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过大年三十 || 胡成江

算着盼着，就要过年了。腊月二十九那天睡前拿出年画，一个目视着一个往墙上贴，崭新的年画给洁净的屋子增添了新气象。母亲从箱子里拿出新衣服给我们。放在枕头边，躺在被窝里，嗅着新衣服的气息，看着年画，想着明天便要过年，嘴角禁不住向上挑，笑着，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一觉醒来，母亲已在外屋厨房里忙着，看眼箱盖上的座钟，七点多了。想到今天过年，连忙起床。有人说除夕这天勤快一年都勤快。吃完早饭，忙着贴春联。春联要从院子大门开始贴，要将福祥好运迎进门，家家都赶早，谁家也不愿落在后头。东北过年的时候还很冷，在室内给春联背面抹上浆糊，出了屋，要小跑到大门口，以防冻上。春联贴在大门上，要用手掌捂捂，以便充分黏贴。不知道哪一年听谁说的“福字要倒着贴”，叫“福到了”。在我家院子里倒着贴的福字至少有三个：院子大门上一个，门斗门上一个，正冲大门的窗外保温塑料上一个。

贴好春联，大人们忙着做年夜饭，小孩子没事干。这时候，我便拿出我心爱的鞭炮，一遍又一遍地数，盘算着三十放多少个初一放多少个……有几年我和邻家大伟喜欢走街串巷看人家大门上新贴的春联，从双保到东山，从东山到矿办公楼，走过商店粮所的门前，再从二小那边回来。吃完中午饭，鞭炮声渐密，到下午三四点钟，过年的氛围在“噼里啪啦” 的鞭炮声中完全给烘托出来。街上的行人渐少，似乎不大配合鞭炮的热闹。

天黑下来了，家家院子里挂起灯笼，蜡烛在里面眨着眼睛，像是在和风捉迷藏。母亲说大年夜到处都要亮亮。我家的仓房和煤棚子里都点了蜡烛，忽闪忽闪地亮了四周，与高高挂在杆子上的灯笼，一同点缀着除夕夜。吃完晚饭，提起灯笼到关家喊上大伟再去王家叫出小友，从小街的东头走到西头，再从西头走到东头，模仿电影里的腔调不时喊上一声“平安无事喽！”我们手中提的这些流动着的小灯笼，与院子里灯笼杆上的大灯笼遥相呼应。若在高处俯瞰，大灯笼是天上的星星，小灯笼便是流星。流星流动上一阵子，我们的小手冻得通红，鼻孔里淌出清鼻涕，灯笼里那根红色的细蜡烛也快燃尽，该去谁家休整休整了。

大人们在家里包着饺子，见小孩子们进来，劝说道，快在屋子里暖乎暖乎吧。擦去快淌过上嘴唇的清鼻涕，在谁家玩一会儿，便各回各家去。这会儿我回到家，脱掉棉鞋爬到热乎乎的炕上，想起早晨母亲给的压岁钱，趴在炕上摆弄着，数了再数。姐姐喜欢把崭新的压岁钱夹在书里，防折，影响新钱的成色。几年下来，她集了好多新钱，一角两角五角一元两元五元的都有，甚至还有过一张十元大票。那时候并不知道何为收藏什么叫集币，只是一种自发的保存方式而已。那些崭新的人民币倘若保留到现在，也值些钱了吧。毕竟过去了五十来年，时间的沉淀本身就是一种成本，何况还有人民币新票这个载体呢。

半夜十一点多钟，鞭炮声更密集了，此起彼伏，连成片，夜空不时给烟花划破。母亲将一盖帘又一盖帘包好的饺子从大屋端到外屋，用炉钩子钩开大锅底的炭火，煮沸锅里的水，傍十二点的时候下饺子。等家里放过鞭，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饺子便端上桌。这时候外面的鞭炮声“噼啦啪啦”分不出了个儿，整个小镇沸腾了。全家人围坐在饭桌旁吃着饺子，饺子里包了钱，看谁能吃到。母亲那时比较认真，只包一个“带钱”的饺子，吃到的可能小，大概会更灵。都想在这辞旧迎新的特殊时刻讨个彩头，吃到了包了钱的饺子会很兴奋。那些年我几乎没吃到过，懊丧劲儿一会儿便给除夕夜的喜庆氛围冲没。

大年夜的饺子说道可多着呢，包的时候剩馅会有财运来，煮的时候“肚”与“背”哪个朝上，都有不同说道。除夕这天被赋予了太多的文化内涵，不吉利的话儿不能说，打碎了东西，马上要说声“碎碎（岁岁）平安。”饺子煮破了不能说“破”，给盘子里的红烧鲤鱼翻身叫“正身”，云云。母亲说大年夜不能叫小名，我十分相信，严格遵守。

吃完饺子，我们几个小孩子凑到一块守夜，谁都想不睡到天明，却几乎没有人能做得到。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游戏更没有网络，消磨漫长黑夜的唯一方式就是打扑克，玩着玩着，便躺在炕上睡着了，穿着衣服一个东倒一个西歪。

胡成江 ，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副主席， 济宁市作家协会会员 ，济宁作协“两新”委员会副秘书长 。在《天池小小说》《小小说选刊》《济宁日报》《济宁晚报》《中国水运报》等多家报刊发表小说、散文等作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