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就业形态中的算法权力与传播异化

对于一名外卖小哥来说，只要开始工作，就意味着收到了一道由算法精密计算后给出的考题：他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取餐，不断与红绿灯、物业、电梯赛跑，并将餐食及时送到顾客手中。他的工作已不再是单纯的送餐，更像是在由数据和代码构建的空间中展开的一场竞速游戏。这就是新就业形态的一个微观写照。

　　当算法从辅助性工具逐渐演变成组织劳动的基础性“媒介环境”时，我们所目睹的，就不只是工作形式的转变，更是一场涉及权力、人性以及未来的深度变革。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看，这一变革的核心要点在于算法权力的兴起、由此引发的传播异化现象，以及如何重构一种以人为本的全新治理范式。

　　算法权力的运作与传播控制

　　算法技术从本质上讲，是解决用户与海量信息供需矛盾的重要工具。但在新就业形态下，它由辅助性工具演变为组织劳动的基础设施，使算法权力成为新就业形态的核心要素，深度嵌入劳动组织过程。算法不再只是辅助，而是成为“规则制定者”。以外卖平台为例，从自动规划配送路线，到精确计算送达时间，再到设定奖惩标准，几乎全部由算法包办。只是规则的形成过程对劳动者而言如同“黑箱”：他们无法参与规则制定，也无法完全理解其背后的逻辑。

　　算法的监控功能同样值得关注。数字平台可以利用智能设备实现对劳动者的全面监控：无论是网约车司机的驾驶行为数据、外卖骑手的实时定位数据，还是自媒体博主的在线时长数据，都能被平台实时收集与分析。刘师傅展示着他的滴滴司机端界面说：“急刹车、超速驾驶、频繁变道等行为都会被记录，这些数据直接影响评分。分数下降，接单优先级就会降低。”数字平台监督着劳动者的工作行为，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他们的工作习惯。

　　算法还通过筛选功能影响劳动者的认知框架。它通过对信息的过滤与呈现，无形中影响劳动者对工作的理解。系统通过算法可以让某些劳动者优先获得高价值订单，也可以通过信息推送使其在接触特定信息后作出决策。抖音平台的一位内容创作者分享了她的经历：“我更新的是家庭教育方面的内容，流量一直不错。但当系统开始大力推送‘鸡娃’类信息时，为了追求流量，我不得不违背初衷停更原内容，转向‘鸡娃’话题。”这种隐形的信息控制，使劳动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算法预先设定的行为模式。

　　传播异化与劳动者困境

　　在算法权力深度干预下，新就业形态中的传播过程出现明显异化。这不仅影响劳动者的工作效率，更改变了人与人、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劳动者逐渐迷失自我。

　　一个核心转变是人机关系的倒置。传统就业的一个特点是劳动者作为工具的使用者，具有主导地位；而在新就业形态中，算法控制劳动者，使劳动者成为算法系统的执行单元。某电商平台的顶级主播表示：“为迎合算法推荐机制，我们团队故意拉长每天的直播时长，设计特定脚本，甚至故意制造戏剧化场景。有时感觉我们好像是在哄算法，不是服务客户。极端情况下，还会要求用一周时间调整直播风格，以迎合算法偏好和流量风向。”这种长期表演会导致自我异化，屏幕前的“完美分身”与屏幕后的真实自我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传播行为不再是自我表达，而成了一种服务于算法逻辑的商品化表演。

　　社交互动的工具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在评分系统驱动下，真诚的人际互动常常被功利性的服务交换所取代。骑手赵志刚无奈地说：“上次我在大雨中送餐，有些水进了餐箱。顾客非常不满意。我一直在门外道歉，甚至主动提出赔偿，但这并不是出于责任感，而是因为我害怕差评会影响我的奖金。”“五星好评”的价值可能超过真诚沟通的价值。为了获得好评，工作人员必须对客户保持微笑和耐心。这使互动不再是互动本身，而成为获取积分、避免差评的手段；同事之间也从潜在的合作伙伴变成了评分排行榜上的竞争者。这种基于评分压力的“表演性服务”，正在重塑服务行业的人际交往模式。

　　理性沟通的算法治理重构

　　面对算法权力引发的传播异化，我们要建立以人为中心的治理体系。该体系需要以价值重构为核心，依靠权力制衡与多方协作，在算法技术与人文关怀之间找到平衡。

　　价值重构，就是放弃“效率至上”的单一逻辑，转向“以人为本”的理念。评价一个算法的价值，不能只看它提升了多少效率，更要看它是否充分尊重劳动者的休息权，是否维护劳动者的尊严。平台应树立超越利润的社会价值观。例如，滴滴出行推行的“司机荣誉体系”和“强制休息制度”，既体现了对司机的关怀，也兼顾了运营效率。这种管理模式表明，技术应用与人文关怀并非不可兼得。

　　权力制衡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第一步便是保障算法公开透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规则公示指引》规定，平台在向劳动者公示与其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算法规则的同时，要向劳动者作出解释说明。比如，某外卖平台提出“骑手权益月恳谈会”，将订单分配逻辑、计价方法、路线规划、时间管理四大算法向骑手公开，解释为什么将订单分配给他、为什么设定这样的配送时间等。尽管这只是一次初步尝试，但已收到不少建设性反馈。此外，算法治理的民主机制也很重要，应设立由平台企业、劳动者、行业专家及法律人士构成的算法治理委员会，共同参与重要规则的制定与评估。

　　算法治理单靠平台自我约束并不够，还要形成“政府—平台—社会公众—劳动者”多元协作的治理网络。政府需要出台更具人性化的法律法规，划定算法行为的红线；平台要坦诚接受社会监督，主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社会公众要实事求是，关注劳动者的实际处境，发挥舆论监督功能。如此，才能构建制衡技术权力的治理生态。

　　新就业形态的发展，是数字技术进步的重要表现。我们在享受技术带来便利的同时，更要关注技术背后人们的命运。算法可以是提高工作效率的工具，但不能成为束缚劳动者的锁具；数字平台可以是人们创造价值的竞技场，绝不能成为将个体隔绝开来的“数字围城”。要在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之间实现平衡，需要政策制定者的远见、平台企业的责任和社会公众的支持，更需要劳动者自身的参与。只有劳动者的价值被认可、尊严受尊重、发展空间有保障，新就业形态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这种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相互平衡的治理体系下，算法仍是算法，员工仍是核心，传播也将再现其联结人心的力量。

—— EDN ——

　　作者章明亮，宁波财经学院讲师。内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本文章仅限学习交流使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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