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新发现！垫江桂溪县城遗址有重大突破

2025年6月至12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垫江县高安镇东桥村的桂溪县城遗址完成1000平方米主动性发掘，清理出房址、道路、灰坑、围沟、排水沟等26处重要遗迹，出土各类遗物375件（套），项目于2025年12月2日通过专家验收。2026年1月30日，蒋航昌在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年度业务科研汇报会上公布发掘成果，这批材料把唐宋时期桂溪一座县城与后世市镇的关系勾勒得更清楚，也把蜀道荔枝道沿线的城镇节点补上了关键一环。

遗址位于龙溪河与东子河交汇处，处在河流转弯台地上，有水路也有陆路，紧贴蜀道重要支线荔枝道。

地理位置解释了它为何能成为唐宋时期的县治所在，水陆转运便利，货物能从河道上来，官道又能把人和货带向更远的地方。

发掘中发现的咸通三年纪年板瓦指向唐代县城的存在，宋代建筑特征又显示出之后的持续使用与更新。

验收意见确认，通过区域系统调查与集中揭露，两组唐宋时期的建筑基址和一条外围围沟明确了城址的边界和功能分区，也把从“县城”到“市镇”的功能变迁落实到实物上。

工作重点放在上塆和瓦渣坵两处地点。

上塆—谢家坪区域揭露出高规格建筑基址和石板碥路。

高规格，不是说得多神秘，意思是台基规整、构件齐全、规格较大，可能承担了行政、礼仪或对外接待的功能。

石板碥路是一种石板铺就的道路，平整耐用，经得起人马车轮长年碾压，这样的路段常见于交通压力大的路口和台地边缘，指向与荔枝道的直接联系。

花池—瓦渣坵区域的遗迹类型更杂，手工业作坊的遗存、道路、围沟与排水设施混合分布，地层里夹杂大量瓦渣与窑业相关的残片，显示这里长期有烧制和加工活动。

作坊靠近水源与道路，方便取土、取水、排渣，也便于把制成品运出去，布局带有一种很朴素的算计，哪里省力就往哪里靠拢。

26处重要遗迹把城内外的骨架呈现得比较完整。

围沟环绕外缘，起到限界、防御和泄洪三重作用。

排水沟网与道路相伴，说明城内有意识地顺坡布设水路，减轻暴雨天的积水压力。

房址分布呈现出功能差异，作坊区的地面被火与灰反复扰动，生活区则留下灶址、灰坑和碎陶。

这样的分区与围沟相互咬合，配合道路的宽窄变化，勾出一张简洁的城镇平面图，既有秩序又带有弹性，能在不同时期根据人气和商业活动作出调整。

出土的375件（套）遗物把时间线与人群活动细节补上了纹理。

建筑构件中，板瓦、滴水、瓦当等能拼出屋顶的样子，纪年板瓦为唐代提供了清晰坐标，宋代构件的工艺差异把后续沿用期拉长。

生活用瓷与日常陶器分布在不同区域，作坊区多见半成品与废弃坯片，生活区更多器盖与细碎碗盘。

陶文材料数量可观，一些器物上有刻划或印记，可能是窑号、作坊标识或工匠记号，说明生产不是散乱的单打独斗，背后存在分工、质量控制和税务管理的影子。

作坊遗址与这些陶文材料互相印证，能让研究者追问谁在生产、为谁生产、由谁监管，县城与市镇的制度要素就从器物细节里显了形。

多学科研究同步展开，地层学、环境考古与测绘数据把自然环境的变化与城址的兴衰串起来。

两河汇合让这里水运顺畅，也带来洪水与淤积的风险。

围沟和排水系统的反复修补，提示居民在和水患拉扯。

地表沉降与河道摆动会改变岸线，城址边界的修整痕迹便是回应。

考古队在不同土层中记录到颜色、颗粒度与有机质含量的差别，这种看似枯燥的记录，传递的是水位上升、泥沙加厚、台地边缘后退的节奏。

城镇功能从官府主导的县治，转向贸易更活跃的市镇，环境因素和交通格局的微调是重要推手，行政中心可能外迁，商业却因路与水仍在而留守，作坊与市集自发壮大，城防设施转向更轻便的围沟与堤埂。

项目通过专家验收的时间节点是2025年12月2日。

验收意见把这项工作定性为《考古中国：蜀道工作计划（2024—2028）》的阶段性成果，强调通过区域调查与集中发掘，确认外围围沟与两组建筑基址，厘清了城址的选址逻辑与功能分区。

出土遗物数量明确为375件（套），在数据层面支撑唐宋分期。2026年初全市文物工作会议将垫江蜀道（荔枝道）—桂溪县城遗址列为2025年重庆市“四普”重要新发现之一，在蜀道考古阶段性成果中，也把它归入荔枝道上新发现的唐宋建置城市遗址序列，为蜀道路线的学术复原与管理制度的历史研究提供实证，服务蜀道申遗和保护利用规划。

荔枝道是蜀道体系中的贡道路段，承担输送贡品、军需和民生日用的交通任务，线位选择往往紧贴河谷与台地边缘，既要省力，也要绕开险处。

桂溪的材料说明，县城布局主动拥抱这条路，石板碥路与干线衔接，作坊贴着路边开张，围沟把生活区与流线分隔。

唐代县城的出现意味着国家行政力量沿路布局，设置官署、仓储与驿站，板瓦上的纪年把这种存在落到具体年份。

宋代建筑特征进场后，行政设施调整，市镇功能加重，商业与手工业的权重上升，说明财政税源、物资集散与行旅服务在这座城里占了更大比例。

考古证据在地面和地层中留下了这种转变的痕迹，既有宏观的城防与道路，也有微观的陶文与器形变化。

围沟的意义值得单拎。

围沟不是护城河的豪华版，它在西南潮湿地带更像是一种朴素而有效的边界与排水设施，修挖成本低，维护频率高。

桂溪的围沟配合排水沟网，把滞水从居住面引走，洪峰来时还能分担水压，战事紧张时也能增添一道阻隔。

对一个处在河流交汇处的城镇，这是一种符合成本效益的选择。

考古揭露的围沟走向与道路交叉关系，反映出居民对地形与水性的熟悉程度，也反映出官府在规划上的基本理念：用最低的投入，获得最稳的安全边界。

石板碥路展现了路面工程的实用智慧。

石板铺就的路身承载重物不易变形，雨天不泥泞，便于人员和车马通行。

对荔枝道这样的干线与支线交会处，这种铺装能减少运输时间，也降低维护成本。

道路宽度与铺装方式的变化，往往和流量与功能挂钩，接近作坊区的支路窄一些，接近行政区的段落更规整，说明管理者会把有限的资源投到最有用的地方。

陶文材料揭示的管理信息也不该被忽略。

器表印记常常服务于追溯来源与核计税粮，作坊的符号与工匠的号记，既是生产组织的需要，也方便官府统计。

唐宋之际的市场管理体系鼓励开放交易，也要守住质量与税收的底线。

桂溪作坊遗存中的陶文，把制度、市场与手艺这三样原本抽象的东西连起来，让人触摸到当时人的日常运转方式。

发掘工作对研究方法的组合使用带来启发。

区域系统调查先把遗址散点、道路旧线、台地边界一并摸清，再用小面积、高密度的探方去卡住关键节点，这样的节奏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信息产出。

多学科协作把环境、材料与空间放在一张图上解读，减少了凭感觉下判断的风险。

验收把这些方法论层面的亮点写进报告，说明这样的工作模式适合在蜀道沿线复制推广。

这次成果对蜀道整体研究的意义，在于把路与城、河与人、官与商这几对关系用考古材料重新连接。

以桂溪为样本，荔枝道上一个县城如何凭借交通与水利成长，又如何在自然与制度的变化中调整功能，这个过程可以用来对照其他节点。

沿线的城址、驿站、关隘和作坊会共同构成一张网络，网络的密度、节点的级别与时代变迁，会在更多发掘材料出来后更加清晰。

对申遗与保护来说，有了网络的逻辑，遗产要素的选择与边界划定才更有说服力，展示与解说才不至于碎片化。

地方层面的影响也很直接。

发掘通过验收，地方政府与社区会更有底气推动遗址保护和合理展示。

作坊遗存与陶文材料适合做工艺主题的活化展示，未来结合窑址复原与互动体验，把制陶、烧砖这些老手艺重新呈现出来，既是文化教育，也是产业带动。

遗址公园如果按轻干预、可逆性的原则来做，尽量保留地貌与遗迹原真状态，再配合清晰的步道与解说，就能让人边走边理解这座城的来龙去脉。

科研方面，可以继续在围沟与道路两侧延伸探沟，补齐围合范围与街巷网格的更多细节；在陶文与构件上开展材料学与来源地分析，勾连作坊链条；在环境样品上做更精细的时间序列，刻画洪水、淤积与城址活跃度之间的互动。

这处遗址把唐宋城市考古的一块空白补上了，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

县城与市镇的转换在多长时间里完成，行政中心的迁移与商业重心的滞留是否存在时间差，作坊生产是否以本地市场为主，还是以荔枝道长距离输出来主，围沟与排水系统的升级是否与某次洪灾相对应，这些问题都能在后续发掘与实验室分析中找到更清楚的答案。

研究视角也可以更贴近人的生活，比如跟踪一个作坊的生命周期，从选址、生产、废弃到重用，再到地层被覆盖的过程，这样的个案能让宏大的交通与制度史落到一个手艺人、一家炉灶、一条沟渠的实际故事里。

桂溪县城遗址的价值在于它把蜀道研究从路线图推进到生活图。

路不仅是地图上的线，还是人群、制度与自然合力雕刻出的日常场景。

考古把这一切变成可以被看见、被触摸、被讨论的证据。

以这次发掘为新的起点，期待更精细的时段划分、更立体的功能复原和更开放的成果共享，期待遗址保护、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在这块台地上互相成就，期待荔枝道沿线更多节点浮出地表，拼接出一条可读、可走、可感的历史长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