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后80年仍被皇帝盯上：翻开清宫档案，才发现乾隆有多忌惮这件事

说起清朝的文字狱和官场腐败，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是电视剧里的戏说桥段。

今天，咱们就翻开《清实录》《清代文字狱档》以及清宫档案，用官方正史的记载，看看那段真实的历史。

文字狱：笔尖下的血光

清朝的文字狱，贯穿了整个王朝。

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的《清代文字狱档》，从顺治到乾隆，有明确档案记载的文字狱就超过百起。

这些案件，每一个都令人不寒而栗。

1. 庄氏史狱：一桩书案，七十余人头落地

这是清初最惨烈的文字狱之一，发生在康熙二年（1663年）。

浙江湖州有个富户叫庄廷鑨，他请人编纂了一部《明史辑略》，书中保留了明朝年号，还记载了一些清朝入关前的史实。

书刊印后，被一个叫吴之荣的罢官知县告发。

结果如何？据《费恭庵日记》记载，此案“死于此狱者有七十余人，另有百余人遣戍”。

更荒唐的是，连刻工、书贩、购书者、甚至来拜年的亲戚、路过的邻居都未能幸免。

涉案者陆圻的女儿陆莘行在《老父云游始末》中写道：“凡刻书、印书、订书、送板者一应俱斩。”

全祖望在《江浙两大狱记》中记载，当时杭州狱中关押了两千多人，“妇女衣带及发悉剪去，恐其自经，男子皆锻炼极刑”。

一场文字狱，血流成河。

2. 查嗣庭案：一道试题引发的灭门之灾

到了雍正朝，文字狱的“创造力”更加丰富。

雍正四年（1726年），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

他出了什么题？根据《清秘述闻》记载，四书题中有“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出自《论语》，“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出自《孟子》。

雍正皇帝怎么看？《起居注》中记录了他的解读：第一题是讽刺朝廷“以言举人”；第三题是暗讽“半途而废”；五经题中用了“正”字和“止”字，被联想成“雍正去头”。

更致命的是，查嗣庭的日记被搜出，里面记载了对时政的不满。

雍正震怒，查嗣庭死于狱中后仍被戮尸枭首，长子斩监侯，兄长查慎行父子虽免罪，次兄一家被流放三千里。

这就是民间流传的“维民所止”案的真相。一道试题，一个家族，就此陨落。

3. 屈大均衣冠冢案：死了八十年，仍被刨坟掘墓

到了乾隆朝，文字狱更加变本加厉。

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帝翻阅广东呈缴的屈大均遗著时，发现屈大均曾在南京雨花台自建衣冠冢，冢志中写道：“衣冠之心，与日月而长新”。

屈大均是谁？明末清初的岭南文人，死于1696年，此时已去世78年。

但乾隆勃然大怒，认为“此等悖逆遗秽，岂可任其留存”，立即传谕两江总督高晋“速为刨毁”。

高晋率官员在雨花台搜了个遍，传集老僧老道、附近居民，甚至把“所有坟冢碑记及仆卧残碑逐一洗刷查验”，最终因“查无踪迹”才不了了之。

一个死了近八十年的文人，只因一篇文章，险些被刨坟掘墓。

4. 彭家屏案：举报贪官反被赐死

彭家屏是致仕布政使，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他向乾隆举报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匿报灾情。

查证属实后，图勒炳阿被革职。

但事情很快反转。乾隆发现夏邑有人收藏吴三桂的伪檄文，立刻认定彭家屏家“恐亦不能保其必无”，下令搜查。

彭家屏承认藏有明末野史（但已被烧毁），仅因一部家谱《大彭统记》被查出。乾隆下旨：赐令自尽。

《清实录》记载了乾隆的理由：“且彭家屏乃李卫门下一走狗耳……从前每当奏对时，于鄂尔泰、鄂容安，无不极力诋毁，朕因此深薄其为人。”

——原来，赐死还与十多年前的派系斗争有关。民国四年，彭氏后人上书要求平反，获民国政府批准，此案被认定为冤案。

5. 海富润案：一本经书，牵连半个中国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海南穆斯林海富润游学归来，途经桂林时被盘查，随身携带的阿拉伯文经书和汉文伊斯兰教著作被搜出。

广西巡抚朱椿立即上报，并发文要求江南各省协查。结果如何？湖北抓获了赠书的袁国祚，江苏抓获了作序者改绍贤、存放书版的谭正文，刘智（已故）的孙子被传讯、家被查抄，远在云南的86岁老人赛玙也被地方官登门搜查。

整个事件涉及广东、广西、江苏、湖北、云南数省，受株连者不计其数。最后乾隆下旨“不必办理”，理由是“回民因为愚蠢无知才信奉此教”。一场虚惊，但暴露的是：只要朝廷想查，任何一本书、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逆案”。

官场腐败：盛世下的贪墨大案

如果说文字狱是思想上的高压，那么官场腐败则是制度上的溃烂。翻开《清史稿》和清宫档案，乾隆朝的贪腐案触目惊心。

1. 甘肃捐监冒赈案：全省官员集体贪污

此案被称为“清代第一贪污大案”。甘肃地瘠民贫，朝廷允许通过捐粮换取监生资格，以充实仓储。乾隆三十九年，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到任后，将“捐粮”改为“捐银”，然后谎报旱灾，把银子装入私囊。

涉案官员有多少？全省上下，从总督到州县官，几乎全部参与。

钦差大臣阿桂查案时发现，冒赈银两巨大，仅王亶望家产估值就达“银三百余万两”。

乾隆四十六年案发，王亶望被斩，总督勒尔谨被赐自尽，兰州知府蒋全迪被斩，冒赈二万两以上的官员程栋等二十二人被斩，之后又查出闵鹗元等十一人被杀，涉案官员共计被斩三十三人。

更有意思的是王亶望的发家史——他是“捐资得官”，也就是花钱买的官。一个买官的人，到了地方会干什么？答案不言自明。

2. 恒文案：一个金手炉引发的血案

乾隆二十二年，云贵总督恒文想给皇帝进贡金手炉，在云南采购黄金时，以购买为名，每两黄金只付十两银子（市价十四两），变相勒索。

云南巡抚郭一裕举报后，乾隆派刑部尚书刘统勋彻查。

结果属实。虽然涉案金额不大，但乾隆仍决定“赐恒文自尽”。

有意思的是，郭一裕自己也没能全身而退——他因“涉案”被流放。

帮忙买金的云南布政使、按察使被革职，云南及外省五十余名州县官员因“知情不报”被交吏部察议。

一个总督，因为想讨好皇帝，最终送了命，还连累了几十人。

3. 腐败的根源：议罪银与“宰肥鸭”

为什么乾隆朝贪腐横行？制度上有两个致命漏洞。

一是“议罪银”制度。乾隆四十五年，和珅开始推行议罪银——官员犯罪，可以“自愿”缴纳银两抵罪。交的钱越多，罪越轻，甚至还能升官。这等于给贪官开了绿灯：反正贪了也能花钱买命，不贪白不贪。

二是“宰肥鸭”策略。据学者研究，乾隆与和珅对贪官采用“先纵后惩”的办法——明知某官贪污，先不动声色，等他贪够了再查抄，家产直接充入内务府，供皇室挥霍。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曾刊文指出：“在极为污浊的环境中，监察官也不能独善其身……尽管仍有不少洁身自好的御史，但已难力挽狂澜。”

回看这些档案，你会发现：文字狱和官场腐败，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思想上的高压，一面是制度上的溃烂。

在文字狱的阴影下，文人不敢议论时政，只能钻进故纸堆里考据；在官场腐败的风气中，官员上行下效，贪墨成风。

而这一切的源头，是那个“乾纲独断”的皇帝。

《清高宗实录》里，乾隆曾多次下旨严惩贪官，言辞恳切。

但同一部实录里，也有他庇护和珅、推行议罪银的记录。

正如学者所言，乾隆朝的监察制度“根本目的是维护皇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王朝的内在矛盾”。

历史是一面镜子。透过这些泛黄的档案，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血腥与贪腐，更是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轨迹。盛世之下的这抹血色，值得我们深思。

（本文主要依据《清实录》《清史稿》《清代文字狱档》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撰写，引用史料均注明出处。）

『图片皆来自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