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原配夫人回忆10：婆婆丧事之时，跪拜时我训斥德洁放规矩点

也学着做生意

抗战那几年，太太们除了看戏、打牌、玩乐，还作兴做起生意，有囤积棉纱、布匹、大米、食油的，有搭伙开茶楼酒馆或其他商店的。不外是对付物价的飞涨，钞票的贬值而已。有些神通广大的则伙同银行中人，搭起伙来，那就可以大发所谓国难财了。听说这些人专炒黄金、白银，或公开向银行贷款﹣﹣有熟人大开方便之门。或则银行同伙，挪用公款，大笔大笔地到外国兑买黄金白银，走几转，用不到多少时间，只需以十分之一的利息，还清借款，其余就大饱私囊。这些做无本生意的，立时可以变成暴富。

对于做生意，我是一窍不通，也无心过问，又是王太出于一片好心，从中促成。她一再指点："大夫人呀！人家大小太太都拿出私房钱去做点生意，不讲发财，只求不吃物价的亏罢啦。眼看市面物价的波动，不说穷人家，就是我们这些本分人，虽说有人朝上做官，也觉物价涨到我们头上来。你守着那些纸票，怕将来糊墙壁都嫌它多，不如也学她们买点实物存放起来，到人家大伙出手时你也放出去。这样多少还有实物在手，强似收那一天比一天不值钱的纸票呀。我这是为你着想，你独个儿是没主意的。"我说："前些时幼邻他爹回来说过，对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捣乱市场要严行惩处，我们也去搞囤积，岂不是明知故犯么？"王太笑到捧腹："哎哟，就凭你大夫人那几个钱能够扰乱得了市场呀！给那些大腹贾还不够他扎牙齿哩！人家大把大把炒黄金，大把大把地垄断市场，那才是扰乱！我们拿几个多余下来的钱买点东西存放，不过为的是防物价上涨，等于不吃纸票贬值的亏罢啦。做不做由你，做呢，我帮你找头路，免得你没人帮手。"还说："眼前我们正凑股开间丝绸店，你也加入一股吧，多少可有点活钱使。"

经王太再三劝告，我的心思也活动起来，先是与同乡凑合股份，开了一间丝绸店﹣﹣就是十字街的丽丽商店，请我大哥做经理。谁知这丝绸店不但没赚钱，还在大疏散时将货物转移山区，给鬼子临撤退时一把火烧得精光，算是蚀了大本。

倒是买些棉纱、布匹、生油合算，虽不曾赚钱用，但赚得油吃，赚得衣服穿倒是一举两得。

及至抗战胜利后，大家主张开旅馆，我便真的开了建新旅馆，交我外甥龙起潜做经理。这就是我在抗战期间，也随大流去做的生意。

说起随大流，这大流真是来势汹汹。有钱人做买卖，没钱的也要做买卖，小商小贩不说它，就说那公教人员吧，也被迫跑市场，看行情，一是抢早买下油盐柴米，一是打听行情粜米。原来那时纸票不值钱，机关学校公教人员的薪水，有的可能拿到光洋，有的发不起光洋，则以大米代替薪水，一般穷苦教职员，一月拿到三两担大米，养家糊口，故此要勤跑市场，待价而沽，那抗战的年月，真的是上有敌机轰炸，下有物价轰炸啊！

不过，苦的是老百姓和一般公教人员，我们这些官家太太则是水涨船高，所谓随大流，趁闹热而已！

及至抗战胜利之后，照理是可以歌舞升平了，谁知物价更是扶摇直上，钞票更是一落千丈，从前的"湿柴"，真的已不值一文，正如王太所讲，拿作糊墙纸也嫌它小而费事了。这其中什么道理，我一直弄不明白。

婆婆的丧事

一九四二年，德邻在重庆开会结束后，请假十天回桂省亲。婆婆年高体弱，德邻不忍离开，但假期已满，不得已又回桂林，等飞机回重庆。谁知天气关系，飞机迟迟不到，德邻遂又折回乡间。此时母亲突然病重，德邻再不忍离开，终日陪侍在床前。一晚半夜，婆婆溘然长逝，享年七十六岁。德邻悲不自胜，频频说道："身为儿子，少小外出，戎马半生，未得奉孝母亲，溘然弃养。回忆母亲教言，训我以国事为重，言犹在耳，本意做一番事业之后，引退还乡，侍奉老母，谁知道子欲孝而亲不在！"他悲痛之极，遂急电中央续假十日，在家遵旧制成殓，守灵开吊。

婆婆丧事之隆重，实为空前盛况。

德明大伯说，母亲一生含辛茹苦，生时有福留给后人，如今百年归天，岂能节省。便放手大办丧事，德邻亦不忍劝止。其实，当时我家已非一般，欲罢也不能。中央已派人来为之成立治丧委员会（蒋介石亲自来电托李济深代表他做治丧委员会主任）。随着，上自中央，下至地方机关团体，亦都派专人来设祭凭吊。蒋介石以及各政府大员都纷纷来电致唁。

当时，家中至亲、五服之外，凡属附近乡亲，都一律出动，着手治丧。先是开堂设灵，一连三日，除政府官员祭奠外，方圆数十里，不论男女老幼，人手一炷香一吊纸，都来跪拜，有频频拭泪、默默哀伤的，更有痛哭失声的，都是平日受过婆婆恩惠的。就是平时不曾受到好处的，也趁机会来赶闹热，当作百年难逢一次的盛会。

这三天，照例大开筵席，来人如潮，开筵亦如潮。村中男人都来帮厨，杀猪不计其数，只好把打谷桶都抬来盛猪肉，那盛况我也是事后才知道。因为我们做孝子孝妇，成日跪跪拜拜，谢祭哭灵，连日来灯火通宵达旦，我们已不知甚白昼黑夜了，有时张眼一看，只见个个眼红鼻肿，好似失了魂魄。

乡中老人高寿逝世，凡有来吊纸的，吃罢酒饭，必例行发给寿碗。我婆婆属福寿双全，富贵命归，更自不同些，按人头发寿碗。乡间有些人，有的出于悼念之心，天天来凭吊，有些人则是趁此多得一顿饱餐，因为每席都有几大碗肉。于是有人便传为美谈，说榔头老夫人生时积福，百年升天，还照顾我们穷人家，一个月不需买菜买肉。其意思是，只需一炷香烛，便可获一家饱餐，一连几天"打包"（乡中凡是做客吃酒，都兴"打包"-﹣把肉菜包回去），岂不是有许多肉食了。有人竟然用水桶一边挑肉一边挑碗回去。我家是一概听便，来者招待。此时用钱真如流水，一切都如流水啊！

还有做孝服，五服之内，姑舅表亲的全做孝服，上下乡亲则发白带围腰，还处处帐挂孝幔，光是白布就用去几百匹以上。

德邻眼看太铺张了，便说："国难期间，一切从简为宜。"但是德明大伯说："你在外面做你的官，管你的百万官兵；但是在家里，可得由我做主，无论如何，我要把娘的丧事办得要怎么好看就怎么好看，只要对得起老人家，卖田都不在乎。何况中央还派了这么多官员来主持丧事。"德邻也奈何不得，只好由他。

灵堂也要设男女两大厅，女人们举哀是号啕大哭，男人们则是眼泪涟涟。一连三四日，人人已疲惫不堪。可是每次开奠，无一人不到，否则便是不孝。小孩们也一律由大人领着跪拜。

德洁随德邻回来奔丧，按照我家规矩，每次开堂祭奠，她都和我同在一起。有一次跪拜的时候，她本在我后面，因要跪到我的前头，她的手几次把我的头发撩拨得飞痛，我一时性起，把她的手挡开，并对她瞪了一眼说："你放规矩点！"她脸立时飞红，说我打了她。以后德明大伯便叫她随着男人那边去拜奠，谁也不敢多言。德邻也不怎么样。

外面传说我打了她，其实，并非如此。只不过在婆婆丧事之时，我居然对她训斥，对她来说，也够不体面了。

与家中开奠的同时，桂林也开奠三天，是在东镇路德邻寓所举行的，全由治丧委员会主持，便于中央及地方来人，因交通车辆关系不能个个下乡尽礼，每日也是车水马龙，三天之后，还来人不断。

治丧会收到的挽联、挽词、唁电、唁函、祭文、诔文等，总计不下千数，从厨房、侧屋一直挂到大门外。

出殡那天，更是人山人海。灵柩由数十亲丁抬起稳步而行，所有孝子、孝妇、孙男、孙女、侄男、侄女，以及姑舅表亲等，一律按亲疏随灵，举哀尽礼，妇女则放声痛哭，家中女亲众多，一时哭声震天，乡亲想起婆婆生前好处，亦为之泣下和叹息。

送葬的人多，观光的人更多，公路两旁，分列两行接成一里多长的人墙，人人腰围白布，目送灵柩至坟地还不散。灵柩前面，有成百军乐队和本乡村的几十名吹鼓手吹奏。至于燃放爆竹、撒纸钱，则由十数乡亲专管。葬礼之盛，传为一时之最。

丧事过后，一连多日，家中还忙乱不堪。我胃痛发作，只好卧床休息，而德邻于婆婆入土之后，就要匆匆赶回重庆。这个家，顿时冷落下来，只剩得一片凄凉，空屋中的鸽子，咕咕咕，不断地叫得人心酸。

那年我住在乡间的时间最长，直到桂花街的新楼落成，我才上桂林迁入新屋。

德邻临走前，踱入我房中，嘱我好生调理身体，说胃痛之病不是一下子好得了的，问我服什么药。我说："没什么药治得了，一痛便炒生盐烫揉。"他说："我近年也胃痛，医生说是胃溃疡，只有开刀切除一部分才能好得，但当今日敌压境，怎能安得下心去住医院？有人从香港带来一种药，我服后略见好些，等回去托人带来给你。除此之外，你饮食要小心，切忌饮酒吃辣椒。"随后交给我港币三万元，并说："幼邻快要结婚了，汇些钱给他，一半你就留着吧，我马上就要回重庆了，这次十天假也是好不容易得来的。"说话间外面一迭声催促，他即匆匆而去。我看着桌上一沓钞票，禁不住泪流满面。他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啊！

年底，我离开榔头，上桂林迁入新居。

桂花街的新居，比义学巷好多了，确实如德邻所说在当时的桂林找不到第二间这么讲究的洋房。

新屋坐西向东，有宽阔的庭院，楼上楼下都有宽敞的阳台、花台，楼下一客厅、一饭厅、一书房，楼上则三间卧室，一间书房，各房的格式都不相同，一律纱窗壁橱，大门朝东，正中装上铁门，两旁一间是车库，一间是司机住房。厨房在正屋之外。一切看来都够满意的，只是保姆住的房太小了点，不够用，只好让田嫂和春燕挤住在一起；而我们则一人一间。那时，大哥及起潜陪我住，嘉球夫妻已去柳州。义学巷房子则是五弟松林夫妇以及刘、褚两家甥女们住，还有春凯叔夫妻也住那里。

我住桂花街新居后，警报一来，可以漫步行到黄夫人家旁边的山洞去躲避。

我的邻居好友倒不少，除了黄夫人，隔壁是卢象荣太太，右邻是孙仁林太太，再过去是苏希询太太、许高扬太太、梁 xx 太太等，还有何若真先生，她是妇女中的佼佼者。

她年轻守寡，带了一个女儿，在省政府做妇女工作。李任仁对她十分器重，特在漓江边腾了一间房屋，让她母女居住。

何先生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老师，她学问好，人品好，好多有儿女的太太都请她教导，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女性。我出国的时候，她为我送行，依依惜别。我美国回来，听说她还健在，解放后深得共产党器重，很做了一番工作，没有辜负她的平生抱负。她女儿曾亲来看过我，说是母亲已步履不便，不能再出远门，从此我们便再见不着面了。听说她前年已做了古人。

在桂花街住，开始虽时常和一些友好邻居往来消遣，但是我不爱打牌，日子久了，便又恢复我那恬静的生活，恢复我的老习惯，农家妇女的手工，搓麻织线，觉得这样好打发日子。田嫂则笑话我说："大夫人有福放着不去享，还去搓麻线！那是乡下女人的活路，你不怕人家笑话吗！"我说："有手不做事人家才笑话呢，你有你的活路，我有我的活路，谁都不应该游手好闲过日子。做工还分它乡下城里，连你们总司令都不敢看不起乡下人，你却来笑话乡下人。没有乡下人，城里人吃什么，穿什么？"

是的，我真有点不识享福，人家一天三四餐，我却只吃两餐，习以为常，那是早养成的习惯。也不作兴吃零食，逢年过节人家送来许多吃的，我都由家中人吃去，田嫂拣些留在我房里，也是放到发霉都想不起吃。家中各人见我习惯俭朴，早上只好背着我到外面吃米粉。田嫂她们则在厨房炒冷饭吃，放些葱花鸡蛋，有时我闻到好香，也动了食欲，只是仍撑着不吃。田嫂忍不住又说开了，说我悭吝钱，说人家黄夫人和黄主席天天到街口米粉店吃米粉，大夫人不想出去，我去买回来你吃嘛！只是我不管她怎么说，还是坚持不吃早点。这个习惯直到幼邻和珍妮回国，在上海、北平住，我才随着他们吃早点﹣﹣牛奶鸡蛋，天天如此，直到我去美国、古巴。二十多年后回国，也是天天早上吃牛奶鸡蛋。

近几年来，食欲倍增，除牛奶鸡蛋外，还要加面包蛋糕，可谓愈老愈嘴馋了。

田嫂一九七五年从香港回来，看见我如此开胃，既高兴又奇怪，说大夫人出国回来，脾气改多了，不但舍得吃早餐，而且也爱吃零食，过去月饼放到发霉都不吃，如今一次可以吃得一个。

在桂花街住的这两年，我还变得很迷信，尤其当我看到外面难民满街，马路旁边睡满骨瘦如柴的老人孩子，还有断手折足的伤兵，我会蓦然想起丈夫。自从婆婆去世以后未见过面，如今他在老河口五战区任司令，他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台儿庄一役虽说打得鬼子惨败，但以后又会怎样呢，保得住战火中平安无事吗？因此常叫侄媳陪我到伏波山、叠彩山去烧香拜菩萨，保佑我在抗日前线的丈夫和远涉重洋的儿子平平安安。这两年，自己虽住得舒服，但无时不是忧心忡忡，生怕大难临头。

李秀文（1891年4月24日—1992年6月18日），李宗仁原配夫人，原名李四妹，广西桂林市临桂区榔头村人。5岁时，李秀文曾得一场大病，被李宗仁的爷爷李如玺救治。1911年李秀文与李宗仁成亲。1918年2月在新会生下儿子幼邻。当时李宗仁正在广西陆军小学习武，随后李宗仁从军，从排长开始，逐步成为桂系首领。抗战时期，李宗仁率军浴血奋战，李秀文则长住广西，历尽离乱之苦。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李宗仁客居美国，李秀文则艰难辗转他乡，于1958年到达美国。1973年遵从李宗仁遗嘱，回国定居桂林，安享晚年。1977年被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桂林市政协常委。1992年6月18日去世，享年10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