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原副市长金仲华，默默付出，不求回报，1968年含冤离世

近现代中国的浪潮里，有太多振聋发聩的名字被镌刻在丰碑上，也有一些身影，曾在乱世中撑起一片晴空，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渐淡出大众视野。金仲华，便是这样一位被时光轻放，却值得我们反复回望的人。

1907年，金仲华出生在浙江桐乡梧桐镇的一个书香小院，祖屋“静远堂”里，父亲开设的私塾常年飘着墨香。两三岁的他不恋孩童嬉闹，总爱蹲在私塾角落，听先生讲学、看学子读书，四岁时便能流畅背诵《千字文》，那份沉静与聪慧，在邻里间成了美谈。父亲满心欢喜，特意带他去镇上唯一的照相馆留影，照片里的幼童身着灰色长袍，一手紧攥着《千字文》，一手轻轻牵着父亲的衣角，眼神里没有孩童的懵懂，反倒藏着一份超越年龄的笃定与温和——这份沉静，往后便是他一生的底色。

金仲华的少年时光，没有锦衣玉食，却有着读不完的书和一颗不肯盲从的心。十岁那年，他在父亲的书房里翻到《幼学琼林》，当读到“命之修短有数，人之富贵在天”时，小小年纪的他竟皱起眉头，悄悄拿起毛笔，在书页空白处写下“大错特错”四个工整的小字。彼时的他，或许还不能完整诠释“人定胜天”的深意，却已本能地拒绝向宿命低头，这份不信命、靠自己的韧劲，像一颗种子，在他心底生根发芽，贯穿了他的一生。

13岁，金仲华第一次离开家乡，独自登上开往嘉兴的小火轮，前往嘉兴县立第一中学求学。远离亲人的孤寂，没有让他消沉，反而让他更加珍惜读书的机会。课余时间，同学们忙着嬉戏打闹，他却一头扎进图书馆，尤其偏爱英文和地理书籍，一本《瀛寰志略》被他翻得卷边褪色，每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从山川地貌到各国风土，从政治格局到人文风情，无一不细致琢磨。有人嘲笑他，一个乡下出来的少年，学这些“洋学问”“远方事”毫无用处，他却不卑不亢，淡淡回应：“中国之外有世界，唯有读懂世界，才能真正读懂中国。”

之江大学网图

16岁，金仲华考入杭州之江大学攻读文科。之江大学坐落于六和塔西侧，依山傍水，风景秀丽，这般景致，却没有消磨他的斗志。那时的他，深知自己没有出国深造的机会，想要读懂世界，学好英文便是必经之路。于是，每天清晨天还未亮，当同学们还在睡梦中时，他就悄悄爬上宿舍楼后的山坡，迎着晨曦大声朗读英文，一遍又一遍，直到嗓子沙哑得说不出话，也只是喝一口凉水，稍作歇息便继续坚持。没有外教指导，没有先进的学习工具，他就靠着课本、词典，靠着日复一日的勤勉，一点点夯实英文基础，为日后驰骋国际舆论场、深耕国际问题研究，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在之江大学的几年里，金仲华不再局限于书本上的知识，开始接触进步思想，也第一次清晰地看清了旧中国的积贫积弱，看清了国际局势的波谲云诡。他渐渐明白，读书从来不是为了独善其身，不是为了谋取一官半职，而是为了兼济天下，为了找到拯救中国的道路。这份觉醒，让这个从乡野走出的少年，心中多了一份家国担当，也让他更加坚定了“以知识报国、以笔墨醒民”的信念。

回望金仲华的少年时光，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处处藏着不卑不亢、不盲从、敢坚守的力量。很多人总以为，国际视野只能靠海外留学培养，可金仲华用自己的经历打破了这份偏见。真正的视野，从来不是靠环境堆砌，而是靠内心的渴望与坚守；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主动选择奔赴心中的远方。这个乡野少年，用勤勉与热爱，打破了出身与环境的桎梏，在年少时便种下了寰宇之心，而后，便要用一生去浇灌、去践行。

1927年，20岁的金仲华从之江大学毕业，凭借扎实的学识和出色的英文能力，顺利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妇女杂志》助理编辑，正式开启了他的新闻生涯。谁也不曾想到，这个从乡下走出来的年轻人，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用一支笔搅动中国的新闻舆论场，用笔墨唤醒民众，用专业解读世界，成为影响海内外的新闻巨擘与国际问题专家。

初入商务印书馆，金仲华做的都是最琐碎、最基础的工作——校对稿件、整理资料、回复读者来信，每天重复着枯燥乏味的流程，却没有丝毫敷衍。他始终坚信，每一份琐碎的工作，都是成长的积累，每一篇稿件，都承载着传递信息、启迪人心的责任。有一次，他在整理读者来信时发现，杂志上的文章大多晦涩难懂，满是生硬的书面语，普通女性读者根本无法理解，很多来信都表达了“想看懂却读不懂”的困惑。

看着这些真挚的来信，金仲华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杂志上增设通俗专栏，用简单易懂、贴近生活的语言，讲解妇女权益、家庭生活，同时加入国际见闻，让普通女性也能开阔眼界、了解世界。彼时，杂志的编辑理念保守，很多人认为“通俗化”会降低杂志的格调，反对他的提议。但金仲华没有放弃，他反复向领导阐述自己的想法，甚至主动撰写专栏稿件，用鲜活的案例、朴实的语言，呈现最真实的内容。没想到，这个看似“不合时宜”的提议，一经实施便大获成功，《妇女杂志》的发行量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普通女性成为杂志的读者，金仲华也凭借这份认真与担当，得到了领导和读者的认可。

1932年，25岁的金仲华进入塔斯社上海分社担任电讯翻译，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国际问题研究。那时的塔斯社，每天都会传来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讯，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这些新鲜的信息，让痴迷于国际问题的金仲华如获至宝。他每天熬夜翻译电讯，不仅练就了娴熟的中英文互译能力，更积累了丰富的国际问题知识，对世界格局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在翻译电讯的过程中，金仲华发现了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当时的中国，信息闭塞，大多数人对国际局势一无所知，很多报纸要么避谈国际问题，要么报道片面失真，误导民众。尤其是在抗战前夕，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国际局势愈发紧张，中国人却因不了解世界，陷入了盲目与迷茫。看着这一切，金仲华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他萌生了一个念头：用通俗的语言，向中国人解读国际局势，让中国人看清世界的真相，也让世界看清中国的困境，唤醒民众的爱国情怀，凝聚起抗日救亡的力量。

1934年，《世界知识》创刊，金仲华成为核心撰稿人；1935年底，他正式担任杂志主编，从此肩负起“向国人解读世界、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使命。杂志创办之初，条件极其艰苦，没有充足的资金，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甚至没有足够的编辑人员，很多工作都要金仲华亲力亲为。他既是主编，又是撰稿人，还是校对员、发行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常熬夜到凌晨，有时实在太累，就趴在书桌上小憩片刻，醒来后继续投入工作。

更艰难的是，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对进步舆论严加管控，《世界知识》因宣传抗日救亡主张、揭露法西斯暴行，多次面临被查禁的风险，甚至有特务上门威胁、恐吓。但金仲华没有退缩，他始终坚守“客观、公正、通俗”的原则，顶着压力，用犀利而温暖的笔锋，解读国际局势，传递抗日信念。为了让普通读者能看懂复杂的国际问题，他独创了“国际政治形势图解”专栏——亲自绘制时政地图，略去无关的山河地名，用简单的图案、符号，将复杂的国际关系、战争局势，直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种图文结合的方式，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有读者回忆，那时的《世界知识》，几乎是家家户户的必备读物，很多人靠着杂志上的文章和地图，了解抗战局势，看清世界真相，坚定了抗日的信心。1936年，金仲华与沈振黄合作出版的《国际政治参考地图》，更是成为当时研究国际形势者的必备书籍，就连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员，都靠这本书了解国际局势，制定作战策略。这份坚守与付出，让《世界知识》从最初发行量只有几千份的小众杂志，迅速风靡全国，发行量飙升到几万份，成为抗战时期中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成为金仲华以笔为刃、以文救国的最好见证。

在深耕新闻事业的同时，金仲华还协助邹韬奋创办了《大众生活》《生活日报》《永生》等进步报刊，成为邹韬奋最得力的助手。两人志同道合，并肩作战，在新闻战场上，用文字唤醒民众，用舆论支援抗战，成为乱世中最坚定的战友。那些年，金仲华用一支笔，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让迷茫中的中国人看到了希望，让漂泊的心灵找到了归宿，也用自己的坚守，诠释了文人的良知与家国担当。

如果说青年时期的金仲华，是新闻战场上的战士，用笔墨唤醒民众、支援抗战，那么中年时期的他，便是隐蔽战线的英雄、人民外交的开拓者，是宋庆龄最信赖的助手，用真诚与专业，搭建起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而晚年的他，身居高位却初心不改，即便遭受迫害，也始终坚守信念，用生命诠释了文人的风骨与担当。

1938年，金仲华受宋庆龄邀请赴香港，担任《星岛日报》总编辑，同时加入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担任中央委员。彼时的香港，是国际舆论的交汇点，也是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金仲华深知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他一边主持《星岛日报》，传播进步舆论，揭露法西斯暴行，一边协助宋庆龄开展保盟工作，负责华语通讯，向海外华侨、国际友好团体募捐，为解放区筹集药品、粮食、医疗器械等急需物资。

那时，国民党当局对解放区实行严密封锁，物资运输异常困难，稍有不慎，便会有生命危险。但金仲华没有退缩，他凭借自己在新闻界、外交界积累的人脉，冒着生命危险，秘密联络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开辟隐蔽的运输渠道，将募捐到的物资，一点点运往解放区，送到军民手中。他常对身边的人说：“宋庆龄先生信任我，解放区的军民需要我，我不能退缩，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完成这份责任。”这份赤诚与担当，让他成为宋庆龄最信赖的人，两人的情谊，跨越了三十年，不离不弃，并肩前行。

皖南事变网图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消息，歪曲事实，污蔑我党。金仲华在香港得知真相后，悲愤交加，他不顾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禁令，不顾个人安危，利用《星岛日报》的阵地，将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的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制成锌版，刊登在报纸上，同时冲破封锁，刊登皖南事变的真相报道，让海内外读者了解到事件的本来面目。这份正义与勇气，在当时的乱世中，显得尤为珍贵，也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到了广泛的国际同情与支持。

金仲华与宋庆龄的默契，早已超越了上下级，成为生死与共的战友。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他陪同宋庆龄会见毛主席、周总理，搭建起沟通的桥梁；1949年，中共中央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特意嘱咐由金仲华这位“最信任、最可靠的人”转达邀请。这份双重信任，是对他人品与担当的最好认可，也见证了他在隐蔽战线做出的巨大贡献。

抗战胜利后，保卫中国同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后更名为中国福利会），金仲华始终担任领导职务，协助宋庆龄开展福利工作，关心妇女儿童的生活，助力中国福利事业的发展。应宋庆龄邀请，他参与创办新中国唯一面向海外的英文月刊《中国建设》（今《今日中国》），并担任社长。为了办好这份杂志，金仲华亲自审阅稿件、打磨译文，坚决拒绝空洞的宣传，坚持“真实、客观、生动”的原则，用鲜活的案例、朴实的语言，向世界介绍真实的中国，让这份杂志成为世界了解新中国的重要窗口。

新中国成立后，金仲华的才华得到了充分发挥，他身兼数职，担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国新闻社首任社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还负责《新闻日报》《文汇报》等报刊的工作。身居高位的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没有贪图享乐，始终保持着文人的本色，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他的住所简陋，家具陈旧，常年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不接受宴请，不收受礼品，对自己严苛至极，对下属却平易温和，深受下属的敬重与爱戴。

作为上海市副市长，他分管文教工作，始终把教育和文化事业放在心上，走遍了上海的各大学校与文化单位，修缮校舍、改善办学条件、扶持文艺团体、创办新闻学校，为上海文教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国新闻社首任社长，他始终扎根新闻一线，定期听取工作汇报、审阅稿件，坚持面向华侨、客观真实的报道原则，让中新社成长为新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力量。同时，他深耕国际问题研究，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撰写了大量国际评论，为国家外交决策提供了扎实的参考。

然而，这样一位坚守良知、默默奉献的巨匠，在“文革”中却遭到了诬陷与迫害，被强加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受了无休止的批斗与折磨。即便身处绝境，他也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不肯屈服，不肯低头，用沉默与坚守，捍卫着文人的尊严与良知。1968年4月3日，这位一生勤勉、赤诚报国的巨匠，在自己的书房里含冤离世（上吊自尽），年仅61岁。他的离去，是中国新闻界、国际问题研究界、外交界的重大损失，也是宋庆龄心中永远的痛。多年后，宋庆龄在《怀念金仲华——中国建设的创始人之一》中深情写道：“他是我一直非常尊敬的人。在过去的爱国和进步事业中，他不遗余力地帮助了我和我的同志们。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进步事业。”

宋庆龄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1978年2月，金仲华获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同年8月12日，上海市委为他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告慰这位蒙冤的英灵。1989年4月3日，他的骨灰迁入上海万国公墓名人墓园，供后人永远缅怀。

如今，几十年过去，时代变迁，岁月流转，很多人已经淡忘了金仲华这个名字，淡忘了他用一支笔、一张地图，为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但那些他创办的报刊，那些他绘制的地图，那些他撰写的文稿，那些他坚守的信念，却永远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永远影响着后人。

金仲华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誓言，却在每一个关键节点，守住了自己的初心，扛起了自己的担当。他没有海外留学的履历，却凭借自己的勤奋与热爱，读懂了世界，也让世界读懂了中国；他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着简朴的本色，默默付出，不求回报。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格局，从来不是靠履历堆砌，而是靠坚守与热爱；真正的巨匠，从来不是靠虚名彰显，而是靠实干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