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天津教案刚落定,曾国藩把直隶总督的印信交到李鸿章手里。赴任前一天,李鸿章揣着一肚子心事敲开老师的书房门——这地方是洋人的“必争之地”,稍有差池就误大事,他实在没底。曾国藩坐在太师椅上捋着山羊胡,开口就戳中要害:“少荃,你到天津后和洋人打交道,打算咋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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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赶紧往前凑了凑:“门生正是为这事来求教的。”曾国藩抬抬眼皮:“你心里肯定有想法,先说给我听听。”李鸿章憋了半天,咬咬牙蹦出一句:“我想跟洋人打痞子腔。”曾国藩听完没接话,手指在胡子上绕了好几圈,才慢悠悠问:“痞子腔咋打?你给我比划比划。”
李鸿章一看老师脸色不对,赶紧改口:“刚才信口胡说,求老师指点迷津。”曾国藩这才坐直身子,语气沉下来:“依我看,就用一个‘诚’字。圣人说忠信能行于蛮夷,咱们现在没实力,虚的假的人家一眼就看穿,啥用没有。老实实推诚相见,虽占不到便宜,但也不至于被坑太狠;脚踏实地走,就算摔跟头也摔不远。总比那虚头巴脑的痞子腔靠谱。”
曾国藩这人一辈子认“诚”,驭将带兵全靠推心置腹。他常说“多说正话实话,时间长了人家自然信你”,连直话都能说,但绝不能揭人短、背后捅刀子。李鸿章不一样,现实得很,诚诈都用,有时候比老师还“敢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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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三河镇大败,曾国藩写奏折说“屡战屡败”,刚入幕的李鸿章瞅见,趁没人偷偷改成“屡败屡战”。一字之差,意思全变了——从“无能败仗”变成“坚韧不拔”,曾国藩的形象瞬间立住了,这招确实够“灵”。
同治二年,李鸿章打苏州太平军正吃紧,曾国藩突然调猛将黄翼升去河南。李鸿章直接抗命:“战事到节骨眼上,黄将军走了我咋打?”曾国藩气得要参他,结果李鸿章一口一个“吾师”,摆困难讲形势,还送高帽子:“吾师海量盛德,别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曾国藩最后没辙,只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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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曾国荃打南京那事:同治元年曾国荃孤军围南京,打了三年愣是没啃下来。朝廷急了,让李鸿章去帮忙。李鸿章心里门儿清——曾国荃要抢“平洪杨首功”,他去了就是抢功劳。于是他故意装病,奏称“感冒风湿,吃不下睡不好”,拖了好几个月,直到曾国荃自己拿下金陵。后来曾国藩感动地亲自出城接他,拉着李鸿章的手说:“我们兄弟的面子,全靠你保住了。”
但洋人不吃这套啊。你跟他讲“诚”?国家之间哪有啥感情,只有利益。你跟他玩“诈”?今天骗了明天人家拿《万国公法》找上门,分分钟打脸。说白了,没实力啥招都白搭——李鸿章后来当“大清裱糊匠”,不就是因为大清太弱,再高明的招也补不上千疮百孔的窟窿?
再往后朝鲜出事,袁世凯在那边成了“活靶子”。东学党闹,日本人盯,他接连发电报要回国,朝廷就是不准。7月7号那天,慈禧下了道圣旨,直接断了他降旗回国的念想,袁世凯当场就病倒了。使馆里人跑光了,只剩唐绍仪陪着,他高烧不退,连药都没有。
恍惚间,袁世凯想起丁戊大旱赈灾的事。那天他在赈济公所,对面打谷场上围坐了一圈饥民,正准备发钱——怕哄抢,谁站起来谁就没份。突然一个梳羊角辫穿红袄的小女孩吸引了他,那孩子在哼山西小调:“插草儿卖自身珠泪不干,叫一声老爷们细听奴言……”打听才知道,是山西逃荒来的孤儿,母亲临死前教她唱这小曲,就是想找个人家活下去。
“救救孩子”四个字突然砸进袁世凯脑子里,他猛地坐起来——不能死,也不能逃!死了啥用没有,活着还能做事。他连夜写了封电报给李鸿章,条分缕析:“日本已经铁了心占朝鲜,要么主动撤军,要么立刻备战,没第三条路。我重病快死了,但死了对国事没用。唐绍仪有胆识没名望,日本人不忌恨他,让他暂代我打探消息,我回天津禀报。”
李鸿章终于动了恻隐之心,电商总署后请旨调袁世凯回国。当晚唐绍仪拿双枪骑马送他到江边,登上英国领事朱尔典提前准备的兵舰——晚走二十分钟,他就会被乔装成东学党的日本人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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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后,日本策动朝鲜宫廷政变,建了亲日政府,唐绍仪躲进英国使馆。一年后闵妃被日人暗杀,三年后大院君抑郁而终,朝鲜改国号叫“大韩帝国”。
参考资料:《清史稿》《梁启超全集·李鸿章传》《曾国藩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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