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原副省长、代理省长，一心践行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享年68岁

1933 年冬，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铁门轰然合拢，将刚满 23 岁的林李明彻底隔绝在阳光之外。狱警的皮靴踩过冰冷的水泥地，每一步都像是敲在生死边缘。作为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他因叛徒出卖落入敌手，等待他的是老虎凳、辣椒水、电击与无休止的审讯。敌人以为，这个从海南文昌农家走出来的青年，会在酷刑面前低头；他们更以为，高官厚禄的许诺，足以击碎一个年轻人的信仰。

老虎凳网图

但他们错了。

昏死数次、遍体鳞伤的林李明，醒来后只说了一句话：我是共产党员，宁死也不会叛变革命，想要秘密，除非我死。这不是影视剧里的台词，而是一位革命者用生命写下的真实誓言。

1910年，林李明生于文昌文教镇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彼时的文昌，既是侨乡，也是旧中国苦难的缩影：土地贫瘠，苛捐杂税繁重，军阀混战连年不休，乡亲们食不果腹、流离失所，不少人含泪下南洋谋生，他的家人也曾动过这样的念头。幼时在私塾的几年求学，没有让他满腹经纶，却让他在先生的教诲和乡邻的苦难中，早早读懂了“家国大义”四个字的重量——那不是空洞的口号，是看着身边人被欺压、被杀害时，心底燃起的不甘与愤怒。

1927年，17岁的林李明亲历了琼崖白色恐怖的残酷：农会干部被残忍杀害，相邻的村庄被付之一炬，乡亲们无家可归、啼饥号寒。那一刻，他心里的怒火被点燃，不是一时的热血上头，而是一种“再也不能这样下去”的决绝。他投身革命，不是为了名利，不是为了光环，只是单纯地想让乡亲们能过上安稳日子，想让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能有一丝希望。这种朴素的愿望，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力量，也成为了他后来面对一切苦难时，最坚实的精神底色。

1928年，琼崖革命陷入低谷，林李明被迫出洋前往越南避难。异国他乡的日子，艰难而孤独，他一边谋生，一边暗中寻找党组织的踪迹。那种漂泊无依、前途未卜的迷茫，或许比追捕的危险更让人煎熬——他不知道自己还要漂泊多久，不知道党组织在哪里，甚至不知道自己坚持的革命，是否真的能有胜利的一天。但他没有放弃，不是因为盲目乐观，而是因为他深知，一旦放弃，就再也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那些牺牲的乡亲、战友，也将白白付出生命。这种“不甘放弃”的韧劲，不是天生的，而是在苦难中一点点淬炼出来的。

1930年，辗转千里抵达上海的林李明，进入民智中学读书——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求学，而是他革命生涯的“蛰伏期”。彼时的上海，暗流涌动，地下斗争异常激烈，稍有不慎就会身陷囹圄。他一边埋头读书，一边暗中联络进步学生，开展地下工作，传递革命火种。这段日子，他过得小心翼翼，甚至不敢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那种时刻紧绷的神经、那种孤独的坚守，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但他明白，革命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人蛰伏，有人牺牲，有人在黑暗中默默等待光明。

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日军铁蹄踏碎了上海的安宁。此时的林李明，没有选择躲在安全的角落，而是冒着炮火，深入工厂、学校、社区，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他组织学生募捐，发动工人赶制军需物资，亲自带领群众运送粮食和药品，在枪林弹雨中穿梭，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有人说他勇敢，可我想，他或许也有过害怕——害怕自己年轻的生命就此终结，害怕自己还没来得及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但他还是去了，因为他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民族危亡面前，个人的恐惧的渺小的，只有凝聚起军民同心的力量，才能击退敌人，才能守住这片土地。这段经历，不仅让他体会到了“军民同心”的力量，更让他明白了“担当”二字的含义：所谓担当，就是明知前路有险，依然选择挺身而出。

1933年，林李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组织部长、区委书记，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开展地下工作。此时的他，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处境也愈发危险。他清楚地知道，叛徒无处不在，一旦暴露，等待自己的将是无尽的酷刑和死亡，但他没有退缩。同年11月，叛徒出卖，他被逮捕关押进提篮桥监狱，面对敌人的酷刑和诱惑，他昏死数次，遍体鳞伤，却始终没有泄露党的任何秘密。

很多人把他的坚守解读为“信仰的力量”，却很少有人解构这份信仰的本质。在我看来，林李明的信仰，从来都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一种“说到做到”的坚守，一种“不负初心”的执念。他不是没有过挣扎，不是没有过动摇——当酷刑的剧痛让他无法忍受时，当敌人的许诺让他心动时，当他思念家人、渴望自由时，他一定有过放弃的念头。但他最终守住了底线，因为他明白，一旦叛变，不仅会对不起党组织的信任，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更会对不起自己当初投身革命的初心，对不起那些还在苦难中挣扎的乡亲。这种“不能对不起”的执念，比任何口号都更有力量，也让他在绝望中，一次次战胜了自己的脆弱。

方毅

后来，林李明被转至苏州第一军人监狱，在这里，他遇到了方毅，两人成为了生死与共的难友。狱中四年，漫长而煎熬，饥饿、折磨、绝望，时刻围绕着他们。但林李明没有被打垮，反而主动团结身边的难友，组织绝食斗争，反抗敌人的非人待遇，给难友们宣讲革命道理。有人问，在那样绝望的环境里，他为什么还能保持乐观？答案很简单：他不是乐观，而是不愿被绝望打败；他宣讲革命道理，不是为了鼓舞别人，更是为了提醒自己，提醒自己不能忘记初心，不能放弃希望。这段狱中岁月，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反而让他学会了隐忍与谋略——他明白，革命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只有学会隐忍，学会在绝望中寻找生机，才能坚持到胜利的那一天。这种隐忍与谋略，贯穿了他此后的一生，也让他在后来的革命和建设中，一次次化解危机，成就事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经周总理、叶剑英元帅亲自交涉，苏州监狱的共产党员全部被营救出狱。出狱后的林李明，身形消瘦，身上布满了酷刑留下的伤疤，可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投身到抗日洪流中。从苏州到延安，一路颠沛流离，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历经一个多月的艰辛，他终于抵达了这个革命的圣地。延安的温暖，让饱经磨难的他感受到了久违的归属感，也让他重新积蓄了力量。

在延安，林李明没有停下脚步，他主动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经历，认真学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此时的他，已经不是那个初出茅庐、热血冲动的青年，而是一个经历过苦难、变得成熟稳重的革命者。他明白，抗日斗争不是一场简单的战争，而是一场持久战，需要正确的方针政策，需要强大的群众基础，需要各方力量的团结。12月底，中共长江局重建华南地区党组织，急需有地下工作和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林李明被选中，从延安调回广东工作。他或许不会想到，自己接下来的使命，会与家乡海南的命运紧密相连，会成为琼崖抗战的“关键操盘手”。

冯白驹

1938年8月，林李明临危受命，回到琼崖担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彼时的琼崖，局势异常复杂：冯白驹被国民党逮捕，特委群龙无首；日军即将登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力量薄弱，群众基础不够牢固。面对这样的烂摊子，林李明没有急于召开会议、确立权威，而是深入各个抗日根据地，走访群众、慰问战士，了解琼崖抗战的真实情况。

他的这个选择，背后藏着深刻的逻辑：他深知，要领导琼崖抗战取得胜利，就不能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要扭转被动局面，就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经过深入走访，他发现，琼崖抗战最大的问题，是力量分散、人心不齐——各方抗日力量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于是，他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主动联络国民党地方部队和民间抗日团体，晓以民族大义，说服他们放下分歧、联合抗日。

为了争取一支民间抗日武装的支持，他冒着大雨，步行几十里山路，亲自上门拜访武装首领。一路上泥泞不堪，鞋子磨破了，脚也起了血泡，他却始终没有退缩。有人说他固执，可我想，他不是固执，而是深知，每争取一支力量，琼崖抗战就多一分希望，乡亲们就多一分安稳。他的诚意，最终打动了那位首领，这支武装主动编入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成为抗击日军的重要力量。

冯白驹

在担任琼崖特委书记的一年多时间里，林李明与出狱后的冯白驹并肩作战，两人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冯白驹熟悉琼崖的地形和群众，擅长军事指挥；林李明擅长组织协调和统一战线工作，两人相辅相成，迅速扭转了琼崖抗战的被动局面。很多人只看到了他们合作的成果，却很少有人想到，两个性格、擅长不同的人，在合作过程中，一定有过分歧、有过矛盾。但他们最终放下了个人成见，因为他们明白，在民族危亡面前，个人的分歧是渺小的，只有团结一心，才能共同抗击敌人，才能守住琼崖这片土地。这种“以大局为重”的格局，不是天生的，而是在革命斗争中，一次次磨合、一次次淬炼出来的。

1940年1月，林李明奉命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带着琼崖军民的期望，穿越多重封锁线，历时数月抵达延安。在延安，他向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琼崖抗战的情况，更敏锐地意识到了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的短板——缺乏专业的军事指挥人才，战斗力难以提升。于是，他在汇报中反复强调，请求中央派遣军事干部支援琼崖。

这个提议，背后藏着他的远见与担当：他没有因为自己是琼崖特委书记，就盲目夸大琼崖抗日武装的力量，而是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他没有只顾眼前的战斗，而是着眼于琼崖抗战的长远发展。最终，中共中央采纳了他的提议，庄田等人的到来，极大地加强了琼崖抗日武装的军事指挥力量，为后来琼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这种“实事求是、着眼长远”的品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尤为可贵——很多人急于证明自己，急于取得成绩，却忽略了问题的本质，而林李明，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盲目、不急躁，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工作。

同年夏秋，林李明从延安返回琼崖，此时的琼崖，局势再次变得严峻：国民党顽固派伺机制造事端，企图进攻美合抗日根据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对这种情况，林李明没有选择强硬对抗，而是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与冯白驹一起，亲自前往国民党保安第七团，会见副团长林荟材，当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

他的这个选择，不是懦弱，而是智慧：他明白，此时的琼崖抗日武装，还不足以与国民党顽固派正面抗衡；他明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之不易，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就破坏了团结抗日的大局。在谈判中，他义正词严、据理力争，既表明了共产党坚持抗日的决心，也展现了团结抗日的诚意。但国民党顽固派早已下定决心反共，谈判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美合事变最终爆发。

在撤退过程中，林李明亲自断后，指挥战士们阻击敌人。炮火猛烈，身边的战士一个个倒下，他却始终坚守阵地，直到所有特委成员和群众安全撤离，才带着残余战士突围。那一刻，他一定有过恐惧，有过不甘——恐惧自己会牺牲，不甘辛苦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就这样被破坏。但他没有退缩，因为他明白，自己是特委副书记，是战士们的主心骨，只要他还在，战士们就还有希望，琼崖抗战就还有希望。这场战斗，让琼崖抗日武装遭受了一定的损失，但也让林李明更加坚定了“坚持抗战、反对分裂”的决心，更让他明白了“责任”二字的重量——所谓责任，就是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守护好身边的人，守护好自己的信仰。

冯白驹

1941年初，琼崖特委第三次执委会议召开，林李明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选举冯白驹任特委书记，林李明任副书记。很多人认为，这是林李明“让位”，是他淡泊名利的体现。但在我看来，这不仅是淡泊名利，更是一种清醒的自我认知：他明白，冯白驹比自己更熟悉琼崖的情况，更擅长军事指挥，由冯白驹担任特委书记，更有利于琼崖抗战的发展。他没有因为自己的资历、自己的贡献，就争夺职位，而是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的能力，看待身边人的优势。这种“淡泊名利、实事求是”的品质，在革命年代，尤为难得——很多人为了职位、为了名利，争来斗去，而林李明，始终把革命事业放在首位，把个人得失放在脑后。

琼崖抗战期间，林李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挣扎——他的家人留在文昌老家，国民党顽固派多次上门骚扰、威胁，要求他的家人劝他投降，否则就将家人全部逮捕。林李明得知后，内心十分痛苦——一边是自己坚守的革命信仰，一边是自己牵挂的家人，这种两难的选择，比任何酷刑都更让人煎熬。他不是没有过动摇，不是没有想过“为了家人，放弃革命”，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只是托人给家人捎去一封信，信中只有一句话：“为了民族解放，我只能舍小家、顾大家，你们多保重，等革命胜利了，我一定回来陪你们。”

这句简单的话，背后藏着他无尽的愧疚与无奈。他是一个革命者，但他也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他也渴望陪伴在家人身边，也渴望给家人一个安稳的生活。但他明白，没有民族的解放，就没有家庭的安稳；没有国家的富强，就没有个人的幸福。他只能把对家人的愧疚，埋在心底，把对家人的思念，转化为坚持革命的力量。这种“舍小家、顾大家”的抉择，不是天生的伟大，而是在责任与愧疚中，一次次挣扎、一次次权衡后，做出的艰难选择。遗憾的是，直到抗战胜利，他也没能抽出时间回家看望家人，而他的家人，在他的影响下，也暗中支持革命，多次为琼崖抗日武装传递消息、运送物资——这份默契与支持，或许是对他最大的慰藉。

抗战胜利

1945年，抗战胜利，琼崖的革命形势迎来了新的转机，但林李明的使命，却再次发生了转变。1947年，他担任中共琼崖区委副书记兼琼崖独立纵队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琼崖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和反击国民党军“清剿”的斗争；1948年，他奉命前往香港，负责华南地区的农村工作；1949年6月，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他被派遣前往云南，负责组建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并担任书记兼滇桂黔边纵政委。

前往云南的使命，极具挑战性：滇桂黔三省地域广阔、地形复杂、民族众多，各个游击武装分散各地、互不统属，甚至存在矛盾，再加上国民党军在西南地区的兵力还比较强大，游击武装的生存环境十分艰难。林李明抵达云南后，没有急于组建机构、整编部队，而是先深入各个游击根据地，走访各族群众和游击战士。他明白，要整合力量，首先要了解情况；要取得胜利，首先要争取群众的支持。

他发现，滇桂黔边区的游击武装，虽然力量分散，但战士们都有着强烈的革命热情和反抗精神，只要加以正确的领导和整合，就能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于是，他一方面积极联络各个游击武装的首领，晓以大义，说服他们放下分歧、接受统一领导；另一方面，深入各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争取各族群众的支持。他的这个做法，背后藏着深刻的逻辑：革命的根基在群众，只有得到群众的支持，才能站稳脚跟；民族的团结是胜利的保障，只有各族群众团结在一起，才能形成强大的合力，才能打败敌人。

1949年7月，林李明在砚山县阿猛主持召开了“阿猛会议”，这次会议，由于战争形势的影响，多次转移地点，国民党也多次派兵骚扰，企图破坏会议的召开。林李明早有防备，提前安排兵力警戒，甚至亲自指挥警戒部队阻击敌人，确保了会议的顺利召开。这次会议，彻底结束了滇桂黔边区游击武装分散作战的局面，实现了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为后来配合南下大军解放滇桂黔三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担任滇桂黔边区党委书记、边纵政委期间，林李明始终坚持“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原则，领导边纵战士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国民党军的残余势力，同时积极开展政权建设，组织各族群众开展生产、救济贫困，实行“二五减租、合理负担”的经济政策，改善各族群众的生活。他没有把自己当作“外来的领导者”，而是把自己当作各族群众的一员，深入基层、扎根群众，倾听群众的心声，解决群众的困难。这种“扎根群众、实事求是”的作风，让他赢得了各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也让滇桂黔边纵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解放了50多个县，歼灭国民党军数万人，有力地配合了南下大军的解放工作。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林李明的革命生涯，从“革命斗争”转向了“建设发展”。此时的他，已经39岁，历经磨难，身上布满了伤疤，心中装满了对国家、对群众的牵挂。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云南省委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中共海南区委第一书记兼海南军区第一政委等职，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实干兴邦”的原则，深入基层、扎根群众，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解放海南网图

1950年代，林李明担任中共海南区委第一书记兼海南军区第一政委，此时的海南，刚刚解放不久，百废待兴，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民生凋敝，很多群众还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林李明抵达海南后，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农村，走访农户，了解群众的生活情况。走遍海南各个市县的日子里，他看到了群众的艰难生活，内心十分沉重——他生于海南，长于海南，他毕生的愿望，就是让家乡的乡亲们能过上安稳幸福的日子。

他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热带作物，改善交通条件，带动海南经济发展”的思路，不是盲目跟风，而是基于海南的实际情况做出的科学决策：海南气候适宜，适合种植橡胶、椰子、菠萝等热带作物，发展热带农业，既能改善群众的生活，也能带动海南的经济发展；而交通闭塞，是制约海南发展的重要瓶颈，只有改善交通条件，才能让海南与外界接轨，才能让海南的特产走出去，让群众的日子富起来。

为了考察橡胶种植基地，他冒着烈日，步行几十里山路，深入橡胶林，查看橡胶的生长情况，与种植户交谈，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求，当场解决技术和资金问题。他亲自带头下地，与群众一起耕种，不是作秀，而是想以身作则，鼓励群众积极投身生产，改变家乡的面貌。在他的带领下，海南的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热带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交通条件也得到了明显改善，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橡胶网图

鲜为人知的是，林李明在海南工作期间，还十分重视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当时的海南，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学校和医院，很多孩子无法上学，群众生病后只能靠偏方治疗，死亡率很高。他深知，教育是兴邦之本，医疗是民生之基，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才；没有医疗，群众就无法安居乐业。于是，他积极争取资金，修建学校和医院，鼓励知识分子前往农村任教、行医，开展扫盲运动，提高群众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

他的这些努力，背后藏着他对家乡、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也藏着他“实事求是、实干兴邦”的理念——他不搞形式主义，不摆花架子，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做实事、求实效。在他的努力下，海南的农村地区建立了一批学校和医院，很多孩子圆了上学梦，群众的健康得到了基本保障。这种“实干”的作风，不是天生的，而是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发展中，一次次锤炼出来的——他深知，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不能靠口号，不能靠空想，只能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才能实现目标，才能不负群众的期望。

后来，林李明调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最终担任广东省副省长、代理省长。在广东工作期间，他始终保持着实干的作风，聚焦广东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广东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64年11月，他担任广东省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广东的战备工作和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遗址网图

当时，国际形势紧张，国家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三线建设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任务。广东的小三线建设，主要集中在粤北和海南五指山地区，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建设一批军工企业和配套设施。这段建设岁月，难度极大：粤北和五指山地区，地形复杂、交通闭塞、物资匮乏，气候恶劣，很多地方都是荒山野岭，没有道路、没有水电，建设者们只能靠人力开荒、修路、建房。

作为领导小组组长，林李明亲自挂帅，深入建设一线，查看工程进度，解决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经常住在工地的简易棚屋里，与建设者们同吃同住，一起开荒、一起修路，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奋勇争先。他没有因为自己是领导，就高高在上，而是把自己当作建设者中的一员，与大家同甘共苦。

在他的领导下，广东的小三线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44个建设项目逐步建成投产，一批军工企业、配套设施和公路、通讯工程相继完工，不仅为广东的国防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带动了粤北和海南山区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他坚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原则，要求军工企业在生产军工产品的同时，积极生产民用产品，满足群众的生产生活需求；要求建设者们在建设工程的同时，帮助当地群众修建水利、改善交通、发展生产，让山区群众真正受益。

这种“统筹兼顾、以人为本”的思路，体现了他的远见与担当——他没有只关注战备任务的完成，而是兼顾了山区的经济发展和群众的生活改善；他没有把三线建设当作一项单纯的政治任务，而是把它当作带动山区发展、改善群众生活的重要契机。这种思路，即使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广东工作期间，林李明还有一段难忘的经历——1960年，周总理视察海南、湛江，他全程陪同。当群众在湛江霞山人民会堂意外看到周总理，激动地站起来鼓掌、流泪时，林李明站在总理身边，一边陪同总理观看演出，一边向总理汇报工作。总理对他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也对广东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指示。这段经历，让他更加坚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让他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工作中——他明白，自己的努力，不仅是为了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更是为了不辜负总理的期望，不辜负群众的信任。

1977年8月，林李明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纵观林李明的一生，从17岁投身革命，到68岁在北京逝世，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实干的一生。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却在每一个关键岗位上，默默坚守、奋力拼搏；他历经磨难，遭受过敌人的酷刑、经历过战争的洗礼、承受过分离的痛苦，却始终坚守信仰、不忘初心；他走遍了海南、上海、延安、滇桂黔、广东等地，每到一个地方，都扎根群众、实干笃行，为当地的革命、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很多人会问，林李明为什么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始终坚守信仰、实干到底？答案，从来都不是“他天生伟大”，而是因为他始终保持着普通人的底色，却在挣扎中选择了坚守，在脆弱中选择了坚强。他有恐惧、有迷茫、有愧疚、有无奈，他也会动摇、会挣扎、会痛苦、会孤独，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不是因为他没有退路，而是因为他始终记得自己当初投身革命的初心，始终记得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乡亲，始终记得自己肩上的责任与担当。

我常常想，林李明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不是空洞的理论，不是高尚的口号，而是一种“朴素的执念”——不愿被欺压，不愿看乡亲们受苦，不愿让国家积贫积弱；是一种“坚定的坚守”——说到做到，不负初心，不负信任；是一种“务实的担当”——实事求是，实干笃行，以大局为重。这种信仰，不耀眼，却很有力量；不伟大，却很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