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实话：现在农村选代表，不是不负责，是合适的人真不好找

农村选代表，难在“合适的人”都去哪儿了

前两天跟老家一个当村支书的朋友打电话，聊起今年村里的事。

说着说着，他叹了口气：“今年要补选几个代表，找了一圈，愣是找不着合适的人。年轻人都在外面，留在村里的要么年纪大了，要么自己家的事都忙不过来。硬拉了几个凑数，人家自己都犯嘀咕——‘我能干啥？’”

这话听着挺实在，也戳中了一个现实：现在农村选代表，不是大家不负责，是合适的人真的不好找。

2026年开年，各地都在搞人大代表补选。鸡场乡、槐树镇、杨武乡，一个接一个的补选公告往外发，程序走得很规范，宣传搞得很到位，投票也热热闹闹。可热闹背后，有个问题一直没人细聊：选出来的人，到底能不能真正代表老百姓说话？

“三多三少”不是段子，是真实现状

湖北人大网去年发过一篇分析文章，把乡镇人大代表的现状总结成“三多三少”：农村一线代表多但专业化程度不足，传统行业代表多但新兴产业认知有限，经验型代表多但政策理论水平参差不齐。

这话说得文绉绉，说白了就是：坐在村里的，大多是种地的、养鸡的、做小买卖的，你让他们聊聊农药化肥、鸡瘟猪价，头头是道。可你要是让他们看一份财政预算报告，或者在人代会上对某个政府项目提点专业意见，大多数人就抓瞎了。

汶川县绵虒镇的数据挺能说明问题：2025年新当选的56名镇人大代表中，来自农业领域的代表占了64%，但系统接受过履职培训的只有38%。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超过六成的人，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和朴素感情当上代表的，真要较真起来，连代表该干啥、能干啥都不一定清楚。

有个镇还做了个调查，23%的代表坦言，当选前根本没系统了解过人大职能。你想想，一个人连自己要干啥都没弄明白，就被选上去了，他能干好才怪。

不是不想干，是干不了

很多人觉得，农村代表不负责，是态度问题。其实冤枉他们了，更多是能力问题。

湖北的调查里提到一个细节：超过60%的乡镇代表，全年履职经费不足2000块钱。2000块是什么概念？够跑几趟县城？够请几个专家咨询？啥也不够。有个山区的代表，为了核实退耕还林补贴发放情况，得自己掏钱跑7个行政村。跑一趟，半个月生活费没了；跑两趟，家里该闹意见了。最后只能象征性地走几个村，剩下的靠电话问。

这不是代表不负责，是这个活儿，真没法负责。

还有培训的问题。现有的培训被总结成“三重三轻”——重形式轻实效、重理论轻实践、重集中授课轻跟踪指导。有代表反映，培训讲的是PPP模式融资案例，跟中西部乡镇的财政实际差了十万八千里。听完课，该不会的还是不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篇文章分析得更透：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市民化进程加快，部分农村的议事协商主体逐渐以老年人为主。这一群体要么对公共事务不太关心，要么因能力限制而“有心无力”，难以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主力作用。

你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爷，去研究乡村振兴的项目规划、去跟上面争取资金、去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不是他不想干，是确实干不了。

年轻人不回来，合适的人从哪出

这就引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农村的人才，都去哪儿了？

河南省政协去年有个发言，说得挺直白：大学生毕业“不返乡”，年轻人外出务工“不回村”，人才断层严重。

你想想，一个村里，有点本事、有点见识、能说会道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去了城里。有的上了大学留在大城市，有的出去打工见识了世面，有的自己做生意在县城买了房。剩下在村里的，要么是走不动的老人，要么是顾着几亩地走不开的中年人，要么是身体不好没法出去的人。

这些人里，挑几个老实本分的，容易；挑几个能说会道、会来事儿的，也不难。但要挑几个真懂政策、真会调研、真能替老百姓争取利益的，太难了。

四川雅安搞过一个“模拟议案听证会”的实训，通过角色扮演让代表快速掌握审议技巧。这个办法挺好，但也说明一个问题：代表的能力，得靠练，不能靠天生。可问题是，你让那些本来就在为生计奔波的农民，放下家里的活去参加培训、去调研、去开会，现实吗？

制度也在变，但追不上人跑的速度

其实，国家对这个问题不是没意识。

2026年1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施行。里边明确了几条：要把严把候选人资格条件的政治关，“四议两公开”“一肩挑”这些成熟经验要上升为法律制度。还要引导各类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和服务。

双柏县的人大代表2026年工作计划里，也专门列了“加强代表能力建设”这一条。培训、履职服务、监督管理，都安排上了。

这些政策，方向都对。但问题是，制度追不上人跑的速度。你这边刚把培训计划排好，那边年轻人都跑光了；你这边刚把履职经费提上去，那边物价又涨了。

汶川县漩口镇搞过一个“代表履职积分制”，把代表参加活动、提建议、联系选民都量化考核，结果年均提案质量提升了40%。这说明什么？说明不是代表不行，是制度没给对路。你给个积分制，他们就按积分制来；你给个经费保障，他们就能多跑几个村；你给个师徒制，老带新，能力就能传下来。

可这些“给”，得有人、有钱、有精力。农村现在缺的，恰恰是这些。

代表不是“荣誉”，是“活儿”

还有个观念问题，得掰扯掰扯。

以前有些地方，把人大代表当成一种荣誉。谁干得好，评个代表；谁有贡献，给个代表。荣誉感有了，责任感却淡了。当选了，开开会、举举手、鼓鼓掌，就算完成任务。

可现在不一样了。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矛盾调解，哪一样都得有人实实在在去干。代表不是挂个名就行的，得真去调研、真去反映问题、真去盯着落实。

宁陕县人大常委会有人写文章说，代表建议办理不能是“纸面答复”，得变成“地面落实”。这话说得好。但“地面落实”的前提，是代表得真知道地里的情况、真知道老百姓的诉求、真知道该找谁去落实。

这需要能力，也需要时间，更需要精力。

可农村代表，大多数是兼职的。白天要种地、要养鸡、要看店，晚上才能抽出空来琢磨代表的事。你让他为了一个建议跑三天，地里的庄稼咋办？家里的活谁干？

浙江温岭搞的“参与式预算”改革，让代表深度介入项目论证，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升了15%以上。这个办法好，但前提是代表得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去“深度介入”。你让一个天天忙着生计的人，放下锄头去研究预算报告，不太现实。

2026年，是个契机

好在，2026年有些信号值得注意。

一是新法施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改了，对候选人的政治关、能力关，都有了更明确的要求。这意味着，以后选代表，不能只看名声、只看贡献，得看他到底能不能干这个活儿。

二是培训强化。双柏县、汶川县、雅安市这些地方，都在试点新的培训模式。线上学习、模拟听证、老带新师徒制，路子越来越宽。中国人大网的数据显示，使用在线学习系统的代表，议案采纳率提升了27%。这说明，只要方法对，能力是能练出来的。

三是经费保障。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探索“1+N”保障体系，确保代表年人均履职经费不低于5000块。5000块不多，但比2000块强多了，至少能让代表多跑几个村、多请几次专家。

四是数字化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章里提到，要推进数字化议事协商平台建设，让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也能参与村里的事。这个方向对了。年轻人不回来，但可以通过线上参与。只要平台建好、规则立好，人不在村，心可以在村。

有些账，得慢慢还

说来说去，农村选代表难，难在“人”上。

当年工业化、城市化的时候，农村的年轻人一批批往外走，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现在乡村振兴了，需要人回来，可人回不来了。房子买在城里了，工作在城里了，孩子在城里上学了，再让他回村当代表，不现实。

那怎么办？只能从留下的这些人里，挑相对合适的。年纪大点就大点，能力弱点就弱点，多培训、多帮带、多给保障，让他们能干一点是一点。同时，用数字化手段把外面的人拉进来，哪怕人不回来，声音能回来也行。

四川彭州试点过人大代表列席镇党委会制度，让代表直接参与决策。这个办法好，但前提是代表得真有那个水平。水平不够，列席了也只能干坐着。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得在“人”上下功夫。不是非要年轻化，是得让代表有能力；不是非要高学历，是得让代表懂政策、懂调研、懂沟通；不是非要全职化，是得让代表有精力、有保障、有心劲去干这个活儿。

这个账，不是一年两年能还完的。但2026年，至少是个开始。

最后说句实在话：农村代表好不好找，不光是农村自己的事。它关系到乡村振兴谁来干，关系到基层治理谁来管，关系到老百姓的话谁能帮着说。

如果你在农村有亲戚朋友，可以跟他们聊聊：村里选代表，你们觉得谁合适？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代表你？

这个问题，值得每个人都想想。

有个问题值得琢磨：如果让你推荐一个你认识的最适合当农村代表的人，你会推荐谁？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