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从不流泪，直到离别的那一天

秋天的丹东，江风吹得人直缩脖子。

我站在鸭绿江断桥上，望着对岸的朝鲜。那边灰蒙蒙的，偶尔能看到几个小黑点在移动。身后传来一阵笑声，回头一看，是几个年轻姑娘，穿着统一的灰色外套，正用手机拍照。

其中一个姑娘注意到我在看她们，微微愣了一下，然后冲我点了点头。

那个点头，轻得几乎看不见。可就是这个点头，让我认识了金贞雅。

后来我才知道，在朝鲜，陌生人之间是不轻易点头的。那天她对我的那一下，是她在中国两年里，为数不多属于自己的决定。

金贞雅工作的餐厅，在丹东市区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门面不大，进去却别有洞天。朝鲜风格的装修，墙上是白头山的油画，角落里摆着伽倻琴。服务员都穿着民族服装，走路轻得像踩在云上。

贞雅是这里的领班，27岁，来中国两年了。

“能来中国，在我们那儿是特别大的荣耀。”她用带着口音的中文慢慢说，“政审要过三关，家世要清白，本人要大学毕业，长相要好，还要有才艺。”

她给我看了手机里的一张照片——那是她离开平壤前，全家人的合影。她站在中间，穿着借来的漂亮衣服，笑得一脸灿烂。两边的父母穿着最体面的衣服，可仔细看，袖口都有点磨破了。

“我妈说，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女儿能去中国。”贞雅说这话时，眼睛看着照片，看了很久。

她告诉我，在朝鲜，能出国打工的人，回国后街坊邻居都会高看一眼。相亲的时候，对方家里会专门打听：是不是出过国？见过世面的姑娘，嫁人都更有底气。

“我妹妹今年20岁，她的目标就是像我一样，来中国。”贞雅说，“每次打电话回家，她都让我多讲讲中国的事。”

“讲什么？”

她想了想：“讲这里的高楼，讲这里的夜市，讲这里的人走路很快。”

贞雅的工资，在朝鲜人眼里是天文数字。

每月基本工资4000元，加上小费能到5000多。但要交大使馆费、签证费，还要给国家上缴一部分，最后到手2000左右。

“那也比朝鲜多得多。”她说，“在朝鲜，我当老师，一个月也就400块。”

可我问她攒了多少钱，她犹豫了一下，说：“没算过。”

后来另一个朝鲜姑娘悄悄告诉我，贞雅的妈妈生病了，需要做手术。贞雅把大部分钱都寄回去了，自己只留一点点。

“她不舍得花。”那个姑娘说，“有一次我们逛街，她看中一条围巾，三十块钱，拿起来放下，放下又拿起来，最后还是没买。”

我问贞雅为什么不买。

她笑了笑，说：“围巾有什么用？我妈的病好了，比什么都强。”

那个笑，让我心里酸了一下。

贞雅的生活很简单。

每天六点起床，打扫餐厅，准备营业。客人来了端茶倒水，客人走了收拾碗筷。晚上十点打烊，集体回宿舍。不能单独外出，不能自己逛街，想买东西要由领队带着。

“不想出去走走吗？”我问。

她摇摇头：“规定就是这样的。”

可有一次，她悄悄跟我说，其实特别想去江边看看。鸭绿江就在旁边，走路十分钟就到了，可她来了两年，一次都没去过。

“为什么不去？”

“不敢。”她说，“万一被发现了，会说我不守纪律。不守纪律的人，下次就不能来了。”

她顿了顿，又说：“我还想再来。虽然这里规矩多，可至少……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的东西。

这句话，我后来想了很久。

贞雅每个月可以给家里打一次电话。

每次十分钟，由领队统一安排。通话内容不能太私密，因为“旁边有人听着”。

可就是这十分钟，是她一个月里最期待的时刻。

有一次，她打完电话回来，眼睛红红的。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什么。后来另一个姑娘告诉我，那天她妈妈在电话里说，邻居家的姑娘结婚了，嫁了个军官，家里办了三桌酒席。

“她妈说，要是她在，也能找个好人家。”那个姑娘说，“贞雅听了，挂了电话就哭了。”

我问贞雅，想不想结婚。

她摇摇头：“想。但不是现在。”

“为什么？”

“现在回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她说，“我想再多待一年，多攒点钱，多看看这个世界。”

她看着窗外，窗外是丹东的街道，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你知道吗，”她突然说，“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就想，这些走在街上的人，他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

我没说话。

她也没再说。

贞雅回国前一天，我去看她。

餐厅给她办了个小小的欢送会。几个朝鲜姑娘轮流表演节目，唱歌跳舞，和平时一样。贞雅坐在角落里，笑着看，笑着鼓掌，和平常一样。

轮到她的时候，她站起来，走到舞台中央。

“我给大家唱一首歌，”她说，“中国的歌。”

音乐响起，是《后来》。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她的中文带着口音，有些字咬得不太准。可她的声音在发抖，抖得厉害。

唱到一半，她停下来，捂着嘴，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

台下没人说话。

过了很久，有人开始鼓掌。接着，所有人都鼓起掌来。

她站在台上，哭得像个孩子，又笑着冲大家鞠躬。

那个晚上，我才明白，她唱的不是歌。

她唱的是这三年。是那些想家却回不去的夜晚，是那些偷偷藏着却不敢说出来的梦，是那两百次下载又删掉的北京照片，是那个只有十分钟却要等一个月的电话。

她唱的是，一个朝鲜女孩在中国，偷偷爱着这个让她又怕又爱的世界。

那天晚上，贞雅悄悄约我出来。

她站在餐厅后门，穿着便装，头发披着。我差点没认出来——两年了，我第一次看见她没穿工作服的样子。

“陪我去江边走走。”她说。

我愣了一下：“能去吗？”

“明天就走了，我不怕了。”

我们走到鸭绿江边。凌晨四点，江面雾气蒙蒙，对岸的朝鲜若隐若现。

她站在那里，望着对岸，很久没说话。

“那边就是我家。”她指着对岸，“看得到吗？”

我顺着她的手指看去，只能看到一片模糊的轮廓。

“看不太清。”

“我也看不清。”她说，“来了两年，每次想家的时候就站在这儿看。看了两年，还是看不清。”

风吹过来，她缩了缩肩膀。

“你说，那边的人，知不知道这边是什么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笑了笑，没再问。

太阳慢慢升起来，江面上的雾气一点点散去。对岸的轮廓渐渐清晰，能看到山，能看到房子，能看到炊烟袅袅升起。

“该回去了。”她说。

临走时，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东西递给我。

是一张照片，她自己洗的。照片上是鸭绿江断桥，夕阳西下，桥的影子拉得很长。背面用朝鲜文写了一行字。

“写的什么？”

她笑了笑：“‘谢谢你还记得我’。”

前几天，我又去了那家朝鲜餐厅。

领班换了一个新来的姑娘，比贞雅年轻，笑起来也好看。我点了杯茶，坐了很久。

临走时，那个新来的姑娘突然叫住我。

“请问，您是不是认识金贞雅？”

我愣了一下：“认识。”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她让我转交的，说如果有中国人来找她，就给。我等了半年，您是第一个。”

信很薄，只有一页纸。

上面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着几行字：

“我很好。妈妈手术成功。我结婚了，嫁了一个好人。他还是会对我说，别想太多。我还是会想。但我知道，想也没用。谢谢你还记得我。丹东的月亮，比我家乡的圆。”

信的最后，画了一个小小的笑脸。

我把信折好，放进口袋。

走出餐厅，天已经黑了。抬头看，月亮很圆，很亮。

丹东的月亮，确实挺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