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门神崇拜的不同源流

门神崇拜与门神迷信，是社会史演进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现象。这种观念形态的历史变化，其实往往体现出多种不同的文化基因在不同的民俗背景中、不同的社会层次间、不同的心理条件下奇妙的复合作用。例如，穆桂英、秦良玉、送子娘娘等女性门神的出现，无疑就显示出男性中心社会的传统观念在某种条件下承受到自下而上的冲击。门神系统的多元化，说明人们内心所祈望的“喜”“福”“吉”“祥”，其具体内涵原本也是多元的。面相慈和的所谓“祈福门神”，代替了神情凶狞的武装门神，无疑可以使居主体会到某种亲近感。这种变化，至少也可以表现出社会审美观念的某种进步。不过，一般宅院在内门堂室贴用“祈福门神”画像时，大门仍然用厌鬼祛邪的武士门神镇守，说明人们观念意识的深层结构中，依然存在难以摆脱的早期门神崇拜的影响。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唱词——“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也说明这种传统心态的深刻影响。在关于“门神”的民俗现象中，可以看到当某些全新的门神形象出现并得以普及时，早期门神以及古朴的门神崇拜形式依然在民间长久地产生着影响。这种情形，也和我们民族文化的进步长期以来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系统、不同社会层次之间明显的不平衡状态相一致。

通过少数民族民俗调查，也可以看到一些有关门神崇拜的资料。

生活在岷江上游地区的羌族，仍然保留着原始的多神崇拜的传说。门神，是他们崇拜的对象之一。他们又习惯以白石作为崇拜对象的象征，因而在羌人居处的门窗，都供奉着白石。

青海同仁吴屯土族过春节同汉族地区一样，也贴门联和门神，不过有的门联用藏文书写。调查者指出，“值得注意的是‘门神’的传承性和变异性。有些人家门贴‘格萨尔王像’（掼盔穿甲，手持长矛，骑坐白马，面似汉人），‘花木兰像’或‘闯王进京像’，均木版印刷品”，多数人家“在门扇上一左一右贴木版印刷的秦琼和敬德（尉迟恭）像，此与内地习俗完全相同”。青海民和土族则“门神都没有像，初一、十五日点香烛时只放在门后面”。

广东畲族普遍流传祖先盘瓠的神话，所供奉的盘瓠图称作“祖图”或“祖公图”。自正月初一起在公厅祭祀“祖图”，初五收起。“收藏祖图之前再拜一次，先向正厅叩拜，然后向门外叩拜，意思是请门神让外祖（大耳婆）进来领受祭品。”有的地区则“拜祭时先面朝大门背向祖公图拜，然后再跪着转身面朝祖公图拜”。

云南昆明官渡区撒梅人“逢年过节，新房落成，死人，都要在大门口挂八卦图，图中画有日、月、老虎，右、左分别写‘出门保清洁，进门保平安’”，“年三十或新房落成，讨媳妇，要在大门口贴‘门钱’以及‘天’‘地’门钱，即用红纸上雕花纹，撒有金粉，共五张，称为祭祀门，旨在求得来年生活顺利，防止妖魔鬼怪进入家中，‘天’‘地’是在年三十贴在房屋前两柱上。左边柱上是一组西波文，右边柱上是一组神像”。“年三十要在大门两侧贴甲马”，形式为“一张红纸，上下各夹一张黄纸钱，红纸上画一个小孩（五谷太子）骑在马上。甲马一直要贴到‘五谷会’时才取下焚烧，以求得来年五谷丰登，其他贴的图画、神符要在次年三十晚上方换上新的”。这种几乎在一切公众注目的场合频繁装饰门户，并且多长期保留的礼俗，其实也是门神崇拜的一种反映。

类似的情形，还有湘西北土家族祭祀“四官神”或“仕官神”的习俗。土家人一般多将其牌位“安设在堂屋左边的大门背后”，每逢清明、端午、中秋、除夕均得祭祀，尤以除夕祭祀最为隆重。祭祀时口诵祭词：“仕官大神、把门将军，诚心敬奉，保佑我们，行东利东，行西利西，四方招财，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水草长青，养个鸡婆（母鸡）像草墩，养个鸡公（公鸡）八九斤，养个猪（来）三百斤，种起谷（子）像牛尾，种起小米（苞谷）像棒槌。”“把门将军”的神威可以影响四时四方、五谷六畜，几乎具有万能的功用。

西藏门隅地区门巴族的门神崇拜表现出更为古朴的形态。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他们用小麦或青稞粉调成糊状，在门上画出各种白色图案以祈祝新年吉祥如意。他们还有在门外屋檐下悬挂木质男性生殖器模型的习俗，门巴语称之为“辛基白列”。“当地民间认为，如人的行为不慎，触犯了‘闾’女神，又没有及时向其供祭赎罪，‘闾’女神就在夜间进住宅报复。为了预防这灾难的发生，人们用木头做成一米左右的男性生殖器（模型），悬挂在住宅门外的屋檐下，以防止‘闾’女神闯入室内害人，确保家人平安。”“闾”女神或称“闾”女鬼，是游历于人间、干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鬼神。祭祀“闾”女神以求其宽恕的仪式，称作“闾脏”。

云南西盟佤族兼任宗教祭司的氏族酋长“窝朗”住一种特别大的房屋，这里同时也成为举行宗教祭祀仪式的中心场所。这种房屋的装饰形式也具有某种特定的含义。例如：“大房的正门是一块整木，中间挖空成一个椭圆形的洞，在洞上安装木门，特别要在门中间刻一个裸体形的男人像。”这种被理解为“宗教性的装饰”的方式，或许与西藏门隅门巴族在门外屋檐下悬挂木质男性生殖器模型的做法具有类似的文化内涵，其神性表现出早期门神的特色。这种文化现象的出现，应当与父系家族公社的形成有关。

与此不同，“纳西族每家门前皆立两个石头为保护神，一为‘夺’，一为‘色’，是男女二神”，作为另一种门神崇拜形式，也是以特质相异的社会文化形态为形成背景的。

对于民间门神崇拜的研究，是一个贯通古今的艰难的课题。现在看来，新的全面深刻地说明这一重要历史文化现象的科学成果的推出，尚有待对历史民俗资料进一步地充分占有，以及对社会学文化学理论进一步地准确把握。不过很显然，推动这一研究，无疑有助于增进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质的全面认识。

（本文选摘自《门祭与门神崇拜：“门”的民俗文化透视》，王子今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26年2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来源：王子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