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童殇录：当“骨醉”成为乱世菜单上的家常菜

公元934年的汴梁城西，寒风卷着肉铺的腥气掠过街巷。一家肉铺的门楣上挂着“新鲜羊羔肉”的木牌，案板上的肉块却透着诡异的细嫩，路过的母亲猛地捂住身边孩童的眼睛，脚步踉跄着快步逃离。这不是寻常的饮食禁忌，而是五代十国最残酷的生存常识——据《旧五代史·食货志》记载，当时人肉价格暴跌至狗肉的五分之一，而地方军阀推行的“及笄税”，对十三岁少女的征收标准，往往不是金银粮草，而是她们鲜活的大腿骨。在那个礼崩乐坏、人命如草芥的时代，孩童与女性一样，沦为了可被屠戮、交易、烹食的“人形物资”，而“骨醉”这般虐杀技法，竟成了权贵宴席上引以为傲的“珍馐秘传”。

一、儿童屠宰场：制度化的虐杀流水线
后唐清泰元年（934年），洛阳集市上出现了一则令人毛骨悚然的“市价规律”：凡是“双足雪白、肌肤细嫩”的幼童，售价远超普通成人十倍。这一畸形现象的始作俑者，正是后唐节度使赵思绾。《资治通鉴·后唐纪》明确记载，这位盘踞长安的军阀“性残暴，好食人肝，每杀小儿，取其肝啖之，谓之为‘活宝’”。他不仅嗜食童肝，还发明了一套极其残忍的“骨醉”技法——将幼童虐杀后，把骨骼碾碎研磨成粉，混入酒曲发酵酿造，美其名曰“驻颜酒”，声称饮用后可延年益寿、永葆青春。长安城内的百姓为保护自家孩子，纷纷将幼童藏匿于地窖，即便如此，仍有无数孩童被赵思绾的部下强掳而去，成为“骨醉酒”的原料。
如果说赵思绾的虐杀是个体暴虐的极致，南汉宫廷的“媚川都”则将对儿童的残害推向了制度化、系统化的深渊。南汉后主刘鋹痴迷长生术，听信方士“童男童女之血可炼仙丹”的妄言，专门设立“采生使”官职，负责在岭南各地搜罗幼童，每年必须上贡三百名“药引童子”，供宫廷炼丹使用。据《十国春秋·南汉世家》记载，一位侥幸逃脱的幼童回忆，被选中的孩子会先被关进特制铜笼，饿足七日，期间只喂少量清水，方士坚信“饿透之童，净腑无垢，其血最养丹元”。七日之后，这些瘦骨嶙峋的孩童会被带到炼丹炉前，活生生放血炼丹，尸体则被随意丢弃在宫墙之外，成为野狗秃鹫的食物。岭南地区的百姓为此谈“采生使”色变，每到夜间便紧闭门窗，将孩子抱在怀中不敢入眠，却仍难抵官兵的搜捕。
这种流水线式的虐杀，并非个例。后梁将领王景仁率军攻打寿州时，因粮草断绝，竟下令“掠民间幼童为军粮，每营日杀十数人”。士兵们将掳来的孩童集中关押在军营后方的“稚子营”，每日按数拖拽出来宰杀，烹煮后分发给士兵食用。有史料记载，当时军营中甚至出现了“幼童分类处置”的不成文规定：三岁以下者肉质最嫩，多用于清蒸、白煮；五岁以上者则用于红烧、腌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二、乱世童命：三种精准分类的死亡终局
在五代十国的生存概率学里，儿童的生命脆弱得不堪一击，且面临着三种精准分类的死亡威胁，每一种都透着成年人世界的疯狂与残忍。第一种是“军粮型消耗”，即将儿童当作移动口粮，随军队携带，随时宰杀烹食。前文提及的后晋将领张彦泽，其部队就推行“两脚羊储备制度”，规定每个士兵行军时必须标配三名幼童，既无需额外携带粮草，又能随时补充体力。据《旧五代史·张彦泽传》记载，张彦泽攻打邢州时，军中粮草耗尽，他便下令“尽杀所掠幼童，烹食以充军”，军营内外哭声震天，却无人敢反抗。
第二种是“祭祀型报废”，即把儿童当作祭祀品，用于祈福、消灾、堵塞灾祸，将封建迷信的残酷发挥到极致。后晋天福八年（943年），黄河中下游爆发大规模决堤，洪水淹没大片良田，百姓流离失所。地方官员不仅不组织救灾，反而听信方士“需用童男童女塞河眼，方可平息水患”的谬论，在受灾地区强掳数十名幼童，将他们捆绑后投入汹涌的黄河。《资治通鉴》记载，当时百姓跪地哀求，愿以自身性命换取孩子存活，却被官员斥为“妨碍天命”，眼睁睁看着孩子们被洪水吞噬。类似的祭祀虐杀在五代屡见不鲜，干旱时用幼童祭祀山神，瘟疫时用幼童祭祀瘟神，儿童的生命成了成年人掩盖无能、祈求虚妄安宁的祭品。
最讽刺也最令人绝望的，是第三种“娱乐型虐杀”——将杀害儿童当作权贵的消遣娱乐，用幼童的痛苦换取感官刺激。吴越王钱元瓘曾举办过臭名昭著的“红莲宴”，宴席之上，他命令侍女手捧点燃的孩童头颅跳舞，美其名曰“照岁灯”。这些孩童均是被强掳而来，先被灌下毒酒，再将头颅割下，内部点燃蜡烛，让侍女捧着在宴席间穿梭。《吴越备史》记载，宴席之上，钱元瓘与宾客们饮酒作乐，欣赏着“照岁灯”的诡异景象，丝毫不在意头颅中残留的血迹与侍女脸上的恐惧。此外，还有军阀以“掷孩童”为乐，将幼童抛向空中，再用兵器接住，以此比拼武艺，欢声笑语间，便是一条鲜活生命的消逝。
儿童心理学家分析这种集体癫狂时指出，当成年人长期处于“朝为君臣暮仇雠”的极端不安全感中，当权力与生存的压力无法释放时，便会对最弱小、最无反抗能力的生命产生畸形的控制欲与施暴欲。就像现代实验中，长期被电击的猴子会疯狂撕咬幼崽以发泄情绪，五代时期的成年人，也将对乱世的恐惧与绝望，转嫁到了无辜的孩童身上。更令人心碎的是，有些父母为了换取全家多活三天，竟主动将孩子做成“醢酱”（肉酱），献给攻城的军阀。《太平广记》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案例：汴州被围时，一位母亲亲手将五岁的儿子剁碎，做成肉酱献给守军将领，只为求得将领放过自己与丈夫。这种亲情的泯灭，正是乱世最可怕的文明崩塌。

三、舌尖上的文明断层：被扭曲的味觉与人性
《太平广记》中记载着一个令人心碎的细节：有些被官兵掳走、即将被烹煮的孩子，临死前还在断断续续地背诵《孝经》，嘴里念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他们始终坚信着儒家的伦理训诫，却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早已被父母与时代抛弃。可当乱世持续到第三代，幸存的儿童已经被彻底扭曲，他们亲眼目睹同类被烹煮、被虐杀，逐渐麻木，甚至能面无表情地讨论“清蒸婴儿要放多少茱萸才能去酸味”“童骨酿酒需发酵多久才够醇香”。
这种被暴力与血腥滋养的味觉记忆，形成了可怕的文化基因，即便乱世终结，也难以彻底根除。直到北宋建立二十年，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开封府仍能破获一个专门偷窃男童的犯罪团伙——“玉脍帮”。这个团伙专门拐卖三岁以下的男童，将其杀害后做成“玉脍”（切得极薄的肉片），卖给一些怀念五代“风味”的旧贵族。官府审讯时发现，团伙成员的烹饪秘方，竟源自五代时期的老兵传授，其中明确记载“三岁孩童腿肉逆纹切，配茱萸、陈皮可去土味，蘸醋食用最佳”。
宋太祖赵匡胤得知此事后，震怒不已，专门颁布《禁食幼子诏》，明确规定“凡杀害幼童、食人肉者，凌迟处死，株连三族”，试图以严苛的法律根除这种恶习。可法律能禁止行为，却难以抹去记忆——那些从五代活下来的儿童，早已将同类的哭喊声、烹煮时的腥气刻进了骨髓里，他们中的有些人，即便成为父母，也难以摆脱乱世留下的心理阴影，对孩子要么极度溺爱，要么冷漠疏离。这种人性的扭曲，如同一场蔓延百年的瘟疫，侵蚀着华夏文明的根基。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我们在博物馆里赞叹耀州窑孩儿枕的精美时，往往不会想到，这些以孩童形象为原型的瓷器，或许曾装着某个死于“及笄税”的少女骨灰，或许曾被五代权贵用来盛放烹煮幼童的汤汁。那些看似温润雅致的文物背后，藏着无数孩童的血泪与哀嚎。正如《太平年》残卷中记载的，一个被做成腊肉的孩童，临死前对着母亲的方向微弱呼喊：“阿娘，我疼”——这声跨越千年的哭喊，没有被载入正史，却比任何帝王将相的功绩都更真实，更沉痛，它撕开了五代十国的繁华假象，露出了文明崩塌后最黑暗、最狰狞的底色。
如果说五代女性的悲剧是被物化与牺牲，那么儿童的悲剧，则是人性最底线的失守。当最弱小的生命被肆意践踏，当虐杀孩童成为常态，当亲情与伦理被彻底泯灭，这个时代便真正坠入了地狱。那些逝去的孩童，没有留下姓名，没有留下事迹，只留下一段段令人不寒而栗的记载，与考古遗址中零星的幼小骨殖，无声控诉着乱世的残酷。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不仅是为了铭记伤痛，更是为了警醒后世：文明的存续，从来不是靠武力与权力，而是靠对生命的敬畏，对弱小的守护，一旦这份敬畏与守护消失，文明便会沦为野蛮的附庸，再无翻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