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终奖是一袋稻米，同事全领40万现金，我背着大米回乡下过年

我年终奖是一袋稻米，同事全领40万现金，我背着大米回乡下过年

腊月二十八，公司年会在五星级酒店的金色大厅里举行。水晶灯折射着刺眼的光，空气里混合着香水、红酒和烤乳猪的油腻香气。台上，董事长正在用激昂的语调总结辉煌业绩，数字像泡沫一样不断膨胀。我坐在最后一排靠柱子的位置，指腹无意识地摩挲着廉价的西装袖口，那里有一点开线。周围是嗡嗡的低语和克制的笑声，每个人都精心打扮，容光焕发，等待着那个年终的高潮时刻——颁发年终奖。

部门经理开始念名字，一个个同事上台，接过那个象征性的红色大奖状信封，但所有人都知道，里面是一张薄薄的银行卡。财务部的小王，四十万；市场部的李姐，四十二万；技术总监老张，据说过了五十万……掌声一阵响过一阵，笑容在每一张脸上绽放，那是一种踏实、丰盈、对一年辛苦最终兑换成可观数字的满足。我喉头发干，心脏在肋骨后面缓慢而沉重地跳动，像在敲一面蒙了厚布的鼓。我今年业绩平平，甚至因为坚持一个不被看好的传统工艺改良项目，耽误了“见效快”的流行款推进，被经理点名批评过几次。我知道，我的那份，不会好看。

“陈默。”经理终于叫到我的名字，声音透过麦克风传来，有点变调。我吸了口气，站起身，走向那灯光汇聚的舞台中央。我能感觉到几百道目光落在背上，有好奇，有怜悯，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优越感。经理脸上挂着标准的微笑，但眼神有些飘忽，他没有递给我那个红色的信封，而是侧身，从礼仪小姐手里接过一个……一个印着公司Logo的、土黄色的、编织得相当粗糙的米袋子。

那袋子鼓鼓囊囊，目测有二十斤。经理把它递给我，拍了拍我的肩膀，对着麦克风说：“陈默同志，过去一年扎根传统，不忘本心，精神可嘉！公司特别奖励‘不忘初心’大奖——上等有机稻米一袋！愿你像这稻米一样，踏实、饱满，在未来焕发新的光芒！”他的话冠冕堂皇，台下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哄堂大笑。那笑声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我脸上火辣辣的，耳朵里嗡嗡作响。我看见前排关系不错的同事小赵想笑又强行忍住，别开了脸；也看见平时不对付的几个人，笑得前仰后合，毫不掩饰。

我机械地接过那袋米。沉甸甸的，粗糙的编织带勒着手心。在一片笑声和零星的、含义不明的掌声中，我抱着那袋米，走回自己的座位。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又像走在烧红的铁板上。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变得稀薄而灼热。我能清晰地听到邻座压低声音的议论：“……傻了吧，真就一袋米？”“听说他那个项目赔了钱……”“不忘初心，哈哈，这词儿用的……”那些声音像细针，密密地扎过来。

年会接下来的抽奖、表演、敬酒，都成了模糊的背景噪点。我坐在那里，抱着那袋与我格格不入的稻米，仿佛抱着一个巨大的、无声的耻辱。同事们都默契地不再过来和我碰杯，仿佛我身上带着某种晦气。四十万的现金奖励，和二十斤稻米。这对比荒诞得像一出蹩脚的喜剧，而我，是唯一的丑角。

散场时，人潮涌动。大家都提着年会发的精致礼品盒，议论着年终奖的数目，计划着出国旅行、换新车、给孩子报更贵的辅导班。我默默地用一只手拎着那袋米，米袋蹭在笔挺的西裤上，发出沙沙的摩擦声，另一只手插在空空的口袋里。地铁上，拥挤的车厢里，人们对我投来怪异的目光。我靠着角落，把米袋放在脚边，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我和这个我奋斗了五年的城市，以及这座城市所标榜的成功标准之间，横亘着多么深的沟壑。

回到租住的、只有三十平米的单身公寓，我把米袋扔在墙角。它立在那里，像个沉默的谴责。我打开手机，家族微信群里正热闹非凡。表哥晒出了年终奖截图，六位数；堂妹说她公司发了厚厚的红包，准备带爸妈去海南过年；妈妈则在群里问：“小默，什么时候到家？妈给你腌好了腊肉，就等你回来。”我心里一阵酸涩，手指在屏幕上悬停了很久，只打出一个字：“快。”

怎么回去？我查了查银行卡余额，交完下一季房租，扣除必要开支，所剩无几。往年虽然不多，但总还能给爸妈包个红包，给侄儿侄女买点城里的新鲜玩意儿。今年呢？拎着这袋米回去？告诉爸妈，你儿子在公司“不忘初心”，得了年度大奖——二十斤大米？想象着父亲沉默抽烟的样子，母亲强打笑容说“米好，米实在”的神情，我就觉得窒息。

那一夜我失眠了。盯着天花板上斑驳的水渍，思绪飘回了遥远的乡下，老家门前的那片稻田。小时候，我最喜欢稻子抽穗扬花的季节，空气里是清甜的香气，风一吹，碧浪层层。父亲总是赤脚踩在田埂上，弯腰查看稻穗的长势，古铜色的脊背在阳光下闪着汗水的光。他说：“人呐，不能忘本。脚踩在泥土里，心里才踏实。”后来我考上大学，离开那片土地，父亲送我到村口，只说了一句：“在外面，别学浮了。”这些年，我在城市里奔波，学着穿西装打领带，学着说言不由衷的话，争取着一个个所谓的“机会”，我离那片稻田越来越远，离父亲说的“别学浮了”也越来越远。这袋米，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带着泥土味的回响，重重地砸在我的生活里，逼我直视自己的狼狈与迷失。

第二天，我做出了决定。我退掉了提前抢到的高价动车票，用那钱买了一张开往家乡方向的慢车硬座。然后，我背着那袋米，踏上了归途。不是拎，是背。我用一根绳子把米袋扎实地捆好，背在背上。沉重的压力贴着脊梁，每一步都让我想起父亲背负谷袋的样子。火车站人山人海，扛着巨大编织袋的农民工、拖着行李箱的白领、抱着孩子的妇女……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奔向名为“家”的方向。我混迹其中，背着我的米，竟奇异地不再觉得那么突兀和羞耻。这袋米很沉，压得我肩膀生疼，但奇怪的是，心里那份年会当晚几乎要溢出来的惶惑与屈辱，反而在这种真实的、肉体的沉重感里，沉淀下去一些。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行驶着，窗外的景色从高楼大厦逐渐变成低矮的房屋，再变成覆盖着薄雪的、辽阔的田野。车厢里嘈杂拥挤，泡面味、汗味、孩子的哭闹声混杂在一起。我靠在座位上，米袋放在脚边，手指无意识地抚摸着粗糙的编织袋纹理。闭上眼睛，记忆却异常清晰起来。

我想起大学刚毕业那年，也是冬天，揣着仅有的两千块钱和满腔热血来到这座城市。住过地下室，吃过一个月泡面，为了一个方案熬夜到凌晨。那时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辛苦也带着甜。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是第一次因为同事抢功而委屈？是第一次为了迎合客户说了违心的话？还是眼看着房价一天天飙升，而自己的工资涨幅永远追不上时的无力？我像大多数漂在这里的人一样，被裹挟着向前跑，拼命想抓住点什么来证明自己，渐渐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那个执着于传统工艺改良、相信“慢工出细活”的陈默，被现实打磨得日渐圆滑，也日渐模糊。这袋米，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窘迫，也照出了我的背离。

火车在一个小站停靠，上来了几个带着浓厚乡音、扛着大包小包的老乡。他们大声地聊着今年的收成，抱怨化肥涨价，但语气里满是收获的喜悦。其中一个老汉看了我脚边的米袋一眼，咧嘴笑了：“小伙子，回家过年呐？这米看着不错，自己家种的？”我愣了一下，点点头，含糊地应了一声。老汉感慨道：“还是自己种的米吃着香，外面买的，没那个味儿。”我心里微微一动。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火车终于在县城车站停下。我又背上米袋，走出车站。寒冷的、带着泥土和柴火气息的乡村空气扑面而来。通往村里的小巴士挤得满满当当，我只好拦了一辆路过的三轮农用车，答应付二十块钱，捎我一段。开三轮的大叔五十来岁，皮肤黝黑，很健谈。他瞥了一眼我背上和周围行李格格不入的米袋，没问什么，只是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你妈前几天逢人就念叨你呢。”

车子在颠簸的乡村公路上行驶，两旁的稻田早已收割，留下整齐的稻茬，覆着一层白霜。远处，熟悉的村庄轮廓在暮色中显现，炊烟袅袅升起。近乡情更怯。那份因为年终奖而产生的难堪，此刻混合着一种更深沉的、复杂的情绪——乡愁，以及一种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愧疚。

离家门口还有百十米，我就看见母亲站在村口的槐树下张望。天很冷，她不断跺着脚，呵出白气。看到我从三轮车上下来，她眼睛一亮，小跑着迎上来：“小默！怎么坐这个车回来？不是说坐高铁吗？”她的目光随即落在我背上的米袋上，愣了一下。

“妈。”我嗓子有点哑，“公司……发的年货，米，挺好的有机米，就……背回来了。”我艰难地解释着，准备好接受询问甚至失望。

母亲却伸手摸了摸米袋，脸上露出真切的笑容：“哎哟，这米袋子编得还挺结实。好好，米好，家里正缺好米呢！快进屋，外头冷！”她自然而然地接过我手里的一个小包，催我快走，对那袋米，对我略显狼狈的归途，没有流露出丝毫我想象中的质疑或难堪。仿佛儿子背着口粮回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父亲坐在堂屋的火盆边抽烟，见我进来，点了点头，目光扫过我放在门边的米袋，也没多问，只说：“洗手，吃饭。”饭菜已经摆好，都是我爱吃的：腊肉炒蒜苗，炖得烂熟的土鸡，自家地里拔的、霜打后格外清甜的小白菜。家的味道瞬间包围了我，温暖而妥帖，暂时驱散了心头的寒意。

然而，该来的总会来。饭后，邻居大伯来串门，抽着父亲递的烟，闲谈间自然问起：“小默今年在城里干得不错吧？年终奖发了多少？听说现在城里公司都发好多。”堂屋里安静了一瞬，火盆里的炭火噼啪响了一声。母亲端茶的手顿了顿，父亲抽烟的动作也缓了。我脸上一热，手心冒出冷汗。那袋放在墙角的米，此刻仿佛在无声地放大它的存在感。

我看着父母瞬间变得有些紧张却努力维持平静的脸，看着邻居大伯好奇的目光，那些在火车上翻腾的思绪，那些在城市里积压的委屈、自我怀疑和迷茫，突然冲破了堤防。我没有像预想中那样编造一个体面的数字，也没有含糊其辞。我低下头，声音干涩，却异常清晰地说：“没……没发钱。公司……就发了那袋米。我们部门，别人都发了几十万现金。”

话音落下，堂屋里死一般的寂静。我能听到自己血液冲刷耳膜的声音。邻居大伯脸上的笑容僵住了，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和一丝尴尬的同情。他讪讪地说了句“哦……哦……米也好，米也好……”，很快便借口家里有事，起身走了。

大伯走后，家里的空气更沉滞了。母亲低头收拾茶杯，动作有些慌乱。父亲一口接一口地抽烟，烟雾缭绕，让他的面容有些模糊。长久令人窒息的沉默后，父亲磕了磕烟斗，声音沙哑地开口，却不是责问：“累了就先歇着。明天……跟我去趟镇上。”

第二天一早，父亲果然叫上我。他没说去镇上干什么，只是让我跟着。母亲默默地往我口袋里塞了两个还热乎的煮鸡蛋。我们走在熟悉的村路上，父亲背着手走在前头，背影有些佝偻。一路上遇到相熟的乡邻打招呼：“老陈，儿子回来啦？”“回来啦。”父亲总是这样简略地回答，不多说一个字。我能感觉到那些落在我身上的目光，好奇的、探究的，或许还有昨晚消息传开后，带上的别的意味。我如芒在背。

到了镇上，父亲没有去集市，也没有去商店，而是领着我拐进了一条老街，来到一个不起眼的、挂着“粮油品质鉴定”牌子的老铺子前。铺子里坐着个戴老花镜的干瘦老头，正拿着放大镜看一份报纸。

“老刘。”父亲喊了一声。

老头抬起头，推了推眼镜，看到父亲和我，笑了：“哟，老陈！这就是你城里回来的儿子？一表人才啊。”他目光落在我手里提着的、从米袋里舀出的一小布袋米样上，“这是？”

“儿子公司发的米，说是好的有机米。你给看看，到底咋样。”父亲说着，示意我把米递过去。

我一头雾水，不明白父亲为何特意来鉴定这袋让我丢尽颜面的米。老刘接过布袋，倒了一些米在掌心，凑到窗边明亮处，仔细端详。他用手指捻动米粒，又捏起几颗放进嘴里，慢慢咀嚼。整个过程，父亲紧盯着他，神情严肃。

半晌，老刘吐出米渣，拍了拍手，眼神发亮，对父亲说：“老陈，了不得啊！这米！真正的古法种植，没上化肥农药，看这米粒，饱满均匀，颜色透亮，嚼着有韧劲，回甜。这是‘桂花香’的老品种吧？这味儿，多少年没见过了！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有机牌子的，跟这个没法比！你这袋米，别看少，金贵着呢！哪儿弄来的？”

父亲没直接回答，脸上紧绷的线条缓和下来，甚至露出一丝极淡的、难以察觉的笑意。他谢过老刘，拿回米样，领着我出了铺子。回去的路上，父亲依然沉默，但我能感觉到，他身上那种沉郁的气息散去了不少。

回到家，父亲径直走到墙角，解开米袋，用手捧起一把米，细细地看着。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掌心的米粒上，泛着温润的象牙色光泽。母亲围过来，也抓起一把闻了闻：“是香，一股子太阳晒过的清香味儿。”

父亲把米放回袋子，拍了拍手上的灰，看着我，缓缓说道：“昨晚，你大伯走后，我跟你妈半宿没睡。不是嫌你没拿回钱。是担心你。怕你在外头受了委屈，心里憋着，更怕你为了钱，走了歪路。”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深沉，“这袋米，你刚背回来，觉得是公司寒碜你，给你难堪，是不是？”

我鼻子一酸，点了点头。

“老刘的话，你听见了。”父亲继续说，“你们公司那么大，老板不傻。能给全公司发几十万现金，偏偏给你发一袋米，这米要真是普通米，那不是打自己脸？我琢磨着，给你这米的人，怕是知道这米的价值，更知道……你值得这个。”他粗糙的手掌按在我的肩膀上，力度很重，“你电话里提过，你在搞什么老手艺的改进，跟人争过，还耽误了你们经理说的‘正事’。是这事吧？”

我惊讶地抬起头。父亲竟然记得我在电话里偶尔流露的、语焉不详的抱怨。

“这米，是老的种法，老的品种，费工费力，产量不高，模样也不如那些新品种漂亮，但吃过的都知道，它好，它香，它养人。”父亲的目光看向门外，仿佛能穿透墙壁，看到遥远的稻田，“现在人都图快，图好看，图产量，这样的米，种的越来越少了。可总得有人记得，总得有人觉得它好，还愿意为它费工夫。”

母亲在一旁抹了抹眼角，接过话头：“你爸的意思是说，这袋米，不是寒碜，是……是珍重。你们老板，兴许是懂行的，用这袋米，夸你呢！夸你没忘本，夸你做的事，有价值。”

父母的话，像一股温润的泉水，缓缓流过我被城市功利冰封又因落差而龟裂的心田。我重新审视那袋米。它不再是屈辱的象征，而变成了一种独特的、沉重的认可。它认可了我的“轴”，我的“不识时务”，我那份在效率至上时代里显得有些迂腐的坚持。它连接着父亲的土地哲学，也似乎遥遥呼应着我那个不被看好的、关于“慢”与“质”的项目。

年三十晚上，我们家用这米煮了年夜饭。揭开锅盖的瞬间，浓郁的米香混合着蒸汽弥漫了整个厨房，那是一种朴素却直抵人心的香气，是记忆中童年的味道，是土地最诚恳的馈赠。米饭粒粒分明，油润晶莹，入口甘甜弹牙。母亲连声说好，父亲也比平时多吃了一碗。看着他们满足的神情，我心中最后一点芥蒂也消散了。

电视里春晚热闹喧嚣，窗外不时响起鞭炮声。在暖黄的灯光下，在熟悉的饭香里，我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这袋米，让我从城市那个以金钱为唯一尺度的竞赛场中暂时脱身，跌回了生活的实处。它让我看到，价值可以有另一种衡量方式，成功也可以有另一幅面貌。它关乎记忆，关乎传承，关乎一份不随波逐流的坚持，也关乎最朴素的、对品质的敬意。

我开始主动跟父亲聊起我的项目，聊我想改良的那种即将失传的编织技艺，它的优点，它的困境，我遇到的阻力。父亲听得认真，不时问上几句，虽然不懂技术细节，但他理解那种“想把老东西好好传下去”的心情。他说：“就跟种这‘桂花香’一样，难，但值得。”母亲则絮絮叨叨地说起村里谁家还有老手艺，谁还记得古法。

年初三，我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是公司那位很少接触、主管技术的副总裁。他在电话里说，年会那袋米，是他特意嘱咐的。他早年留学时研究过农业史，对传统优质稻种有感情。我那个工艺改良项目的初步报告，他看过，虽然短期效益不显，但他认为其中蕴含的理念和对传统精髓的挖掘，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质造”而非“制造”的战略转向。那袋米，是他私人农场试种的、近乎绝迹的老品种“桂花香”，产量极低，他把它作为一份特别的“年终思考”，送给了几个他默默关注着的、在不同岗位坚持“低效”却有意义的工作的员工。

“米不多，但希望你能品出点味道。”副总裁在电话那头笑了笑，“年后，你的项目可以重新评估，预算和人员支持，会不一样。好好过年，陈默。”

挂掉电话，我站在院子里，望着冬日晴朗高远的天空，心情如同被雪水洗过一般澄澈。我背对着堂屋，父亲正在慢悠悠地编一个竹筐，母亲在晒腊肠。一切都平和而充满生机。

离家那天，母亲把我的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腊肉、香肠、干菜、土鸡蛋。父亲则把我带到谷仓，从一个旧坛子里，舀出另一小袋米，装进一个干净的布袋，递给我：“这是家里去年自己种的，也是老种子，比不上你拿回来的，但味道正。带回城里，慢慢吃。”

我接过那袋分量不轻的家常米，和来时公司那袋“桂花香”放在一起。回程的动车飞驰，窗外的风景向后掠去。我摸摸身边的两袋米，一袋是峰回路转的认可与机遇，一袋是沉默厚重、永不背弃的支撑。它们很沉，但这一次，我感到背上和心里，都是一种饱满的、踏实的沉。

我知道，我依然要回到那个用数字衡量一切的城市，面对竞争、压力和挑战。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我的行囊里，不仅有两袋实实在在的米，更有了从泥土里重新生长出来的力量，一份关于“价值”的、更为辽阔的定义，以及，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来处与归途的安心。

列车上，我打开手机，看到朋友圈里，同事们又在晒海岛度假、奢侈品的新款。我笑了笑，关上屏幕，看向窗外无垠的、正在苏醒的田野。

我或许没有领到四十万现金，但我背回了属于自己的、千金不换的“年终奖”。那是一袋稻米，也是整个故乡。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观看。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