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全球经济2026年的三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这是雪贝财经的第614篇原创文章

作者：栖迟

在高度噪音化的时代谈“预测”，往往意味着承担被现实嘲讽的风险。全球经济在过去五年经历疫情冲击、供应链重组、地缘冲突、货币政策急转弯与人工智能浪潮的交织叠加，传统周期框架被频繁打破。然而，越是在不确定性蔓延的阶段，越需要区分哪些趋势具有结构性确定性，哪些变量则可能在关键时点改写方向。真正重要的并非猜测明年的GDP数字，而是辨认力量的来源与持续性。

首先可以确认的是，全球经济正在进入长期“高利率中枢”的时代。以Federal Reserve为代表的主要央行在2022—2023年完成激进加息，名义利率虽可能阶段性下调，但实际利率中枢已明显抬升。人口老龄化、财政赤字扩大以及产业补贴政策，使发达经济体的资金需求维持高位。美国财政赤字长期超过GDP的6%，债务规模不断刷新历史记录，国债供给压力抬升了长期收益率。欧洲与日本亦面临类似约束。低利率时代的“资产价格万能解药”正在退场，资本成本回归现实，这是未来数年全球资产定价的底层确定性。

第二个确定性在于产业链的区域化与安全化重构。过去三十年形成的高度全球化分工体系并未完全解体，但“效率优先”逻辑正在让位于“安全优先”。半导体、电池、关键矿产、能源设备成为政策焦点。美国通过产业法案吸引制造业回流，欧洲强化绿色补贴，中国则推进自主可控与内循环升级。供应链从单一依赖转向多点布局，意味着成本上升但稳定性提高。这种趋势不以短期政治风向为转移，因为企业已在风险管理框架中重新计价地缘冲突的概率。全球贸易增速或许放缓，但跨区域投资流向将更具战略色彩。

第三个确定性，是技术对生产率的结构性重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浪潮，正在从资本市场情绪走向企业真实应用。算力投资、数据中心建设、电气化基础设施扩张，将持续拉动资本开支。技术扩散往往呈现“慢启动、快渗透”的曲线，一旦形成规模经济，对劳动力结构与行业利润分配的影响会迅速显现。无论是美国科技巨头，还是中国制造业升级，抑或欧洲自动化改造，生产率提升成为各国应对高债务与高成本环境的唯一长期解法。这种方向性趋势具有较高确定性，只是节奏难以精确预测。

然而，在确定性之上，全球经济仍被几大关键不确定性笼罩。

最核心的不确定性来自地缘政治的走向。俄乌冲突是否长期化，中东局势是否扩大化，美中关系是否出现阶段性缓和或再度紧张，都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能源价格与资本流动路径。能源价格的波动对通胀与货币政策影响深远，一旦原油突破关键区间，央行降息节奏将被迫延后。地缘风险并非线性变量，而是具备“跳跃式”冲击特征。

第二个不确定性是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节奏。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房地产去杠杆、地方财政重构与消费信心修复，将直接影响大宗商品需求与亚洲产业链景气度。若新旧动能转换顺利，内需与高端制造扩张将对全球增长形成稳定支撑；若修复节奏偏慢，全球贸易与资本市场情绪都会受到牵引。中国经济不再只是“增长引擎”，更是全球供需平衡的重要变量。

第三个不确定性隐藏在金融体系内部。高利率环境下，商业地产、影子银行、主权债务脆弱国家都可能成为风险爆点。过去十余年积累的大量低成本债务正在进入再融资周期，一旦信用利差急剧扩大，流动性收缩将迅速传导。金融风险往往在“最不被注意的角落”出现，并在短期内放大。全球资本市场高度互联，使局部问题可能演变为系统性震荡。

在我看来，未来数年的全球经济图景更像是一条波动上行的曲线，而非单边繁荣或全面衰退。高利率与产业重构提供了约束框架，技术进步提供了增长潜力，地缘与金融风险则不断制造波折。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挑战在于在安全与效率之间寻找平衡；对于投资者而言，关键在于识别哪些资产能够在高资本成本与高不确定性中保持现金流稳定。

预测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给出精确数字，而在于构建概率权重。可以相对确定的是，资本将更昂贵，产业更安全导向，技术更深度嵌入生产；而真正悬而未决的，是政治冲突的边界、经济转型的速度以及金融体系的韧性。全球经济并未失去方向，只是行进路径更加曲折。理解这种曲折，或许比预测终点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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