潼关南塬大战后，李自成全军覆没翻身无望，为何说清军救了他？

崇祯十一年的冬天，冷得要命。

商洛山的那个山沟沟里，风刮在脸上跟刀割一样，可这点儿冷跟李自成心里的凉比起来，压根不算事儿。

最让他受不了的，是周围死一般的安静。

瞅瞅身后，当初千军万马，这会儿就剩十八个老兄弟了。

前些日子潼关那一仗，输得那叫一个惨，简直连底裤都赔光了。

人马死绝，老婆孩子也不知去向。

这时候的李自成，哪还有半点“闯王”的威风？

活脱脱就是一只让人撵得没处躲的野狗。

这帮人缩在陕西、四川和湖广交界的老林子里，连口热乎饭都不敢做，就怕冒点烟把官兵招来。

照理说，官兵哪怕不动手，就在外头围个十天半个月，饿也能把这帮人饿成干儿。

要把他往死里整的，是朝廷里的两张王牌：洪承畴跟孙传庭。

这俩人凑一块儿，那是心狠手黑，套子已经下好了，刀也磨快了，就等着上去补最后一下。

可偏偏就在这节骨眼上，那个要命的包围圈，莫名其妙地松开了。

原本是密不透风的铁桶阵，居然露出了大窟窿。

洪承畴撤了，孙传庭也拔营了。

咋回事？

原来是北京城后院起火了。

这事儿说起来，还得看崇祯皇帝怎么做那道要命的选择题：两瓶鹤顶红，你先干哪一瓶？

早在几个月前，也就是九月底那会儿，皇太极带着清军（那时候明朝人眼里最大的仇家）玩了一手漂亮的。

他们没去啃宁锦防线那块硬骨头，而是绕过长城，像鬼一样突然冒到了京城眼皮子底下。

这帮清军进关可不是为了占地盘过日子的，纯粹就是来搞破坏、抢东西的。

兵分三路，跟梳头似的把华北平原给梳了一遍，见城就攻，见东西就抢，前锋直接怼到了北京城墙根儿底下。

崇祯这下子彻底坐不住了。

摆在他面前的烂摊子明摆着：

左边，是陕西山沟沟里只剩一口气的李自成；

右边，是刀架在脖子上的满清骑兵。

换你当皇上，你顾哪头？

这笔账其实不难算。

李自成那就是个皮肤病，顶多痒痒，一时半会儿要不了命；可满清那是心头大患，刀尖子都戳进心窝里了。

没辙，一道急得冒烟的圣旨飞到了西北前线。

崇祯的意思很明确：不管是谁，赶紧回来救驾！

洪承畴和孙传庭接到这命令，估计心里头有一万匹草泥马奔过。

眼瞅着就能把李自成给摁死在土里了，这时候撤退，以前打的仗全白瞎了。

可皇上的话就是天，京城要是丢了谁也担待不起。

俩人不敢磨叽，立马点起左光先、曹变蛟、贺人龙这帮猛将，凑了五万精兵，扔下商洛山不管，没日没夜地往北京跑。

这一跑，李自成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话又说回来，大明朝养了那么多兵，京城边上还有三大营，干嘛非得拆东墙补西墙，大老远调西北军来救火？

这就得聊聊大明朝官场那个要命的毛病——内耗严重，指挥系统早就瘫痪了。

其实在洪承畴赶过来之前，崇祯手里本来还有张好牌，就是宣大总督卢象升。

这位爷是个硬骨头，也是个真懂打仗的主儿。

清军进关的消息一传开，他头一个带着队伍冲到了北京。

崇祯亲自见了他，问这仗怎么弄。

卢象升回答得干脆利落：“干就完了。”

可这两个字，在当时的朝廷上，那是相当烫嘴。

因为崇祯心里有个不能说的小算盘——他想求和。

辽东那就是个无底洞，崇祯想跟满清谈谈条件，但这事儿不能明着说，要不然得被天下读书人的唾沫星子淹死。

他得找个背黑锅的去办这脏事，当时最懂他心思的，就是兵部尚书杨嗣昌。

于是，一个特别奇葩的局面出现了。

前线的总司令卢象升想打，后方的国防部长杨嗣昌想和。

杨嗣昌好几次暗示卢象升：“别瞎打”。

那是啥意思呢？

就是说你别真拼命，咱们是为了谈判攒筹码，你把人家打急眼了，反而坏了皇上的好事。

这种令出多门的指挥，那是打仗的大忌。

清军分三路杀过来，明军各路将领因为收到的信号乱七八糟，谁也不敢乱动，甚至还要脸不要脸地搞出了“见死不救”的戏码。

卢象升一个人孤掌难鸣，处处受气。

崇祯一看局面搂不住了，急躁的老毛病又犯了。

他不敢承认自己求和的策略瞎了，反倒把火撒在卢象升头上，甚至一度把他的尚书衔给撸了，让他顶着“侍郎”的头衔带兵。

这种临阵给主帅难堪的做法，直接让当兵的心都凉透了。

到了十二月中旬，卢象升在巨鹿跟清军死磕。

因为没人支援，这位大明朝的硬汉，最后力战而死，为国捐躯。

更讽刺的是，卢象升死了以后，京城里居然谣言满天飞。

有的说他是喝多了失火烧死的，有的说他当了逃兵不知去向。

过了好久，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卢象升一倒，京城防线更是悬了。

这就是为啥崇祯非得把洪承畴和孙传庭从西北调回来的根本原因——本来能顶事儿的人，让自己人给坑死了。

等到洪承畴和孙传庭的大军跑到地方，其实大局已定。

清军压根没想占领北京，人家抢够本了。

到了崇祯十二年三月，清军带着抢来的金山银山和几十万人口，大摇大摆地回辽东去了。

这一趟，人家打下了四十多座城，连济南都没放过，还把德王朱由枢给抓走了。

警报解除。

按常理，这时候要是把洪承畴和孙传庭放回陕西，重新把商洛山围起来，李自成还得死。

可历史从来没有后悔药。

就在这时候，大明朝走出了第三步，也是最要命的一步臭棋。

崇祯看着跟筛子似的辽东防线，心里直发毛。

他觉得西北那帮流寇暂时被打散了，掀不起大浪，辽东的满清才是真老虎。

于是，一纸调令下来：洪承畴改任蓟辽总督，去守山海关。

那孙传庭呢？

被打发去当保定总督，守京城的南大门。

这对黄金搭档，就这么硬生生被拆散了。

更倒霉的是，孙传庭眼里容不得沙子。

他到了河北一看，缺兵少粮不说，还得受杨嗣昌的气。

孙传庭那也是个暴脾气，想找崇祯当面聊聊，结果被杨嗣昌给拦在门外。

孙传庭一气之下，说自己耳朵聋了，不干了。

这在官场上可是大忌。

崇祯本来疑心病就重，在杨嗣昌的撺掇下，直接把孙传庭扔进了大牢。

这一关，就是整整三年。

就像《明史》里那句冷冰冰的总结：“这俩人一走，李自成算是喘过气来了。”

洪承畴去了辽东，孙传庭进了号子。

谁来接手西北那个烂摊子？

接任的是郑崇俭和丁启睿。

这两个名字，在历史上都没啥响动。

原因很简单：不论威望还是本事，跟洪、孙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而且有个共同的死穴——不懂打仗。

在他们看来，李自成也就剩十八个人钻了山沟沟，那跟死人没啥两样。

于是，官军就把眼珠子盯在了还在蹦跶的张献忠、罗汝才身上，对商洛山的封锁那是松松垮垮，全是漏洞。

这就是李自成等来的“天意”。

往后这半年多，李自成带着十八个兄弟在深山里跟野人似的活了下来。

他们不敢露头，甚至不敢喘大气。

直到崇祯十二年五月，已经投降朝廷的张献忠在谷城又反了，一下子把官军的火全吸过去了。

这会儿，李自成心里明白，翻身的机会来了。

回头再看这段历史，你会发现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死循环：

因为满清进关，崇祯没办法只能调走西北剿匪的主力；

因为朝廷里为了打还是和吵翻了天，导致卢象升战死，不得不让洪承畴去填辽东那个坑；

因为搞政治斗争，把最能打的孙传庭关进了监狱；

最后，换上来一帮草包，因为轻敌，放过了只剩一口气的李自成。

与其说李自成命硬，不如说是大明朝这台早就烂透了的机器，关键时刻自己把齿轮给卡死了。

当时绝大多数农民军头领都选择了招安，唯独李自成，哪怕就剩十八个人，哪怕躲在山洞里啃草根，也咬死了不投降。

这一点，确实证明这人比谁都狠，也比谁都韧。

可要是没有崇祯这一连串的“神助攻”，没有那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昏招，光靠“狠”，李自成绝对走不出商洛山。

两年以后，当李自成带着大队人马冲出陕西，杀进河南的时候，那个曾经的“闯王”又回来了。

可这一回，大明朝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孙传庭能拦住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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