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晚年身体状况下滑明显,视力问题从六十年代末越来越严重。
早年右眼在战场上受伤,左眼也逐渐衰退,到1969年基本看不清东西。
家里环境熟悉,他还能自己走动,但出门就麻烦大了。报纸上的消息得靠孩子读给他听。
医生检查过,说是老年眼疾,建议少活动,可他总觉得责任在身,不肯闲着。
那年他77岁,接到北京开会的通知,家里人劝他别去,怕路上折腾坏身体。他想了想,还是决定去,觉得这是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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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那天,秘书帮着收拾行李,带了些录音资料让他路上听。火车晃晃悠悠北上,他坐着休息,秘书偶尔说说外面情况。
到北京后,住进安排的宾馆,会场对他来说完全陌生。
会议是1969年4月开的,他让人带他先熟悉位置,摸清座位和桌子摆放。
开幕那天,他由人扶着进去,坐下后仔细碰碰桌面东西。发言时他听着,偶尔说两句,声音不大但有分量。
会场人多,东西摆得紧,他尽量不动弹。
会议进行中,他觉得口干,但不敢随便伸手拿水,怕碰倒什么。手臂一移,不小心就把杯子扫落了,碎在地上。工作人员赶紧收拾,他坐在那儿没吱声,继续开会。
下午他让秘书把桌面清空点,用纸杯喝水。晚上回宾馆,他想想这事,觉得挺堵心。第二天他更小心了,东西放得远远的。
分组讨论时,他说说经验,别人帮着描述材料。
会议几天下来,他发言几次,主要是谈战略方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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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那天,他拍手时控制着力气,避免再出岔子。散会后跟老同志握握手,简单聊聊。
收拾东西准备走,秘书帮着检查。他对秘书提了提杯子的事,说是提醒自己注意。
火车南下时,他闭眼歇着,秘书报站名。到家后,家人接他,他坐下歇口气。跟妻子汪荣华说起会议,提到杯子碎了,他叹气说自己都不敢喝水,还出了这事。
回家后,他调整几天,视力没好转,反而觉得更不便。
医生又看了,说手术风险大,他选了保守办法。家里他摸索家具位置,慢慢适应。子女轮流陪着,确保不出事。
1969年下半年,他少出门,靠听广播知道外面事。腿上旧伤有时疼,他自己按按缓解。秘书来汇报,他给点意见。
进入1970年,他活动圈小了,就在院里走走。家人加了扶手,他练着用。
那几年,他坚持练独立走路,从磕碰多到渐渐稳当。
1971年,他在家见老同志,谈谈过去。眼疾没进展,他多听录音学东西。
1972年1月,陈毅走了,他听说后非要去医院送。秘书扶他进病房,他摸到床边,握着手哭了,说离不开这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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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听着难受,他慢慢出来。回家后,他更下决心自立,继续练摸索路径。
从那以后,他在家不让帮太多,自己走。一次儿子刘太迟想扶,他推开,说这叫自强不息。刘太迟他们听着,受鼓舞。
1972年后,他身体弱了,住院治病。医生用心,他配合吃药。1973年,脑子反应慢了,少说话。
1975年,自理难了,躺床上养。家人换班照顾,让他舒服点。一直到1986年10月7日,他走了,94岁。
刘伯承这事反映出老人面对身体变化的现实。视力没了,会议上出点小意外,就让他回家感慨。
不是抱怨,而是提醒自己得适应。他从不认输,坚持练自立,影响了家里人。陈毅走后,他更坚定,这精神传下来。
晚年他没停下,靠听和想保持联系。子女学着他,不轻易放弃。历史看,这段经历显示出老一辈的韧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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