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德国文化交流史七：文化交汇的结晶：同济大学和中德学会

1919年9月15日，中国宣布结束对德战争状态。1921年5月20日，中德两国签订《中德协定》，这是中国第一次与列强之间在平等和互不歧视的基础上签订的条约。这一年，魏玛政府把瓦德西从中国掠去的北京天文台的仪器归还中国。德国在华的发展重点转向经济和文化领域。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德国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经过其他语种翻译介绍到中国。1920年，陈望道第一个从日文翻译出版整本《共产党宣言》。一些著名的德国哲学著作，如康德、黑格尔的作品被译成中文。中国学者王国维早在1910年以前就研究过叔本华、康德和尼采的著作。以后其他学者研究过黑格尔哲学、沃伊肯(Rodolf Eucken)新唯心主义“能动主义”哲学和德里施(Hans Driesch)的新活力论，后者曾于1922年来上海讲学。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也曾于1922年赴日讲学和由日本返国途中在上海停留，受到中国学术界的热烈欢迎，《东方杂志》1922年第19卷第24号就专辟为《爱因斯坦号》，以资纪念。

五四时期的陈望道

王国维

爱因斯坦

20世纪20年代中叶，德国文学名著，如《格林童话》，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郭沫若所译《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有多种译本的《茵梦湖》，在我国反封建、反旧礼教的斗争中都起过积极作用。鲁迅在1936年专门为德国版画家凯特·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1867—1945)的作品做过详细介绍。

格林兄弟画像

海涅画像

德文《少年维特之烦恼》首版

在这些年代，中德之间的文化关系在两个领域中变得重要和突出：一个是在华的德国人加强对中国文化的社会性了解和研究；另一个是中国学生赴德留学。文化交流在国家这一级别上展开。战后在华的德国人，据1932年估计，有一半生活在上海，约1500人，另一半生活在天津、青岛、汉口、北京、哈尔滨、广州、济南和沈阳诸地，大多建有德国侨民区，内设有现代化的德国学校和教堂。1923年当时的西门子中国公司经理勃吕歇尔博士(Dr. Brücher)成立了“德国工程师中国协会”，以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交流。它得到私人、国家、公共机构的资助，并对中国的经济立法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东北，首先在抚顺和鞍山煤矿，形成德国工程师和专业工人侨民区，另有30名医生结社，参加上海的“德国医生联合会”。1930年12月上海成立“东亚博物学和民俗学协会(OAG)”，还有莱茵河畔法兰克福“中国学院”(China-Institut)。法兰克福“中国学院”是由汉学家卫礼贤在1925年成立的，为的是大力促进中德文化交流。上海德国侨民区的“德国救济会”，负有帮助同胞的义务。

“一战”后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份德文报纸是1925年上海出版的《桥报》( Die Brücke)，一直存在到1933年；1932—1935年上海还出版德文报《中国职守》(China Dienst)。1929年在哈尔滨创立的《德国—满洲消息报》，后因日本人占领东北而迁到天津，改名《德国—中国消息报》，相当有名。这些报纸多属私人性质。与此相反，1936年在上海出版的《德国上海报》站在德国官方立场，宣传纳粹政府的方针政策。1919年创刊的《东亚评论》( Ostasiatische Rundschau)定期报道德中贸易和其他关系的发展，“二战”前由“汉堡—不来梅东亚联合会”、柏林“远东协会”和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出版，战后则改称为《海外评论》(Übersee-Rundschau )。

德国在华的学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再度开办，以上海、北京、天津为最多。1929—1930年天津的学校学生有82名，而在济南仅13名。战争时期被中国没收的上海德国学堂的房屋，1922年发还， 1924年开始上课，1929年新建校舍投付使用。1932年起获中国市政当局的补助，中国承认其高中毕业考试的成绩，1935年在校学生数达265名。

在德国学校中，对中国教育具有影响的，首数上海同济大学。同济大学前身为同济德文医学校，1907年由德国人所建，获德国工业、商业和银行界的支持，创办时设德文、医学两科，有德国教员3人、学生33人；1912年同济德文医学校增设工科，更名为同济医工学堂；1917年大战期间由中国接收，定名为同济医工专门学校；1929年正式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它是培育了解德国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学者的主要渠道。1936年同济大学设医学院、工学院和理学院三院，并附设技师学校、高级职业学校、高级中学、德文补习科及实习医院、实习工厂等。建校初期，任教的多系德国学者，至1937年尚聘请多名德籍教师；教学上使用德语教学，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完备的设施和敦厚的学风为社会所注目。

中国学生留学德国，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以学习军事、技术、造船为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留德学生数量增多。因德方没有提供奖学金，中国留学生绝大部分是自费出国。根据1921年《中德协定》的附加换文，德国政府同意提供奖学金，接受中国学生入德国高等学校或为中国学生提供实习场所，中国学生可以直接前往德国。在战后德国通货膨胀时期，中国学生去的不少。1924年仅柏林一地就有1000人。1925年中国留德学生人数为232人， 1926年为214人，1926—1927年为193人，1927—1928年为174人。欧洲经济危机爆发年代，1928—1929年降到153人，1933—1934年上升到219人。

中国留德学生主要集中在柏林、慕尼黑、耶拿、达姆施塔特、不伦瑞克、汉诺威等城市的大学和工科高等学校学习，主攻专业分别为技术科学、自然科学、医学、化学、国民经济学和哲学。他们中后来有不少成为中国著名人物。蔡元培(1868—1940)1907—1911年在德国，先在柏林大学，后在莱比锡大学学习，1912年回国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坚持威廉·洪堡的教育观点和教育改革。他后来多次去德国考察和访问，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积极支持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对新老思想“兼容并包”。还有一系列政治家曾到德国留学、游学或寻求救国之道。其中周恩来1923年曾在格廷根大学居留，朱德1923—1926年也在格廷根大学学习，他们后来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朱家骅(1893—1963)1914—1922年留学德国， 10年后成为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在中德文化交流中起过桥梁作用。蒋纬国1926—1938年在德国学习军事学，先在密滕瓦尔德的山地野战师当士兵培训，后入慕尼黑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18世纪末的格廷根大学图书馆

从“一战”结束到“二战”结束这段时期在中德文化交流中起重大作用的首数30年代初成立的北京（当时称北平）中德学会(Deutschland-Institut)。这是中德两国学术界人士首创的、从事中德文化交流的纯学术机构。从德国学术界方面说，无论是“中国学院”的院长卫礼贤还是汉堡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化研究所创立者、柏林大学教授福兰阁，都努力促成在中国成立一个从事中德文化交流的中心机构。福兰阁说，“莱布尼茨在几世纪以前所办过的事情，现在已经开始实现”“我们应把中国文化建立在真实上”。从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方面说，越来越迫切需要全面深入了解德国，首先是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它的自强之道，因而迫切需要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和机构。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心北京，德国的汉学家和中国的留德学者开始行动起来，创办研究德国文化的协会。卫礼贤的儿子、北京大学的德语教师（后为教授）卫德明(Helmut Wilhelm)和中国学者郑寿麟给创办中德学会以最初的推动。卫德明建议按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模式成立中德学会，新任驻华公使（不久升格为大使）陶德曼博士(Dr. Oskar P.T rautmann,1877—1950)也亟表支持。他们在1933年3月27日的中德人士会议上，组成筹备委员会。5月4日筹备完成，定名为中德文化协会(Institut für deutsche Kultur)，后因南京亦有同名协会（朱家骅促成的），遂于1935年更名为中德学会(Deutschland-Institut)。

在1933年5月4日的成立会上，学会再次明确了成立之目的：“沟通中德两国之文化与学术，促进两国人士对两国固有文化与学术的相互认识。”学会还确定了创办之宗旨：“纯以研究中德两国之学术，沟通两国之文化，增进两国学术之合作，促进两国人士对两国固有文化与学术的彼此深刻了解。”规定了任务：①为热心于中德文化研究的两国学术文化界人士提供种种方便条件，促进研究的深入；②成为两国旨趣相同的学术文化界人士的联络中心。成立会上还推举出董事，他们都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教育界的泰斗和外交界的耆宿，大多是留德学者或同德国有着深厚渊源关系者，他们是：蔡元培博士（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丁文江博士（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傅斯年博士（北京大学教授）、戈绍龙博士（广西大学医学院院长）、蒋梦麟博士（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博士（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庶华博士（湖南大学校长）、马君武博士（广西大学校长）、梅贻琦博士（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博士（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翁之龙博士（同济大学校长）、吴祥风博士（北平医学院院长）、徐诵明博士（北平大学校长）、张伯苓博士（南开大学校长）和朱家骅博士（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等21人。中德学会还特邀陶德曼大使和当时的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博士为名誉会长，以便于争取中德两国政府和官方名流的支持。

冯至

中德学会在名誉会长和董事会之下，设中国籍常务干事和德国籍常务干事各一名，总揽中德学会会务，配有秘书组协助工作。常务干事下设立三个委员会，分别为总务委员会、编译委员会和图书委员会，其下相应设置总务组、翻译组和图书组三组，开展具体工作。在中德学会成立的最初几年，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特别在1935年中国学者冯至博士(1905—1993)和德国人辅仁大学教授谢礼士博士(Dr. Ernst Schierlitz)被推为主持工作的常务干事后，工作更是有声有色。冯至毕业于北京大学德语系，20年代后期已是著名的青年诗人和日耳曼学学者，1930—1935年留学德国，在柏林和海德贝格大学攻读德国文学和哲学，是时刚从德国返回，愿为中德文化交流做贡献。冯至是一位爱国的民主学者，他希望通过介绍德意志民族的自强自立精神与优秀的民主文化，增进中国人的民族、民主觉悟。谢礼士醉心于学术，是中国文化的崇拜者，全心致力于中德文化交流工作。

他们两人通力合作，重新规划会务。按冯至、谢礼士规划，总务组的工作范围有了扩大，具体说来：一是成立了咨询处，为留德旅德学人及对德国文化、教育、学术有兴趣者，提供各种帮助及方便；二是与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柏林德国国外书籍交换处、慕尼黑德意志科学院（今日之“歌德学院”）等建立联系，并成为它们在华的代理，把它们的各种学术杂志书报赠与中国读者；三是为中国学者介绍和申请洪堡研究奖学金；四是创设德语补习夜校；五是举行友谊联欢和茶话会。他们特别重视翻译组的工作，特别重视编译《中德文化丛书》，要把德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第一流的学术著作，系统地介绍给中国。为此，中德学会充实了《中德文化丛书》的选题，大力推进丛书的编译和出版。此外还组织编写各级学校所需的德语教本，创编《中德学术特刊》。

1936年时，《中德文化丛书》已出版两种（《魏兰之介绍》、席勒的《阴谋与爱情》），印刷中的两种（凯申石坦奈的《工作学校要义》、哈勒尔的《德国史纲》），已完稿的六种（《德国五十年来之学术》、德罗斯特- 胡尔斯霍夫的《犹太榉树》、施托姆的《忏悔》《德国青年旅舍》、席勒的《叛谋》、克劳纳尔的《女青年心理》），编译中的四种（海特纳尔的《国志学纲要》、裴斯塔洛齐的《儿童教育》《歌德席勒通讯集》、尼采的《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计划中的三种（文特尔邦特的《西洋哲学史》《卡尔大帝》《俾斯麦的事迹》），可说成绩不菲。1937年5月抵达北京的福兰阁的儿子傅吾康博士(Wolfgang Franke,1912—2007)加盟中德学会，使学会的学术力量更为加强。但这时冯至博士已离开中德学会去了南方，这位爱国的民主学者不愿在日本人控制和占领下的北京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的中德学会开始散乱，前景堪忧。多亏傅吾康博士的大力承担和全力支应，总算保持了中德学会及其学术工作。在日伪统治北京期间，中德学会依然是一个纯学术的研究机构，而且是非纳粹的、亲中国的中德学术交流机构，因为傅吾康本人就是一位非纳粹的、亲中国的汉学家。

1939年，中德学会成立了由傅吾康领导的新的编译委员会，创编《研究与进步》( 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季刊，刊登德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中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发明发现， 1940年改版为《中德学志》( Aus deutschem Geistesleben)，扩充篇幅，增订内容，专注人文科学的编辑和论述，并增载关于研究中国学术的文章。此外学会还编译出版、翻印其他杂志和书籍。这些成果，均称得上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精品。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傅吾康奠定了战后德国新一代汉学家权威的地位。他是国际上公认的明史专家。

可以说，1937年后的中德学会，是保持中德文化交流的唯一渠道。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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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