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高考，我放弃读中专，选择了工厂的“铁饭碗”

1978年的夏天，这年的夏天特别炎热，蝉鸣也比往年初夏更躁一些。我坐在工厂宿全的床上看着书，手中晃动那张边角磨得发毛的《复习大纲》扇着风，窗台上放着沾了点机油的准考记。白天在车间擦机器时不小心蹭上的，我用指甲刮了半天机油，难以除去的油渍反倒让那红色的“准考证”三个字显得更扎眼。

“高考，上大学！”这话在车间里传得比机器轰鸣声更响亮。年初听广播说今年恢复全国统一命题，年龄放宽到三十岁，连我们这些从农村回城的知青都能考，我连夜在宿舍床下的木箱里翻出了下乡时就带在箱中的高中课本。

最暖心的是参加高考的工人每天有两小时复习假，食堂还给加一个白面馒头。那时我在铸造车间翻砂，一身力气全耗在铁水里，晚上趴在木箱改成的桌子上做题，眼皮沉得像灌了铅，就用凉水抹把脸，只有看到大纲上“为四化建设而学习”的字，心里的那团火才又烧了起来。

7月20日清晨，我揣着食食特意为参考者煮的两个鸡蛋赶往考点。在路边碰见同车间的老李，他比我大五岁，孩子都能打酱油了，还背着个军绿色挎包，里面装着用红绳捆着的课本。

“考理科？”他咧着嘴，露出两排被烟熏黄的牙齿。

我点点头，问他：“你是文科？”

“我报的文科，就想看看历史题难不难。”他应答着，两人一块赶到了考点。

考点的门口挤满了人，有没有褪去青涩的应届生，也有裤子和衣袖带着补丁的下乡知青，还有像老李这样穿着工装的工人，大家手里都捏着折着的准考证，大家都等待着开考入场的时间，眼里不自觉地露出丝丝紧张和焦虑。

头一场考政治，考场安静极了，笔尖在试卷上沙沙地流动声和头顶上老式吊扇嗡嗡的施转声都那样的清晰。

第二天的数学倒顺，最后一道几何题刚画完辅助线，铃声就响了，我攥着笔不肯放，监考老师过来收卷时，看见我草稿纸上密密麻麻的演算，轻轻说了句“别急，下午还有化学”。

最怵的是化学，有机反应式记混了两个，走出考场时太阳正毒，我蹲在老槐树下，把凉鞋里的沙粒倒出来，心里空落落的什么都没有。

语文考试那天，拿到作文题我愣了愣，《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缩写。这题目在厂里的学习会上听过，我定了定神，先把讲话稿里“大干快上”“赶超英美”的关键词圈出来，再顺着逻辑捋，写完时还有十分钟，看邻座的女生正咬着笔头改句子，忽然想起中学时语文老师总说“文章要像车间的流水线，不能乱”。

考完试回车间，主任拍我肩膀：“不管中不中，这股劲就得有。”

等成绩的日子比翻砂还熬人。八月底高考成绩终于出来了，我落榜了，离录取线仅差五分。

九月中旬，传达室大爷举着封信冲车间喊：“王大海，你的录取信！”我手一抖，铁锨“当啷”掉在地上，差五分怎么会录取呢？带着怀疑接过信，看着信纸边角印着“中等专业学校录取通知”，原来我的成绩上了扩招的中专线。

还没等我把这张录取书捂热，厂里的转正通知也来了。劳资科的老张把印着“国营红光机械厂”的工作证塞给我说：“铸造车间技术员，下个月转正，工资四十三块五。”

我捏着两张纸，在厂门外的青石条上坐了一下午。我数着兜里的钱——母亲常年有病，弟弟还在乡下插队，要是去读中专，三年书费生活费得靠家里借。可这国营厂的铁饭碗，在1978年的县城里，不知道有多少人眼红的体面活。

那天傍晚，我把中专通知书折成小方块，塞进了准考证的夹层里。忽然想起在考点门口老李说的话：“考不上也不亏，至少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念书的那块料。”

后来我在厂里管技术档案，闲时还会翻出那本《复习大纲》，纸页都脆了，上面的划线和空白处的批注却还清晰——那是1978年的夏天，一个青年在铁水与书本间，踩出的那串深浅不一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