁具装，犀甲则用皮质兽文具装，并且颜色也相同，所饰的缨拂也与铠甲采用相同的颜色，显得既威武又漂亮。

隋代骑兵团队所装备的铠甲和马具装已是如此华美讲究，那么炀帝本人使用的则应更为奢侈华美。余冠英先生曾分析曹子建的《白马篇》，认为：“作者平素也有‘捐躯赴难，视死如归’的抱负和从军出塞的经验，写游侠也可能是自况。”杨广仿曹子建所写《白马篇》，也可能是作者自况。马披金甲，正合于他追求奢侈豪华的生性，“白马金具装，横行辽水傍”，可以说是他骄横的灵魂的自我暴露。不过，华美的金银铠甲挽救不了那些无能而残暴的帝王最终失败的可耻结局。这里不禁使我们又想起一位被拉下宝座的帝王和他使用的奢华的马具装，那就是南齐的萧宝卷。他当过三年皇帝，被杀后依汉海昏侯故事追封东昏侯。被杀之前闭城自守时，他“于殿内骑马从凤庄门入徽明门，马被银莲叶具装铠，杂羽孔翠寄生”（《南齐书·东昏侯纪》）。足见他所使用的马具装多么奢侈华美，这也是在“二十四史”中谈及具装和寄生细部形象的唯一记录。

四

唐剑斩隋公，拳毛属太宗。莫嫌金甲重，且去捉飘风。

——（唐）李贺《马诗二十三首之十六》

唐代诗人李贺所作《马诗二十三首》，有的咏骏马；有的咏历史上的名马；还有的借马抒发怀才不遇等情，如其四“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其二十三“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唯有其十六是咏唐代的名马——拳毛䯄，曾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坐骑，而且它的浮雕像仍保留到今天。

公元649年，一位伟大的唐朝皇帝逝去，他就是与他父亲李渊共同创建了唐朝的太宗李世民。为了颂扬他的功绩，在他的陵墓前立了六尊巨大的浮雕，分别刻出六匹战马的图像，它们的名字是飒露紫（图20）、拳毛䯄、白蹄乌（图21）、特勒（勤）骠（图22）、青骓和什伐赤，这六匹都是李世民在唐朝开国平定群雄的战争中骑乘过的战马，它们的姿态各不相同，有的伫立，有的缓行，有的急驰，有的身上带有箭伤，甚至被射中的箭还留在身上，只有飒露紫一石在马前方刻出一位战将为它拔箭。令人愤慨的是，在旧中国，奸商与洋人勾结，要将六骏石雕盗运到美国，且因石雕体大，竟然将原石砸成碎块后装箱外运，幸而被当时中国政府发现，仅运出两石，其他四石被截留，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被盗走的两石是飒露紫和拳毛䯄，现昭陵前仅存六骏石雕基座。

图20 唐 昭陵六骏之飒露紫

图21 唐 昭陵六骏之白蹄乌

图22 唐 昭陵六骏之特勒（勤）骠

值得注意的是军中主帅李世民所骑的战马，竟没有一匹是披裹有马具装铠的。同时，这些战马的装饰和马具，例如马鬃被剪饰成花、马鞍后桥倾斜等特征，都表明它们可能是来自突厥的骏马。其中一匹叫特勤骠，突厥的王子称“特勤”，骠是黄色马，大约是某一位突厥王子所赠送的黄骠马。

历史似乎又重复了近千年前赵武灵王向强敌学习而创建骑兵的事迹，当时隋朝派遣李渊到马邑郡，与郡守王仁恭一起北御突厥。王仁恭因为所领兵少，十分畏惧。但是李渊向他仔细分析了突厥的长处：营无定所，阵不列行，见利则一哄而来，遇到困难又迅速逃跑，都如风驰电卷，“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吃苦耐劳，人人能骑善射（《大唐创业起居注》）。其风俗正与历史上的匈奴战士相似。所以李渊也选取部下能骑射的战士二千余人，饮食生活，驰骋射猎，全按突厥习俗，因此在抗击突厥的战事中取得主动。他以后守晋阳时，也不断引进突厥骏马。可见唐军骑兵的组建和训练，深受突厥影响。在唐初平定群雄的历次战役中，骑兵的功绩也与此有关。因此在十六国到北朝时期占据着战争舞台主角位置的重装骑兵——甲骑具装，这时重新让位于战马不披铠甲的轻装骑兵。战马卸去了沉重的具装铠，使骑兵部队更灵活机动，充分发挥出轻捷迅猛的特点。唐军主帅李世民的战马都不披具装铠，就是证据。从此中国古代骑兵与马，又进入以轻骑兵为主的阶段。

五

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牵来赤墀下，回立阊阖生长风。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澹经营中。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弟子韩幹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幹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

——（唐）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节录）

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空前发达的隋唐盛世，描绘骏马的造型艺术品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绘画方面，许多名家精于画马，仅在大诗人杜甫的诗集中，就可以读到《天育骠骑图歌》《题壁上韦偃画马歌》《丹青引赠曹将军霸》《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等题画马的诗篇，诗人称颂这些画家的作品形神兼备，赞美所画骏马“是何意态雄且杰”，赞扬画家下笔如有神，“戏拈秃笔扫骅骝，欻见骐驎出东壁”，“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他特别在诗中比较了画家曹霸与其弟子韩幹所绘骏马在艺术造型上的差别。“弟子韩幹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幹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此诗十分明确地表明曹霸“画骨”代表了唐代前期画马艺术造型的特征，而韩幹“画肉”则代表了唐代后期画马的艺术特征。从“画骨”转而“画肉”，也并非仅是画家个人风格的展现，而是反映着唐代前期和后期用马的历史现实。

在唐代前期，从高祖、太宗到高宗，从灭隋建唐、平定群雄，到保卫边疆、对外扩张，连年战争不断。因此艺术家模写的都是战马。最典型的作品是唐太宗昭陵前六骏的巨型浮雕。墓葬中随葬的陶马，同样也模写的是战马。唐辅国大将军虢国公张士贵墓中出土的陶马（图23），还没有三彩釉，说明这种工艺当时尚未流行，其中有两对陶马的尺寸较大，高近0.5米。每匹马伴随着一位牵马的马夫，那些骏马似乎想尽力挣脱缰辔的羁绊，它们身躯微向后倾，提起右前蹄，颈微曲而俯首直视马夫，同时张口嘶鸣，异常生动。由于马体上附加的辔饰和鞍具早已朽毁，因此使躯体的全貌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在刚劲有力的外轮廓内，显现着锋棱有力的马骨，更觉坚劲神骏，使人忆起李长吉的马诗：“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

图23 唐 陶马 陕西咸阳张士贵墓出土

这种以“画骨”为特征的唐马艺术风格，可延伸到开元年间。1957年2月在西安西郊何家村西北发现一座出土许多精美三彩器的唐墓，它是开元十一年（723）埋葬的右领军卫将军鲜于廉（字庭诲）的坟墓。墓中随葬的四匹三彩马，身高都超过0.5米，色泽鲜明，体态雄健，制工精美，出土后立即吸引了考古界的注意。1958年夏作铭师曾撰专文介绍该墓出土的几件精美的三彩陶俑，文中曾着重记述了那匹鞍披绿色障泥、鬃剪三花的白马（图24），指出：

盛唐的马俑，就雕塑艺术而言，也同样显得特别优越，我们这一匹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马的头部微向左侧，避免呆板的对称，姿态生动，轮廓线很是流利活泼，表现出一匹英气勃勃的骏马。

同墓中出土的另一对颈部带有白斑纹的白蹄黄马，造型同样生动，长颈小头，体骨匀称，鬃剪一花，尾结成角状，络头、攀胸和鞦带上都装饰着漂亮的金花和杏叶。这两对三彩马，确实表明盛唐时骏马雕塑已经达到传神的境界。

图24 唐 三彩马 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

但是在比鲜于廉墓早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懿德太子墓中，出土的三彩陶马（图25）造型已开始显示另一种艺术风格，同样是鬃剪三花、鞍披障泥而头部微侧的造型，张口作嘶鸣状，但是体态与鲜于廉墓出土的白马俑相比，显得过于圆腴，因此缺乏气韵，在艺术造诣方面略逊一筹，使人观后颇有“画肉不画骨”之感。在墓内随葬的一组甲骑具装俑（图26），人马所披铠甲都绘有模拟漂亮花色的锦缘,马具装施金色的面帘，明显模拟的不是用于战斗的重装骑兵——甲骑具装，而是用于仪仗的铠甲。所以墓中的三彩马已不指向战马。所以懿德太子墓三彩马可以说是开唐代骏马造型艺术“画肉”之先河。

图25 唐 三彩马 陕西咸阳懿德太子墓出土

图26 唐 陶甲骑具装俑 陕西咸阳懿德太子墓出土

开元、天宝盛世到唐晚期，长安城中官员用马皆非用于作战。如白居易《秦中吟·轻肥》诗中所说：“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不是去作战，而是去赴宴，所乘马自然不需肌骨劲健，而需毛色鲜亮、膘厚臀肥。玄宗朝时，虢国夫人骑马游春（图27）又引领唐长安仕女骑马的风气，所以唐墓随葬俑群中也出现骑马女俑，墓中一件女骑俑佩戴有漂亮的孔雀冠饰（图28），观之极感精美。仕女骑马，自然不需劲健的战马，而以温顺易控为佳。

图27 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宋摹本

图28 唐 陶女骑俑 陕西西安金乡县主墓出土

凡此种种，韩幹“画肉不画骨”，正逢其时。现存唐画尚有韩幹所绘“照夜白”（图29），正为实例。所以从墓葬中出土的大量三彩马（图30），都是这种“画肉”的艺术造型。

图29 唐 韩幹绘“照夜白”图

图30 唐 三彩马 洛阳关林唐墓出土

同时三彩马的造型不像唐初昭陵六骏那样，每匹都要模写现实的真马，匠师有很大的自由创作空间，特别是马的毛色，除了真实的黑、白、黄等色外，竟然还出现有马毛呈蓝色的三彩马（图31），显出别样的艺术风采。

图31 唐 蓝彩三彩马 洛阳关林唐墓出土

六

万玉朝宗凤扆，千金率领龙媒。眄鼓凝骄躞蹀，听歌弄影徘徊。

天鹿遥征卫叔，日龙上借羲和。将共两骖争舞，来随八骏齐歌。

——（唐）张说《舞马词》

之二首

唐代诗人张说所咏《舞马词》中的两首，描述了舞马的姿态；同时这几首词又可以歌唱，也许正是为舞马表演时伴唱而创作的歌词。《舞马词》共有六首，其中一首还有如下诗句：“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表明当时舞马演出的目的，正是为皇帝祝寿。

唐玄宗以他的生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届时还在兴庆宫西南角勤政、花萼两楼前的广场上举行盛大的文艺演出，场面宏伟：

其日未明，金吾引驾骑，北衙四军陈仗，列旗帜，被金甲、短后绣袍。太常卿引雅乐，每部数十人，间以胡夷之技。内闲厩使引戏马，五坊使引象、犀，入场拜舞。宫人数百衣锦绣衣，出帷中，击雷鼓，奏小破阵乐，岁以为常。

关于舞马，《新唐书·礼乐志》有更详细的记载：

玄宗又尝以马百匹，盛饰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倾杯数十曲，壮士举榻，马不动。乐工少年姿秀者数十人，衣黄衫、文玉带，立左右。每千秋节，舞于勤政楼下。

《旧唐书·音乐志》有类似的记载，但舞马的数量不是“百匹”，而是“三十匹”，并知舞马又称为“蹀马”。

在《明皇杂录》中，有较两《唐书》更为详尽的记述，说玄宗时曾教舞马四百蹄（亦即百匹）之多，“分为左右部，目为‘某家宠’‘某家娇’。时塞外亦以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舞马表演时装饰华美，“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正如薛曜《舞马篇》所咏：“咀衔拉铁并权奇，被服雕章何陆离。紫玉鸣珂临宝镫，青丝采络带金羁。”这些马除上引两《唐书》所叙，有时安设三层板床，乘马登床后可在上面旋转如飞。有时又由一个大力士举一榻，让马舞于榻上。更主要的是，会按“倾杯乐”的乐曲应节起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作各种舞姿，正如薛曜诗所咏：“随歌鼓而电惊，逐丸剑而飙驰。态聚还急，骄凝骤不移。光敌白日下，气拥绿烟垂。婉转盘跚殊未已，悬空步骤红尘起。”张说的《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中描述得更为具体：“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髤髵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可惜唐代马舞久已失传，光读诗文难以想象当年舞马衔杯的真实情景。直到1970年10月，西安何家村窑藏金银器出土，才为人们提供了唐代舞马的生动形象。

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物品都装在两件大瓮之中，共达千余件，其中金银器皿等就达270件之多，里面一件鎏金的银质仿皮囊壶，是过去没有发现过的器形特殊的珍贵唐代文物。这件银壶（图32）的壶体仿效皮囊的形态，上面有鎏金的提梁。提梁前面是直的小壶口，上面覆盖着鎏金的覆莲纹盖，还从盖纽引出一条细银链，套连在壶提梁后部。在壶体两侧各锤出舞马衔杯图像，那马后肢屈坐，前肢直挺，全身呈蹲踞姿态，张口衔着一只酒杯。长鬣覆颈，长尾舞摆，颈上悬结飘于颈后的彩带流苏。马体鎏金，由于是锤凸成像，所以浮出于银白的壶体表面，具有一定的立体感，而且显得分外华美。这马的舞姿正与前引“屈膝衔杯赴节”“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的诗句相印证。

图32 唐 鎏金银壶 西安何家村窖藏

何家村的金银器窖藏，出土地点正当唐长安城内兴化坊中部偏西南的位置，据考证，埋藏时间约在安史之乱以后，具体地说，或在德宗时期（780～805）。这批器皿的主人将它们埋入地下，但无法再回来重新掘出享用，致使那精美的舞马图像侥幸地完整保存至今。但玄宗时驯养的那些舞马的命运，则是颇为悲惨的。因为当那位皇帝惊闻“渔阳鼙鼓动地来”之际，仓促逃往蜀地，自然无人顾及内闲厩的舞马。当安禄山攻来时，由于他曾见过舞马表演而心爱之，于是将其中数十匹带回范阳。后来这批马为田承嗣所得，但他并没有见过舞马的场面，全然不知这是一些经过特殊训练的马，而将它们与普通战马同养于外栈。有一天军中作乐，马闻乐就随之表演起舞蹈来，没想到招致极为悲惨的结局：

乐作，马舞不能自止。厮养辈谓其为妖，拥彗以击之。马谓其舞不中节，抑扬顿挫，尚存故态。厩吏遂以为怪，白承嗣。承嗣命棰之甚酷，马舞益整而鞭挞愈加，终毙于枥下。时人亦有知其舞马者，惧曰暴逆而终不敢言。（《太平御览》所引《明皇杂录》）

残暴无知的统治者就这样打杀了那忠于职守、认真献技的珍贵舞马，足令今人亦感痛惜和不平。

唐玄宗时训练舞马的数量及其演技的高超可算是空前之举，但在史籍中早已有舞马的记载。例如在南北朝时，《宋书·谢庄传》曾记载刘宋大明元年（457）时“河南献舞马”，当时诏群臣为赋，谢庄即曾写有《舞马赋》，宋帝还使他“作舞马歌，令乐府歌之”。又据《艺文类聚》引曹植《献文帝马表》，说曾得大宛紫骍马一匹，“教令司拜，今辄已能，又能行与鼓节相名”。这也许说明三国时期已有可应节的舞马了。令人感兴趣的是，唐代的舞马表演可能已东传至古代日本，至少关于舞马的图像在日本有所流传，日本天平胜宝八年（756）六月二十一日《东大寺献物账》载有“舞马屏风六扇”，“高五尺、广一尺八寸。紫地锦缘，金铜钉，漆木帖，碧绫背，绯衣接扇，黄袋，白练裹”。只可惜在今天正仓院所藏文物中，这六扇屏风似乎未能保存下来。但就《东大寺献物账》所记，确证当时曾在日本宫廷中使用过绘有舞马的屏风，这又为当时的中日文化交流增添了资料。

提到马舞，顺便还应提到唐代在民间还流行一种以人扮装马形的舞蹈表演。新疆阿斯塔那336号墓出土的泥俑中有一件白马舞泥俑（图33），通高12.8厘米，马长13.6厘米。一个戴黑幞头的绿衣骑者骑着一匹白马，白马造型奇特，头尾俱全，但躯体下却是四只人足，表明它是由两个人所扮演的。有人推测这件俑与《乐府杂录》所举戏弄名目中的“弄白马”有关，看来是一种民间流行的化装舞蹈表演，它与前述的宫廷中场面豪华的百马齐舞，形成鲜明的对照。

图33 唐 泥白马舞俑 新疆阿斯塔那336号墓出土

本文原刊于《收藏家》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