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老板”这一块，河南赢麻了！崔培军发钱背后有何启示？

河南矿山集团的年会现场，40台点钞机整齐排列，800桌宴席铺开，7000名员工及家属围坐一堂。最刺激的环节是“数钱比赛”：员工在规定时间内清点现金，数多少拿多少。今年，数钱时间从往年的3分钟延长到15分钟。

这场年会迅速刷屏，不是因为明星，不是因为规模，而是因为一个数字：公司去年盈利2.7亿，拿出1.8亿发年终奖，超过三分之二的利润分给了员工。

网友给老板崔培军封了个称号：“全网最爱发钱的老板”。

但比发钱更值得追问的是：这位老板什么来头？为什么偏偏是河南，接连走出了于东来和崔培军？这种发钱逻辑的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破局密码？

崔培军是谁？河南矿山什么来头？

崔培军，1965年出生于河南长垣一个普通农村。14岁那年，他用借来的35元钱从眼镜市场赊销眼镜，沿街叫卖，开始了自己的经商之路。之后他涉足起重机经销，20世纪90年代创办防腐工程公司，积累了第一桶金。2002年，他带着一个七人小组回乡创业，创办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

今天的河南矿山，主营业务是各种起重机械——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电动葫芦等110多个品种，客户名单里躺着中国宝武、中铁集团、中冶集团等“国字号”巨头。崔培军持有公司约98.88%的股权，理论上他可以把绝大部分利润装进自己口袋，但他选择分出去。

面对作秀的质疑，崔培军回应得很干脆：“我不玩抖音、不带货、也不想当网红。从2004年我们就开始发现金，实实在在的，比打卡里有温度。”在他看来，发现金能让员工感受到钱的温度，手机上的数字好像不是钱了。

但发钱只是冰山一角。麦收季员工带薪返乡收麦，每人额外发1000元；妇女节近2000名女员工每人领800元现金加玫瑰；连续13年举办中秋孝文化旅游节，组织员工父母免费旅游；自2004年起设立助学基金，至今已资助4800多名学生，发放助学金超3500万元……崔培军有句话说得透彻：“河南矿山挣一块钱，八毛九毛给员工，剩下的一毛是我的良心。”

无独有偶，就在崔培军发钱的前两天，另一位河南企业家也上了热搜——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宣布退休。这家总部位于许昌的零售企业，用委屈奖、周二闭店、远超行业标准的薪酬福利，把自己做成了中国零售业的神话。2025年，胖东来员工分走14亿利润，老板只留5%。

一个做起重机，一个做零售，两个看似不相干的企业，却呈现出惊人的共性：都把员工当人看，都把利润分出去，都成了网红老板。

前有于东来，后有崔培军，为什么偏偏是河南？

曾几何时，河南背负了太多莫须有的“骂名”。那些刻板印象像牛皮癣一样贴在这片中原大地上，撕都撕不干净。即便河南GDP常年位居全国第五，即便郑州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即便这里诞生了宇通、双汇、牧原等一批行业龙头，偏见依然顽固。

直到胖东来出圈，直到崔培军刷屏。河南老板们普遍不爱玩虚的。崔培军发钱用现金，于东来发福利用真金白银的高薪和超长假期，蜜雪冰城专注性价比从不讲高大上的商业故事。

当好老板扎堆出现，那些不好的陈年烂梗，正在被更有温度的故事覆盖，他们也在悄然改写河南的公共形象。

为什么偏偏是河南？两千多年前，这片土地上诞生过另一位河南人——商圣范蠡。他三次经商成巨富，又三次散尽家财，留下“富好行其德”的千古美名。从范蠡到于东来到崔培军，这条“散财”的脉络贯穿了两千多年的中原商业史。

中原大地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发源地，这里的人对“家”、对“乡土”、对“人情”似乎有更深的理解。再加上河南老板们大多草根出身，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人，他们深知底层的不易，也明白“对人好”的分量。

往更深一层看，这种“以人为本”不是简单的善良，而是一条极深的护城河。

河南矿山的员工流失率极低，几乎一个萝卜一个坑，除退休或特殊原因离职外，基本不会辞退员工。胖东来更是如此，据其官网数据统计，2025年全年人员流失率1.05%，其中管理层离职仅8人。

当很多企业还在为招人留人发愁时，这两家河南企业已经用“对人好”筑起了竞争对手难以逾越的壁垒。这种壁垒，资本砸不出来，技术买不来，只能靠日复一日的“对人好”慢慢积累。而一旦建成，它就是最深的护城河。

比发钱更重要的是，作为员工的“人”被看见

崔培军有句话说得朴实：“不是自己爱发钱，我是想年轻人不容易。”这句朴素的话，照见了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一条可行路径：不是更狠地压榨，而是更好地对待那些创造价值的人。

当下，中国企业正面临双重夹击。一边是内卷加剧，利润越摊越薄；一边是AI冲击，现在的AI已经能干掉约一半的白领活。很多企业的本能反应是降本增效、压缩人力成本。这没错，但如果只剩这一招，迟早会被AI驱动的公司碾压。

崔培军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正因为AI能替代工具人，那些被当作“人”来对待的员工，才变得无可替代。十年前，他看到员工每天要搬40多公斤重的车轮，女员工也不例外，长期下来容易落下职业病，于是决定引进焊接机器人。“我们使用焊接机器人，是为了把高强度、高危险、重体力的活交给机器，让员工轻松点挣钱。”

公司不仅不会因为引入机器人而裁员，反而对员工进行培训，让他们学习操作机器人，既减轻劳动强度，又能多拿工资。这种“技术惠人”的理念，让科技回归服务本质，而非沦为裁员的借口。

这个逻辑与资本截然不同。资本看到的是效率最大化，是AI对人类的替代；崔培军看到的是工具人性化，是技术对人的解放。前者把人当作“过渡物种”，后者把人当作“最终目的”。

当于东来给员工设委屈奖时，我想，他想说的其实也是：人需要被温柔对待，而不是被算法压榨到崩溃。

内卷的终点不是胜利，而是疲惫；狼性的尽头不是增长，而是异化。当机器能做更多事，人需要的不是被压榨得更狠，而是被看见、被善待。技术发展的终点，究竟是让人“没用”，还是让人“更像人”？于东来、崔培军一众老板们已然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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