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荻逝世后，张学良悲痛欲绝：她走了，我要把她拉回来

2000年夏天的檀香山，时间是6月22日。医院窗外阳光炽烈，病房里却安静得几乎听不到声响。那一天，九十九岁的张学良坐在轮椅上，看着病床上的妻子赵一荻，眼神恍惚。很多年后被人反复提起的那句哀叹，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从他嘴里一句句挤出来的：“她走了，我要把她拉回来。”

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少帅，晚年几乎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同这个女人连在一起。回过头去看两人的一生，情感的纠葛、家国的变迁、信仰的选择，像一条条细线，悄悄交织在他们身上。赵一荻的离世，只是这条线走到最后的结点而已。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一提到赵一荻，马上就想到“私奔”“情人”这些词，却不一定清楚，这段感情背后牵动了多少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张学良后半生的精神世界。

一、从天津舞会到报纸声明

时间回到1928年前后，那时的张学良刚刚接手东北军，年纪轻，气势却已经不凡。军政事务繁忙之余，也常去当时天津上流社会最热闹的场合——舞会。赵一荻，就是在这样的舞会中走进他的视线。

试想一下，在那个传统与新风潮激烈碰撞的年代，一个是东北少帅，一个是名门小姐，走到一起并不出奇，真正引发波澜的，是后来那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举动。张学良邀请赵一荻到奉天（今沈阳）小住，赵家起初同意，还亲自送她上车，这在当时已经算是破格的开明做法。

谁也没想到，就在列车开动不久，天津的报纸上出现了赵父的“声明”。虽然没有直接写出“脱离父女关系”这样决绝的话，但措辞极重，基本等于公开与女儿划清界限。不得不说，这份声明既是一个父亲的愤怒，也是一个旧式官员在舆论面前的挣扎。

张学良对这件事很困惑。有一次，他忍不住对赵一荻问：“你父亲既然同意你来，为什么还要上报？这不是让人下不来台吗？”屋子里安静了片刻，赵一荻只是低头，没有作答。很多年后回看这一幕，那种两难的尴尬，多少能看出旧家庭与新情感之间的裂缝。

赵庆华后来上书自陈惭愧，辞去官职，退居幕后，这个决定看似和仕途有关，其实背后也有家庭风波的余震。他并不愿把事情闹得更难堪，只能用退出政治这种方式，给自己一个交代。

从天津到奉天，从舞会到报纸，一对年轻男女的情感，已经把他们各自的家族，都卷进了一场无形的风波里。

二、婚姻与信仰之间的抉择

要理解张学良与赵一荻的关系，离不开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漫长的幽禁岁月。那一年，张学良三十五岁，正是一个军人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却在政治风云逆转之中，被蒋介石长期监禁。个人命运自此转折。

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最先奔赴他身边的，是原配夫人于凤至。她出身富商之家，年轻时远嫁东北，承担起张家大少奶奶的角色，一直是家族的稳定力量。她赶去照顾被幽禁的丈夫，却在台湾被查出乳腺癌，只能远赴美国治疗。这样的转折，对任何人都是沉重打击。

孤独感在暗处一点点蔓延。张学良无法参与政事，活动受限，精神上极度压抑。在这种状态下，他决定写信给多年未见的赵一荻，让她来陪伴自己。这一步走出去，实际上就是对旧式婚姻和私人情感的一次公开选择。

赵一荻当时已经有儿子张闾琳，她把孩子托付给在美国的好友照料，自己只身赴台。这个决定的分量，不难想象。等她抵达之后，几乎再也没有离开张学良，长年陪伴在侧。见过两人的人都提到一个细节：这位昔日的“四小姐”，不再热衷打扮，穿着极其素净，日常生活的重心几乎完全围绕着张学良打转。

不得不说，这种“洗尽铅华”的状态，既是个人选择，也是环境逼出来的结果。长期幽禁，没有社交圈，没有所谓“社交场合”，她能做的，只剩下照料、陪伴、分担情绪。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时期，于凤至做出过一个颇为关键的决定。早在东北时，她主动提出让赵一荻住进张家帅府，以此平息外界对于少帅感情生活的种种议论。一个正室，主动接纳丈夫的心上人，这在旧社会里非常罕见，甚至可以说超出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想象。

也正因为有过这段经历，赵一荻在后来的谈话中，多次提到“凤至大姐”的恩情。她非常清楚，没有于凤至当年那一步，自己的处境必然更加尴尬，外界对张学良的议论也会更加汹涌。

时间推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张学良的处境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在长期幽禁之后，他逐渐获得了相对自由的生活空间，晚年居住地也移至美国夏威夷。就在这个阶段，他提出了一个新要求：希望正式受洗，成为基督教徒。

这个要求传到宋美龄那里，引出了一段颇具戏剧性的对话。按照教会的规矩，一个人若要成为虔诚教徒，就必须在婚姻问题上做到“清清楚楚”，不能同时拥有法律意义上的原配，又与另一位女士长期同居。

宋美龄把话说得很直白：张学良与于凤至仍是合法夫妻，而与赵一荻共同生活多年。这在教会看来，是典型的“有两个太太”。如果想受洗，就必须先解决婚姻关系。这件事，落在任何人头上，都不轻松。

张学良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信仰之路的第一道门槛，会踩在婚姻上。他在犹豫，在痛苦。面对这个问题时，赵一荻的态度，反而出人意料地冷静。她劝他说：“你真的那样做，对凤至大姐打击太大。我能陪你到现在，都是大姐的成全，这一点我心里清楚。”

这番话，表面上像是在劝退，实际上透露出的，是一种有分寸的自我定位。她很清楚自己在这段关系里的位置，也明白于凤至付出的代价。她并不要求一个婚姻名分来证明自己，长久陪伴本身，就是她的选择。

然而事情并没有因为这番劝说而停下。信仰、现实、个人意愿交缠在一起，张学良最后还是下定决心，提笔写信给远在美国的于凤至，恳求解除婚姻关系。这封信写得异常艰难，有愧疚，有感念，也有不得已。

三、离婚信与远方的回音

那时的于凤至，已经在美国生活多年。她经历过战乱、家业变迁和乳腺癌手术，身体状况并不好。亲友圈里一直清楚，她对“汉卿”的感情没有完全放下——即便两人相隔重洋，许多事情已经回不到过去。

离婚信寄到美国后，最先震动的不是她本人，而是她身边的亲友和孩子们。家人得知消息后纷纷赶到临泉别墅，劝慰她不要轻易答应。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陪伴了大半生，眼看晚年生活本已平静，却要在这个时候面对婚姻名分的变化，换成任何一位女性，心里都会刺痛。

面对这些劝说，于凤至压着心里的情绪，说了一段颇为克制的话：“你们的心意我都懂，我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汉卿的苦处，我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我也想过。”她转头对女儿张闾瑛说：“只要能使你父亲有安慰之欣悦，我任何事情都答应。”

字面上看，这句话很平和，实际上分量极重。她没有声泪俱下，没有激烈指责，只是把“通情达理”这几个字落到实处，做了一个外人想来都觉得难以承受的决定。

亲友散去之后，于凤至静下心来，回信给张学良。信中表示愿意同意离婚，并对赵一荻表示祝福。这样的态度，并不是出于软弱，而是一种带着年代烙印的自我成全。她清楚，张学良已经走上了另一条人生路，要走到信仰那一步，就必须在制度上做一个终结。

这封回信寄到夏威夷时，张学良已经年过八旬。拿到信的那一刻，他心情极其复杂。法律意义上，旧式的婚姻关系到此告一段落；情感上，那段长达数十年的夫妻生活，却不会被简单抹掉。

从天津舞会到奉天帅府，从西安幽禁到夏威夷婚礼，20世纪的历史变迁，在这一对人的感情线上压缩成了几个关键节点。结构上看，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原配妻子在远隔重洋的地方，以一封书信的方式，为这场迟来的婚礼默默让路。

四、轮椅、氧气袋与最后的握手

时间推进到1990年代初。赵一荻的身体状况，开始明显下滑。她年轻时并不算娇弱，可长年奔波加上情绪压力，使得身体早早埋下隐患。大约在1994年前后，她摔倒过好几次，被迫戒烟，仍然咳嗽不止。医生检查后，发现肺部有恶性肿瘤，不得不开刀，切除了右肺。

对于一个年过古稀的病人来说，这样的大手术非常折损元气。术后，她需要长期依赖氧气，行动也越来越不便。晚年去做礼拜时，轮椅后面挂着两个氧气袋，两根塑料管从袋中分出，插入她的鼻孔，这一幕被不少身边人记在心里。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身体每况愈下，她仍坚持陪着张学良出席宗教活动。两人坐在教堂靠后的位置，祷告时静静低头。相熟的信徒看在眼里，都明白这是一种倔强的依恋。赵一荻没有说过太多“伟大爱情”的话，用的都是生活中的具体动作：扶他，等他，陪他。

到了1999年，病情开始明显恶化。医生不断调整药物，亲友轮流照看。张学良这时已是高龄，自己也要人搀扶，但精神上仍然紧紧抓着一个目标——照例去看她、握她的手、听医生说她的情况。有人劝他多休息，他只是摆摆手，不愿走远。

2000年6月22日这天，医院的安排很正式。医生让亲友先到外面等候，病房里只留下必要的医疗设备，气氛有点压抑。没过多久，医护人员示意可以进来，张学良在搀扶之下被推回病房，看到妻子身上的呼吸管已经拔掉，整个人沉沉睡去。

那一刻，他没有急着说话，只是伸手紧紧握住她的右手。有人回忆，说他一直盯着她的脸，目光既清醒又恍惚。两个多小时过去了，赵一荻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心跳逐渐停下。机器显示的曲线走向平直，意味着一个生命终结。

病房里的亲友眼眶发红，陆续落泪，但张学良似乎还沉浸在刚才的画面里，没有立刻反应过来。直到有人俯在他耳边，声音放大了许多：“太太走了……”这句话像一记重锤。他的身体轻轻一震，眼泪终于涌出来，嘴里不断重复：“太难过了，太难过了。我心里很难过啊。”

这段话在后来被人一再引用。对于一个经历过战乱、失地、幽禁的军人来说，公开表达悲痛并不容易。他年轻时习惯把情绪藏在脸色之下，这一次却完全压不住。握着妻子的手，他始终不肯松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医生、亲友都过来劝，他还是不愿放手。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在众人反复劝说之下，他才慢慢松开僵硬的手指，由护士和亲友一起，把他从病床边推开。轮椅缓缓离开病房，走廊里很安静，只能听到轮子碾过地面的声音。

几天之后的告别会上，张学良仍旧坐在轮椅上。因为身体原因，他已经很难长时间站立，只能用这种姿势送别相伴多年的妻子。他的情绪依然不稳，不时低声喊：“她走了，我要把她拉回来。她关心我，她关心我。”这两句话反复出现，几乎成了他的自言自语。

从旁观者角度看，这种重复既是悲痛的宣泄，也是老年人记忆深处最固执的一块。漫长岁月里，他经历的很多人和事渐渐远去，最后留在心底最清晰的，竟是这个陪他度过幽禁与晚年的女人。

赵一荻去世时，享年八十八岁。张学良比她多活了两年，直到2001年10月在夏威夷离世，终年一百零一岁。两人先后在异乡谢世，长眠之地远离东北大地，这在某种意义上，倒也与他们后半生的流离相互呼应。

纵观他们的故事，有家国的沉浮，也有个人的算计与成全。情感固然细腻，但并没有脱离时代的大背景。一个是曾经的“东北王之子”，一个是名门之女，他们在政治激流中被推着前行，也在漫长岁月里用自己的方式，偿还选择的代价。赵一荻去世那天，张学良那句“我要把她拉回来”，既是一句无能为力的呼唤，也在无声地为这段纠葛多年的感情，画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