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我给劳改犯上课，一个犯人举手问我：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83年我给劳改犯上课，一个犯人举手问我：老师，你还记得我吗。我手里的粉笔顿了一下，抬眼往台下看。教室里坐得整整齐齐，都是穿着统一囚服的人，光线从高窗斜斜照进来，落满灰尘。我教的是文化课，识字、算数、简单的道理，来这儿上课的人大多低着头，要么沉默，要么麻木，很少有人主动搭话，更别说这样直直地盯着我，问一句“还记得我吗”。

我仔细打量他。年纪不大，也就二十出头，脸很瘦，颧骨有点突出，眼神里没有一般犯人那种混不吝的劲儿，反而带着点怯生生的认真。我在脑子里翻了一遍，街坊邻居、以前学校的学生、乡里乡亲，实在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我摇了摇头，轻声说：“有点眼熟，就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他低下头，手指在膝盖上抠了抠，声音不大，却很清楚：“前年冬天，我在你家门口冻得直哆嗦，你给我盛过一碗热汤，还塞给我两个馒头。”

这话一出来，我心里咯噔一下。

前年冬天确实冷得邪乎，雪下得一场接一场。那时候我刚调到附近学校当老师，住的是单位分的小平房，下班回家路上，总能看见几个流浪的年轻人，缩在墙角避风。有天傍晚我开门倒热水，就看见墙根蹲着一个小伙子，穿得很单薄，嘴唇冻得发紫，整个人抖得像片叶子。我看着不忍心，回屋盛了一碗热汤，又拿了两个刚蒸好的馒头递给他。他当时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地点头，双手捧着碗，连热气都顾不上吹，几口就喝了下去。

我只当是帮了一个落难的过路人，喝完汤、吃完东西，人走了，事儿也就过去了。那时候街上逃荒的、找活的多，我从来没问过他叫什么，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我没想到，再见面，会是在劳改队的课堂上。

他见我想起来了，肩膀微微松了一点，继续说：“我那时候刚从家里跑出来，跟家里吵翻了，爹嫌我没出息，挣不来钱，娘哭着劝我，我觉得脸上挂不住，一气之下就往外跑。身上没带多少钱，花光了就只能在街上晃，饿了捡点别人剩下的，冷了就往墙角缩。那天要不是你那碗汤，我可能真冻坏了。”

台下很安静，其他犯人都低着头，好像在听，又好像没在听。我握着粉笔的手有点紧，没打断他。

“从你家走了之后，我心里一直记着，想着等以后混好了，一定回来谢谢你。我想找个正经活干，可那时候没身份证，没介绍信，人家不敢用我，干几天就被赶跑了。身上一分钱没有，饿到实在受不了，脑子一热，就跟着别人去抢了。我当时就想，弄点钱，先吃上饭，再找活干，以后好好做人。”

他说到这儿，声音低了下去：“可我没干过这种事，一上手就慌了，没跑多远就被抓住了。判了刑，送到这儿来。刚进来那阵子，我天天恨自己，恨自己没出息，恨自己一时糊涂，把一辈子都毁了。我也怕见人，怕见到以前认识的，更怕见到你，怕你知道我变成这样，会觉得当初帮我这个人，帮错了。”

我站在讲台前，心里五味杂陈。

我教过不少学生，也见过不少走歪路的人。有的人是天生混不吝，有的人是被生活逼得没了路。眼前这个年轻人，显然是后者。他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只是穷过、饿过、迷茫过，在最走投无路的时候，没人拉一把，反而被一时的糊涂推下了坑。

我那一碗热汤、两个馒头，在我看来只是举手之劳，可在他心里，却是那段黑暗日子里为数不多的暖。他记着这份好，也想着要变好，可现实没给他太多机会。那时候找活难，户口紧，没背景没门路的年轻人，一不小心就容易滑向深渊。他不是不懂道理，不是不想学好，只是在生存和尊严面前，先败给了肚子。

我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我记得你，不是记得你犯了错，是记得那天你捧着热汤的样子，眼里还有想活下去、想好好活的劲儿。人这一辈子，谁都有走错路的时候，错了就认，改了，就还有往后的日子。”

他抬起头，眼睛有点红，没哭，只是死死盯着我，像是抓住了一点什么。

我没再多说什么，转身继续在黑板上写字。粉笔划过黑板的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晰。台下的人依旧低着头，可我能感觉到，有几个人悄悄抬了抬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个年轻人。

那天的课，我讲得很慢，也很轻。我讲识字，讲做人，讲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心里都要留一点亮。

下课铃响的时候，所有人都站起来，规规矩矩地喊了一声老师再见。

那个年轻人走在最后，出门前，他回头看了我一眼，轻轻说了一句：“老师，我会好好改的。”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窗外的风又吹了起来，卷起地上的碎叶。我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看着那扇紧闭的铁门，心里很清楚。我能给他们上一堂课，教他们识几个字，讲几句道理，却很难一下子抹平他们身上的伤，也很难一下子改变那些让人走投无路的难处。

有些人犯错，是坏；有些人犯错，是难。

而我能做的，不过是在他们最黑的时候，再递上一碗热汤，再点一盏小灯。至于以后怎么走，走多远，终究要靠他们自己一步一步，慢慢走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