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百姓的真实生活，和你想的不一样

很多人对古代百姓的生活有个刻板印象，觉得他们一直挣扎在饥饿边缘，连顿饱饭都吃不上。但翻开汉唐宋明的史料，太平年月里的百姓其实能吃饱穿暖，甚至还有余粮。汉朝时，一个五口之家的自耕农有100亩地，每年收150担粮食，除去交税和留种子，还剩45担，足够吃近4年。家里能种蔬菜、养几只鸡，日子不算差。唐朝开元年间，普通自耕农每年收入3匹绢、20担粟，绢能换钱，20担粟够吃一年。当时米价便宜，斗米3钱，一罐钱能买300多斤米，普通农民一个月能买100斤米。长安街头有卖胡饼、蒸饺的，一个胡饼只要2文钱，工人下了班能买两个当夜宵。宋朝经济发达，江南佃农租10亩地，亩产2担，交租后剩10-12担；租15-20亩的话，结余能有20-30担。当时一斤猪肉十余文，一斤鱼5-8文，普通家庭隔三差五能吃顿肉。明朝江南地区，15亩地的自耕农每年收37.5担，剩30担折15两银子，万历年间一斤猪肉2分银子，足够吃穿不愁还能存钱。

不过，不同朝代的穷人日常饮食确实清苦。春秋战国时，平民吃带麸皮的粟米和豆子煮的豆饭，配豆叶煮的羹，一天只有两餐——上午朝食，下午飧食。秦汉时，穷人还是麦饭豆羹，吃不起盐，只能刮土熬盐或用野菜酱汁代替，油和香料更是见都见不到。魏晋南北朝流行喝极稀的糜，大人会把稀粥里仅有的固体食物留给孩子，自己喝稀汤灌个水饱。唐朝底层百姓主食是麦饭配葱汤，交完税还能有余粮熬碗稠粥，就算是丰年。宋朝商品经济繁荣，但这份繁荣只在汴梁、临安这样的大城市，城里的苦力偶尔能吃得起羊血汤、炒肺这类便宜小吃，底层百姓开始吃高粱饭，口感粗糙苦涩却能管饱。明清时，玉米和番薯普及，北方穷人大都吃红薯粥、玉米粥配粗盐腌的萝卜芥菜，一天两餐是主流，农忙时才加一餐，还常吃糠馍——把糠磨碎掺玉米面或高粱面做的窝头，能增加饱腹感。

灾年是古代百姓最艰难的时刻，虽然朝廷有赈灾制度：汉朝有常平仓，平时存粮灾年放粮；唐朝有义仓，每个州县都有，灾年给百姓发粮食，每人每天1升；宋朝有居养院、安济坊，不仅给粮食还管住宿和医疗；明朝有预备仓，灾年按人头发粮食直到灾荒结束。但灾年的残酷依然超出想象。比如1329年陕西大旱，田地龟裂，百姓先挖野菜，再吃草根、树皮，最后甚至互相残食。饥荒时，百姓连捕鱼都做不到——要么河水干涸没鱼，要么体力不支、没工具，就算有鱼，也因官府禁令（比如唐朝禁捕鲤鱼）或民间信仰（怕触怒河神）不敢碰。清朝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里，百姓吃观音土、剥尸体上的肉，逃荒路上亲人相继离世，活着比死更难。

那“古代百姓一直饿”的刻板印象从哪来？主要是把清朝的情况当成了整个古代的常态。清朝人口从乾隆年间的1亿多涨到道光年间的4亿，耕地没增加，人均耕地从明朝的9亩降到2.7亩，日子自然苦。还有影视剧的误导，为了突出主角仁政或反派残暴，故意把百姓写得特别惨，比如主角给碗粥百姓就磕头谢恩，这是戏剧效果不是历史事实。另外，有人混淆了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日本战国时期粮食不够，士兵吃稀粥加咸菜，但中国春秋时《孙子兵法》就写军队要带三月之粮，有精米鲜肉保证体力，两国情况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