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如何影响当时政治格局和社会结构

唐代科举制度上承隋制，在近三百年实践中逐步健全，既是一套选官体系，也深刻影响着政治格局、社会结构与文化风貌。唐高祖武德四年，一道敕令明确各州每年十月贡举“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的人才赴京，正式开启科举取士的国家化进程，奠定“每年常举”的惯例。此后太宗增加进士录取名额，高宗创设选拔特殊人才的“制科”，武则天开殿试先河、设立武举，玄宗则将科举管理权收归礼部侍郎，修建专用考场“贡院”，并要求进士试卷送中书门下复核，让制度更趋完善。

唐代科举的考生分两类：“生徒”是中央或地方官学的学生，经学校考核后直接参加中央“省试”；“乡贡”是未入官学的士人，需先通过县、州选拔（县试宽松，州试称“解试”，秋天举行），合格者随地方贡赋赴京。报名时乡贡需提交籍贯、家世等文书（“怀碟自进”），经州县审核；到京后还要与其他考生“合保”，一人作弊则同保者三年禁考。

考试层级分明：县试选送州试，州试合格者参加“省试”（因在春天又称“春闱”），考场设在贡院，主考官称“知贡举”。若考官亲属应试，会另设“别头试”避免舞弊。考试方法有帖经（填空经书内容）、墨义（笔答经注）、策问（针对时务发表见解）、杂文（后转为诗赋），其中策问常作为最终取舍的关键——毕竟科举选的是“治世人才”，而非仅文辞之士。

科目上以“常科”为主，明经、进士是核心：明经考儒家经义，录取多（每科约百人），是中下级官员的主要来源；进士重文章辞采，唐初考策问，后来加帖经、诗赋，虽录取少（每科约三十人）却最受推崇——“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此外还有明法（法律）、明书（书法）、明算（算术）等专业科，以及“制科”（皇帝临时设科，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选拔特殊人才。

阅卷后二月放榜，录取者用“泥金帖子”向家中报喜，随后有闻喜宴、曲江宴、雁塔题名等欢庆活动，长安城内万人空巷。但及第者并非直接做官，需通过吏部“铨试”（考体貌、言辞、书法、判案）才能“释褐”入仕，韩文公曾三试吏部无成，十年间仍是布衣。

唐代科举的生命力，在于它联结了政治与社会：对统治者而言，它“收罗人才”——进士出身的宰相占比近四成，扩大了统治基础；更“控制人才”——士人将精力投入科举，儒家忠顺观念通过经典学习内化，正如太宗所说“天下英雄入吾毂中”。对社会而言，士族靠科举维系家族地位（如陇西李氏、博陵崔氏多有进士），寒门通过考试获得上升通道（如韩愈、白居易出身寒微却登进士）；及第者还享有免徭役的经济特权，吸引各阶层参与。科举将读书、考试、做官绑定，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也让社会充满活力——土地私有制让财富流动，科举让阶层流动，共同支撑起唐代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