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宋辽夏金时期列朝列国志】南宋（五）：历史沿革5

南宋（五）：历史沿革5
（2）西南地区 ①“溪峒蛮”

溪峒民族广泛存在于南宋西南羁縻州县之外的地区，包括湖南、广西一带，并与大理国和交趾国接壤。其中的主要民族是壮族，南宋朝廷称之为“生蛮”，其生活区域被称为“生界”。绍兴年间，西南地区相对稳定，宋高宗政权极力实现溪峒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琴州溪峒杨进颐等率族属归生界五百余户、疆土三百余里，献累世所造兵器及金炉、酒杯各一，求入觐”。但虽然南宋朝廷在西南地区一直推行绥靖政策，以维持生界内外的稳定为首要工作，但溪峒民族有时利用汉人意识里的生界之别作乱，如绍兴八年（1138年）的骆科、乾道元年（1165年）的李金，南宋朝廷主要通过分化和安抚的方式平定叛乱。但对于南宋朝廷来说，维护溪峒地区稳定的出发点仍是以租赋来区分族群，从而实现溪峒族群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嘉定七年（1214年）三月十六日，臣僚上言：“夫溪峒专条，山徭、峒丁田地并不许与省民交易，盖虑其穷困无所顾藉。今也州郡悉听其与省民交易，利于牙契所得输税可以资郡帑泛用。而山徭、峒丁之丁米挂籍自如，催督严峻，多不聊生，反引惹生界出没省地。”

南宋朝廷还加强了对岭南溪洞地区的行政管理，调整诸州的区划与设置。“静江府有桑江寨。融州有融江寨、武阳寨与浔江、文村、茶溪、临溪四堡。宜州有高峰寨、带溪寨、北遐寨、思立寨、镇宁寨。州有横山寨、温润寨、太平寨、永平寨、古万寨、迁隆寨。钦州有如昔寨、抵桌寨。琼州有宝西寨、西峰寨、延德寨。万安军有万全寨。吉阳军有通远寨。”戍守的有官兵、有峒丁、有寨丁，寨官或巡防使臣、或都监、或知寨，或一寨派二官管理，根据寨的大小来定。寨统领着担任土官的世袭酋首，又隶属于提举。诸寨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化外的安定，因此，“法制不得不少宽，威权不得不稍重。”

此外，宋王朝在积极用边之时着意推进生蛮归化进程。南宋时，生蛮多与省民交接，为了稳定边界，“禁民毋质徭人田，以夺其业，俾能自养，以息边衅”。淳熙八年（1181年）七月十八日，臣僚上言：“泸、叙皆接蛮夷，叙州管下石门、马湖生蛮许赴官中卖蛮马，优支价直，本以恩结，而设官驻兵捍御，乃为威伏。”南宋政府要解决买马问题，必然要面对生蛮，因为生蛮产良马。为了不致生事，扰乱边界，南宋王朝在西南各地设置买马司，并广置寨，明确生界区域。

②泸叙地区

泸叙地区位于四川盆地南缘，生活着许多各不统属的少数民族，与宋王朝时和时战，这些少数民族的族属，据学者之研究主要分为乌蛮与僚人。南宋147年有效统治时间内可考之泸州知州则可达46位，与泸州地位的上升紧密相关，乾道六年（1170年），“以泸南为潼川府路安抚使，俾得刺举一道，自是权任益重”帅司所统，包括泸州、叙州等原潼川府路所辖十五州府，前后皆以“名臣”任之，为泸州在宋代政治地位之顶峰。

政治地位的上升带来了驻军的增加，当时的泸州“帅边面千里，兵屯万计，张官布吏十倍于前”。因此在南宋时期，泸州还出现了军乱事件。光宗绍熙年间，知泸州兼潼川府路安抚使张孝芳意欲矫其泸州驻军一贯的不良风气，结果酿成军乱，自己惨遭杀害。这一事件一时影响颇大，给泸叙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以致于宋军调泸川所屯御前后军数百往讨之。除了军乱，夷汉之间的冲突在部分地区依然存在，只不过远未引起高层的注意，譬如淳熙六年（1179年）叙州汉人与石门部人因交易发生纠纷，石门部人被杀伤三人，泸帅王卿月认为泸叙一带已久无战事，士卒已然骄堕，故命一面练兵习武，另一面对石门蛮酋晓以祸福，事件得以成功平息。又如淳熙十三年（1186年）马湖部与夷都部联合起来进攻嘉定的笼鸠堡，当时任四川制置使的赵汝愚急令封闭叙州市场，断了马湖部落的给养供应，迫使马湖部落“与边吏歃血，申立信誓，自今以后，永不犯边”。

与政治地位相匹配的是人口的大量涌入与贸易市场的大繁荣，南宋时代的泸叙地区成为宋王朝与大理之间贸易的重要桥梁，还形成了川滇黔交界地带一个区域贸易网络。当然政治上的强势以及经济的繁荣，则要求文化上的发展。北宋开边以后，泸叙地区呈现出文教事业较快发展的趋势，其表现一为州县学与书院的大量兴建，其二为知州的任者多为饱学文士（如史学家李焘、邵雍之孙邵溥，理学家魏了翁），其三则是泸叙地区在宋代走出了第一批读书做官的知识分子。随着宋蒙战争的爆发，泸叙地区人口的大量损失。人口的损失造成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原有的贸易市场亦不复存在，政治地位也是一落千丈，已不再具有统领一路的地位，不仅治所三次变更，而且辖境则仅领“领县三”。景炎二年（1277年），神臂城失陷于元军，宋王朝在泸叙地区的统治结束。

③播州杨氏

南宋时，播州、思州（今四川南部、贵州北部、东部地区，重庆市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是杨氏，其族属为僚人，他们是唐乾符年间从泸叙羁縻州迁来的僚人。经过两百多年的经营，南宋时期，杨氏逐渐强大起来，尤其在宋宁宗在位时，杨粲统一了纷争达七世的播州扬氏，打败了违盟侵地的杨焕，讨平南平夷穆永忠乱，打败了与播州杨氏长期对抗的水西闽族，败其于滇池（今贵州遵义、金沙两县交界的偏岩河），辟地七百里。对内则注意吸收中原和蜀中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采用先进的农业工具，使播州的经济实力得到加强，并开始征收赋税，史书有‘赋于珍州’的记载。史载杨粲统治播州时“治政宽简”，实行不事苛求的开明政策，对于稳定社会生活，促进农业生产有着积极的影响；他重视文化教育建设，“建学造士”，使播州地区文化教育得到显著发展，士俗大变。鉴于当时播州刚结束内乱，需要一支稳定的武装得到朝廷的重视和承认。因此，杨粲非常重视治军之术，创建了一套“寓兵于农”的治军方略，“最是寓兵于农，且耕且战，得富国强兵之策”，对这支武装，杨粲“教以坐作进退，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民两利，乐为之用”。

这套地方武装的组织和训练讲究实效的治军经验，被子孙后代继承下来，杨价、杨文之时，西蜀成为抗蒙的重要战场，播州的杨氏忠勇军、涅手军攻关守隘，杀敌致果，屡立奇功。被历任蜀守倚为左右手，成为南宋在西蜀战场抗蒙的一支重要力量。制置使彭大雅、四川宣抚使孟珙和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都倚靠他。余玠上任后积极抵御元兵入侵。杨价、杨文主播期间组织军民参与抗蒙战争，誓死效忠国家，积极抵御外族入侵。并根据川蜀地区的地形地理位置制定出御敌之策，即保蜀三策。上策为“北师若蹈无人之境，由不能御敌于门户，故也。莫若近司利、阆之间，节次经理三关，为久驻计”中策为“”今纵未能大举，莫若于诸路险要去处，建城隍以为根柢。”下策为“至于保一江以自守，敌去敌来，纵其所之，此为下策。”三策中上策和中策皆取，认真防守重要关口，险要位置筑成防御。播州安抚使杨文向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献“保蜀三策”后，获得余玠称赞，采用中计并在战役中取得胜利。当时宋朝的积贫积弱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官军损失了三分之一，只得现招新兵，并依靠当时在今川南黔北一带势力较大的少数民族头领播州杨氏、思州田氏，才能保得住四川地区，不然则蜀地岌岌可危。

南宋时期，宋蒙（元）战争一直持续不断，中央王朝面临如此强敌入侵，其财力、物力、人力等已渐趋匮乏。播州军民在杨氏祖先《家训十条》的熏陶下，对于维护国家安定统一，忠于君王的宗旨一直铭记于心。故而，播州杨氏统治者率领军队在南宋王朝的对外战争中积极作战，为防御战争提供人力、物力、财力，为南宋王朝减少了部分财政支出，例如，出资，贡战马等，都为保障南宋王朝的军事力量作出了贡献。

11.外交活动 （1）金朝

宋高宗即位之初，面临着金朝军事进攻，政局不稳，如何处理与金朝的外交成为重中之重。高宗朝与金朝外交议和的过程十分复杂，南宋政权经历了不被金朝认可，到与金朝扶植的伪齐并立，再到与金朝第一次达成和议，内容包括称臣、岁贡、金朝向南宋归还河南、陕西地，最终以称臣、割地、岁贡等屈辱条件与金朝达成和议。

自建炎元年（1127年）高宗即位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绍兴和议期间的南宋对金外交运作频频失策：一为承认宋卑金尊，主动放弃外交交涉，一味屈己求和、卑辞厚礼。二为在乞和外交无望的情境下，仍主动并数次遣使求和，大多数使节被派往与南宋国家不对等的金朝军前（而非金朝都城），致使宋朝使节被扣留，并客死他国。三为主战为虚、主和为实，宋高宗朝廷力主与金议和的主题，而并未坚持以主战抗金来恢复疆土，甚至打击主战派，错失了军事对抗扭转宋金关系的机会。四为主动放弃北宋疆土和爱国仁人志士，削弱了与金外交的筹码。

宋孝宗发动隆兴北伐失败后签订“隆兴和议”。其中，南宋不称臣而称侄，不用金帝册封为帝，虽然仍有屈辱成分，但这是南宋在外交上取得的初步胜利。随后，宋金两国又恢复了往同的和平局面。在政治上，双方聘使往来不断，极大地促进了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聘使可分为正使和泛使两种，在固定的节日或重大事件时派遣的使节称为正使；为了处理双方的某些问题而临时派遣的使节称为泛使。按照出使政治目的的不同，正使可分为：贺登宝位国信使、报谢使、贺尊号使、贺正旦国信使、贺生辰国信使、告哀使等等；泛使可分为：通问使、报问使、祈请使、问安使、计议使等等。

虽然和议后，南宋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是仍然处于相对屈辱的地位，“绍兴和议”后形成的南宋皇帝起立、降榻、亲自接国书的礼节并未改变，这令宋孝宗十分不满，他想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种不平等的状况。随后便多次派遣泛使到金国提出归还河南陵寝地、更变受书礼，但是金世宗多次拒绝。尽管如此，南宋的外交斗争仍然取得了一些效果，在淳熙四年（1177年）以后，南宋在国书中不但不再注明金与南宋之间的叔侄关系，而且，国书中称“大宋”，对于南宋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外交地位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嘉定元年（1208年）和议后，南宋朝廷恢复与金朝的正常外交关系，双方互派使臣贺生辰、贺正旦等礼节性的交往不断。嘉定四年（1211年）后，由于蒙古攻金，道路阻隔，宋金使臣往往有不至之时，甚至给金方的岁币也不能如期送达。随着蒙古成为金的头号金军，金对宋不再讲究外交形式上的礼节往来，免宋朝贺。但对金有经济意义的岁币，金军并未自动放弃。

蒙古的崛起后，当时在朝廷上流行两种主流观点。一些人认为用岁币结交蒙古即可；另一些人则认为蒙古崛起、金朝衰微是宋廷之忧。真德秀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此两种观点均从国家安危出发，但在是否继续给金朝岁币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嘉定六年（1213年），真德秀激忤史弥远，被命差充金国贺登位使。行至盱眙，适逢金朝遭受蒙古围都，道路不通，使金不成。滞留边境的两个月中，他意识到金国的虚弱，献上三策，中策即为提请宋宁宗停止岁币。事实上，自嘉定四年（1211年）金中都被围后，宋金使介不通，宋金岁币就已经断绝。直至嘉定七年（1214年）金两次遣使往宋督积年岁币时，宋宁宗许可真德秀等人罢金岁币的请求，南宋正式罢金岁币。宋金之间的外交关系遂渐趋恶化，双方的正常往来开始瓦解。但在宋绝币后，宋金保持外交上的正常往来即使者交聘制度，说明了两国仍未决裂，仍处于对峙时期。但随着嘉定十年（1217年）金宣宗南侵，宋金邦交关系破裂，使者交聘的外交往来断绝，南宋走上联蒙灭金之路。

（2）高丽

靖康之难并未中断自宋徽宗以来宋丽关系的强劲势头，两国关系仍在维系。宋高宗在遣使求和金朝未果的前提下，产生了联合高丽向金朝施压的想法。建炎二年（1128年），南宋派遣杨应诚等人假道高丽以向金朝请求归还徽、钦二帝，实质上是希望联合高丽向金朝施压。

南宋初年，基于对高丽的拉拢以牵制金朝，南宋在对高丽外交上沿袭神宗、徽宗时期的优厚待遇，并允许高丽使节入境赴阙。建炎二年（1128年），高丽国得到入境赴阙的许可。宋高宗下诏给予高丽国使优厚的待遇，包括沿途经由州县守臣要亲自宴设高丽使节。十一月，高丽国使奉表谢罪，并得到高宗的召见。外交会晤后，高丽国使参加宋朝宫廷宴会，宴会环节为“客省官赐酒食于殿门外”。建炎三年（1129年），高丽曾遣使来宋，随同前来的还有宋徽宗派遣的内臣、宫女各二人。宋高宗与宰执商议后，认为内臣、宫女事系金军之意，故不予接纳。这是一种非正常的运作情形。

绍兴元年（1131年），高丽请求入贡。南宋没有拒绝，并朝议遣使高丽以报聘，人选定为试户部侍郎柳约（从报聘、人选职官可以看出南宋试图以高规格来重建与高丽的外交互动），但未能成行。绍兴二年（1132年），高丽国王楷派遣尚书礼部员外郎崔惟清、閤门祗候沈起来宋。高宗御后殿引见，下诏命户部支金四十两，造金带二条赐惟清、起，答以温诏遣还。十二月，明州上奏高丽国遣知枢密院事洪彝叙等六十五人来贡。针对高丽使团，朝廷命起居舍人黄龟年接伴、吏部侍郎席益馆伴。第二年正月，朝廷下诏以法惠寺为同文馆，以待其至。后因高丽使“以入洋风败舟为辞”，未到宋境，这引起南宋朝野不满。高丽又紧接着派出使团，仍未能入宋，“行至洪州海上，遇风几覆，贡篚沾湿，不达而还。”直到绍兴六年（1136年），南宋与高丽外交关系真正出现了转折。“高丽将入贡，先遣持牒官金稚圭、刘待举来。”牒文内容围绕着联合高丽对抗金朝，故高丽派遣持牒官来宋，不同意南宋的提议。这引起了南宋的不满。有宋人上奏札子指出与高丽外交无益，不应因循故事，允许高丽使至行朝。南宋朝廷因考虑到高丽不顺从己意，自然会倒向金朝一边，于是有了“朝廷惧其与金军为间”，不再准许高丽使节入境。至此，自宋神宗以来与高丽关系也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