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查出肝癌晚期，烧了病历，骑车去西藏，三个月后寄来明信片。

消息刚传回家时，一大家子人炸开了锅。我妈拿着电话手抖得厉害，对着听筒反复确认，挂了就坐在沙发上掉眼泪，说二舅这辈子太苦，年轻时在工地扛水泥，中年守着小超市起早贪黑，好不容易熬到孩子成家，却摊上这种病。家里亲戚聚在一起商量，有人说该把人找回来住院化疗，有人说晚期治也是白花钱，还有人背地里嘀咕，说二舅是想不开，故意跑出去躲着，怕拖累家人。

我去看过二舅一次，那是他烧病历前几天。他躺在医院病床上，脸色蜡黄，却没喊过一句疼。医生把我们叫到外面，说得直白，癌细胞已经扩散，手术意义不大，保守治疗最多撑半年，过程还遭罪。二舅在屋里听得一清二楚，等我们回去，他只是笑了笑，说：“我这身子，我自己知道，躺床上插满管子熬日子，不如出去走走。”

我们都劝，说家里不差治病的钱，说孩子还需要他，说西藏路远天寒，身体扛不住。二舅没反驳，只是默默听着，第二天就偷偷办了出院，回家把病历一把火烧成灰，推出那辆骑了十几年的旧自行车，带了几件换洗衣物，揣着攒了半辈子的几万块钱，一声不吭地走了。

家里人急疯了，报警、打电话、托朋友打听，全都石沉大海。那段时间，家里气氛压抑得很，有人埋怨二舅任性，不顾家人感受；有人心疼他，一把年纪还要受路途的苦；更多的是无奈，我们都懂，他不是不怕死，是怕活着的日子太憋屈，怕花光家里的积蓄，最后落个人财两空，怕成为儿女的累赘。

我们总说孝顺，可真到了生死关头，才发现连尊重他的选择都做不到。我们以为住院、吃药、输液是救他，可在二舅眼里，那是把自己困在病床上，耗掉最后一点尊严。他一辈子为别人活，老了病了，只想为自己活一次。

三个月后，明信片寄到家里，是从拉萨寄来的，字迹歪歪扭扭，带着高原阳光的温度。明信片上没写病情，只说路上看到了雪山，喝到了甘甜的泉水，遇到了好心的牧民，自行车坏了有人修，饿了有热腾腾的酥油茶。他说，走在路上，反而不觉得疼了，夜里躺在星空下，心里比任何时候都踏实。

明信片的背面，只写了一句话：别找我，我挺好，人这辈子，到头都得走这条路，我想选个自己喜欢的方式。

家里人看着明信片，没人再说话，之前的埋怨、着急、顾虑，一下子都散了。我妈抹了抹眼泪，说：“由他吧，他高兴就好。”

后来我们再也没收到过消息，不知道他是还在路上，还是停在了某一片他喜欢的风景里。没人再提住院，没人再提治疗，大家心里都明白，二舅用自己的方式，打赢了最后一场仗。

我们总在纠结生死的长度，却忘了问活着的质量。太多人像二舅一样，一辈子省吃俭用，为家庭奔波，到最后连选择如何离开的权利都被世俗绑架。住院、抢救、续命，成了理所应当的孝顺，可那些插在身上的管子，那些痛苦的治疗，到底是延续生命，还是延长折磨。

二舅的自行车轮碾过高原的路，也碾破了我们心里固有的执念。他没留下惊天动地的话，只是用最普通的方式，告诉我们，人活一世，不必都困在病房里，不必都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哪怕只剩最后一段路，也可以朝着自己想去的方向，慢慢走。

那张薄薄的明信片，至今还夹在我家的相册里，没有落款，没有归期，却比任何遗言都更有力量。我们不知道他后来去了哪里，只知道，他走在了自己想走的路上，直到最后一刻，都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