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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不会再有另一个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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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曾说过。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谦虚。这张照片是Oren Jack Turner拍摄的，来自于Wikimedia Commons。

2015年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诞生100周年，受到《科学美国人》非常好的9月号纪念专刊的感召，我从故纸堆里翻出多年前我为《纽约时报》写的一篇文章。下面是经过修改补充的那篇文章。同时推荐阅读我的后续报道：爱因斯坦，“影响力的焦虑”和“科学的终结”——约翰·霍根（John Horgan）

多年前，史蒂文斯理工学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雇佣我的时候，有几个月时间他们把我安排在物理系，那里有个空闲的办公室。走廊的另一端有一张“世界物理年2005”的海报，海报上一头乱发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面带微笑。这张海报是为了庆祝“奇迹年”100周年，那一年瑞士伯尔尼专利局的一位年轻员工发表了4篇关于相对论、量子力学和热力学的论文，对物理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帮助2005年变成另一个奇迹年！”，海报上这么说道。

随着2005年渐近尾声，奇迹依旧没有出现的迹象，海报上的文字越来越让人觉得难堪。当我走过一个物理学教授的办公室时，正好碰到他因为离开办公室时忘了关门而回来关门，我停下来问他一个“物理学之年”海报上暗含的问题：还会有另一个爱因斯坦吗？这位物理学家皱着眉头回答说：“我不确定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

让我来解释一下。爱因斯坦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和最受爱戴的科学家。我们敬仰他不仅是因为他是位科学上的天才，还因为他是位道德楷模，甚至可以说是位圣人。爱因斯坦的朋友及传记作者亚伯拉罕·派斯（Abraham Pais）称他为“二十世纪的完人（divine man）”。对纽约时报物理学记者丹尼斯·奥弗比（Dennis Overbye）而言，爱因斯坦是“人类面对未知”的“偶像”。这样，我的问题可以变成：科学上还会不会有另一个人，会让人如此敬仰？

我对此表示怀疑。问题不在于当代物理学家不能达到爱因斯坦的智力高度。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在1992年出版的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的传记《天才》一书中提出过一个问题：为何物理学没有产生更多的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巨人。格雷克给出了一个有点自相矛盾的回答：当代有太多的了不起的物理学家，以至于任何一个物理学家要从这个群体中脱颖而出都非常困难。换句话说，我们觉得爱因斯坦非常高大，也是，相对的。

格雷克的解释是合理的（事实上，爱德华·威腾就被认为是自牛顿以来最有数学才华的物理学家）。不过我还需要再加一个推论：爱因斯坦看上去比当代物理学家更伟大是因为——就像《日落大道》里的诺玛·戴斯蒙（Norma Desmond）（译者注：诺玛·戴斯蒙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电影《日落大道》中的角色，是一位过气的电影明星。）——物理学变小了。

上世纪前半叶，物理学不仅使人们更深刻地理解自然本质——像毕加索、乔伊斯和佛洛依德这样的创意梦想家的反常理的作品也与此遥相呼应——也导致产生了震撼历史的技术能力，比如原子弹、核能、雷达、激光、晶体管以及所有组成计算机和通讯业的组件。物理学至关重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物理学家陷入了追逐那个使晚年爱因斯坦着迷的目标：一个融合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的理论，而这两者无论是概念上还是数学上都看似无法相容，就像格子花纹和圆点花纹互不相容那样。这一“万有理论”的追寻者已经在和我们现实世界几乎毫无关系的幻想的高维空间中徘徊多时了。

过去几十年来，生物学已经取代物理学成为最有知识、实践和经济效益的影响力。当代所有生物学家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他一开始是物理学家）或许是在科学成就上最接近爱因斯坦的一位。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一起在1953年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他又继续研究揭示了双螺旋是如何调控作为所有生命蓝图的遗传密码。

就像爱因斯坦徒劳无功地寻找大一统理论那样，克里克在他生命的后期也试图解开意识之谜，这是科学上最困难的问题。（“我们或许需要好些位爱因斯坦”来解决这个问题，人工智能专家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曾这样写道。）
但无论是克里克还是其他当代生物学家都不具有爱因斯坦那种在科学以外的声誉。爱因斯坦利用他的名声通过讲座、文章、访谈、请愿以及信件的方式对世界领导人就核武器、核能、军国主义及其他一些重要话题直言不讳提出他的观点。当他说出来的时候，人们倾听。
当以色列首任总统、化学家魏兹曼（Chaim Weizmann）在1952年去世后，以色列内阁问爱因斯坦是否愿意担任国家总统。爱因斯坦礼貌地拒绝了——这或许也让以色列官员们松了口气，因为爱因斯坦是位和平主义者，主张一个全球政府。（在等待爱因斯坦答复时，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反复问他的一位助手说：“如果他真的接受了，我们该怎么办？”）

很难想象当代会有哪位科学家，无论是物理学家还是生物学家，会受到这样的崇敬。一个原因可能是科学作为整体已经失去了其道德光环。从未有像现在这样公众对科学进步的担忧，无论是核能还是基因工程。更有甚者，现代科学已经高度制度化，它已经开始变得像一个行会，更注重于自我促进而非真相和公益。

爱因斯坦也具有道德品质，这使他不同于其他科学家，甚至于不同于和他同时代的科学家。 核物理的黑天使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曾说过，爱因斯坦展现出“令人惊奇的纯洁，孩童般的极度的固执。”

我在学校里碰到的有抱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让我对科学的光明未来充满希望。但我还是觉得我们永远不会再见到另一个爱因斯坦了，因为他是时代和气质的独一无二的集合体。

爱因斯坦无意活在自己的声望之下。“我不是爱因斯坦。”他曾说过。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谦虚。

附录：

在九月号的《科学美国人》里，物理学家布莱恩·格林（Brian Greene）也问道：“会有另一个爱因斯坦吗？”他回答说：“如果这意味着另一个能够强有力地推动科学进步的超级天才，那么回答是当然是有的。自爱因斯坦去世后的半个世纪以来确实有这样的科学家。但是如果这个超级天才不是因为他在运动或是娱乐方面所获得的成就而引起众人伫目，而是因为人类的智慧达到了振奋人心的程度，那么，那问题对我们 - 作为人类文明来说是非常稀有的”注意格林的暗示：如果科学不能给我们另一个爱因斯坦，那不是科学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