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后，留守苏区的五大高级干部，唯一人活到建国后当了元帅

1955年，北京那场授衔大典热闹非凡，陈毅肩扛元帅军衔，站在聚光灯下，那叫一个风光无限。

可谁要是能在那个节骨眼上，把时光倒推二十一年，搁那个萧瑟的秋天，别说旁人，就是陈毅自己，估计打死也不敢做这个梦。

当年中央红军主力前脚刚抬腿去长征，留给陈毅和另外四位大佬的剧本，压根不是啥“凯旋高歌”，那分明就是一张催命符，上面写着三个字：死定了。

这五位爷，当年在苏区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项英、陈潭秋、瞿秋白、陈毅、何叔衡。

结果呢？

大浪淘沙，等到红旗插遍全国的时候，只有陈毅一个人全须全尾地站到了天安门城楼下。

这咋回事？

当初这步棋走臭了？

还是中间出了啥岔子？

想把这事儿捋顺，咱们得把日历翻回1934年，看看当时苏区那本烂账。

大伙儿对长征总有个错觉，觉得一开始就是要搬家去陕北过日子。

其实压根没那回事。

翻翻当年的会议记录你就会发现，高层心里的算盘是这么打的：咱们这次撤退，就是个战术动作。

目的是去找红二、红六军团汇合，换个地盘再起炉灶。

重点来了，那会儿的计划里藏着个硬道理——“早晚还得杀回来”。

既然要杀回马枪，老窝就不能扔，得留人看家。

这看家的人选还不能凑合，必须得有一套能镇得住场子的班底。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策略——给苏区留个“架子”。

这“架子”搭得有多硬？

瞅瞅这名单你就知道了：

项英，一把手留下了，那是主心骨；

陈潭秋，管组织的，抓干部的；

瞿秋白，管笔杆子的宣传部长；

陈毅，管枪杆子的指挥官；

何叔衡，管行政的大管家。

党政军民学，要啥有啥，五脏俱全。

这安排背后的心思明摆着：中央压根没觉得这次是一去不回，也没打算走太远。

留下这五尊大神，是真心指望他们能撑住场面，等着主力杀回来的那天。

谁承想，老天爷跟他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主力前脚刚拔营，敌人的围剿大军后脚就踩着脚后跟来了。

这哪是留人看家，简直就是瓮中捉鳖。

咱们把两边的处境摆一块儿比比，那才叫扎心。

主力红军虽然也是前途未卜，爬雪山过草地苦得要命，可只要撕开一道口子，外面就是天高任鸟飞。

留守的这帮人呢？

那是被死死关在铁笼子里。

主力一走，敌人的火力全朝这不到两万人身上招呼过来了。

那时候粟裕也在圈里，不过跟上面那五位比起来，粟裕那会儿还是个“小字辈”，说话分量不够。

千斤重担，全压在这五位大佬的肩膀头上。

他们的任务简直让人精神分裂：一边要在死人堆里打游击保命，一边还得想招儿给主力打掩护。

这题，根本没解。

局势一崩坏，这套精心搭建的“架子”稀里哗啦就散了。

头一个遭难的，是瞿秋白和何叔衡。

那会儿南方游击战已经到了至暗时刻，组织上想让他俩从江西往福建挪挪窝。

走到长汀那个地界，被敌人的保安团撞上了。

这下子，何叔衡面前就是个死局。

岁数大了，腿脚也不利索，跑是肯定跑不过那帮大头兵的。

是拖累大伙一块儿死，还是自己来个痛快的？

何叔衡心里那本账算得门儿清。

为了不当累赘，这位管行政的大佬，选了个最刚烈的法子——跳崖。

他用这条命兑现了那句狠话：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也就是前后脚的功夫，瞿秋白也没跑掉。

因为身上带着伤，让人给摁住了。

按套路，逮住这种级别的大鱼，国民党那边通常都想当个筹码使唤。

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瞿秋白是个大才子，杀了暴殄天物，不如让他去大学教书，当个教书先生得了。

老蒋那边呢？

居然也松了口，说是放人没问题。

但他开了个价码：瞿秋白得写个“脱党声明”。

这买卖做得赤裸裸：拿政治生命换肉体生命。

在生死这道坎上，瞿秋白给出了他的答案。

他说了段特别有味道的话，大意是：我把自己那点革命历史看得比命还金贵。

鸟都知道爱惜羽毛，我也得护着我的名声。

既然非得让我拔了毛才给活路，那爷不伺候了。

就这么着，瞿秋白最后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五根顶梁柱，转眼折了两根。

剩下的三位，日子过得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陈毅后来能挂上元帅衔，真得说是“老天爷赏饭吃”。

1936年冬天，陈毅在梅岭被敌人整整一个师围了二十多天。

那绝望感到啥程度了？

看看陈毅那时候写的东西就知道了。

他在包围圈里，写下了那首震古烁今的《梅岭三章》。

里面有句词是这么整的：“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这哪是写诗啊，分明就是写遗嘱。

那会儿陈毅已经做好了必死的打算，甚至觉得这回是插翅难逃，连死后让战友烧点啥都交代好了。

可战场这东西，有时候就是充满了戏剧性。

就在陈毅准备拼个鱼死网破的时候，因为西安事变爆发，加上外围局势变天，围着梅岭的那帮孙子居然撤了。

陈毅大难不死，捡回一条命。

这首诗也就留了下来，成了那个至暗时刻的铁证。

至于另外两位，项英和陈潭秋，虽说熬过了最苦的那三年游击战，但命运这把刀还是没放过他们。

项英，那是当时留守苏区的“一把手”，硬是扛了三年，最后却栽在了后来的皖南事变里。

更让人憋屈的是，他没死在冲锋陷阵的路上，而是死在了叛徒的黑枪下。

陈潭秋呢，后来辗转去了新疆。

那地方军阀混战，乱得像锅粥，最后被“新疆王”盛世才给害了。

此时再回头看1934年的那个拍板。

中央本意是留个“架子”，好方便日后卷土重来。

可残酷的现实把这副“架子”拆得七零八落。

留守的五大金刚，四人损折，独苗一根。

除了这五位，像方志敏那样的大名鼎鼎的人物也牺牲了，当然也有邓子恢、谭震林这样后来成了开国元勋的幸存者。

还有那两万名留守苏区的弟兄，他们在长征的大幕背后，演了一场没聚光灯、鲜为人知的死斗。

如果说长征是一次漂亮的战略大搬家，那留守苏区的三年游击战，就是一次悲壮的“断后掩护”。

没有长征，就没有后来的陕北根据地，也就没有新中国。

但同样，要是没有这帮留守的人在苏区死死拖住敌人、吸引火力，红军主力的突围之路只会难上加难。

这笔账，历史记得明明白白。

他们的牺牲和血泪，跟那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一样，分量重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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