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雾都重庆。
六十四岁的辛亥元老李烈钧闭上了眼睛。
国民政府这边的动静大得吓人,直接给办了“国葬”。
你得知道,在那个炮火连天、江山易主的年头,这俩字可不是随便给的。
除非你是开国的柱石,或者是救亡图存的大英雄,否则想都别想。
那时候,军政两界的大佬全来了,灵堂里白花花的挽联挂得满满当当,连蒋介石都亲自提笔写了词,面子是给足了。
可就在这哀乐阵阵、香烟缭绕的灵堂里,来吊唁的人群中间,总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暗流。
大伙嘴上都在夸他当年的战绩:辛亥革命打得猛,护法运动冲在前,抗日战争也是硬骨头。
可唯独有一个名字,像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所有人心口,谁也不敢大声提——龚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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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是李烈钧当年磕过头的把兄弟,也是那个让他背上一辈子“杀友夺妻”恶名的冤死鬼。
若是翻开李烈钧这辈子的人笔账,你会觉得特割裂。
看前半截,这人就是个为了私欲不择手段的狠角儿;看后半截,他又成了个为了国家能把自己儿子送去填战壕的圣人。
这么两个截然相反的魂儿,是怎么挤在一个身体里的?
李烈钧跟龚永,原本那是铁打的交情。
两人在日本留学时候碰上的,那会儿都才二十出头,一腔热血,在那边学军事,天天琢磨着怎么把清朝廷给掀了。
两人意气相投,酒一喝,头一磕,就成了异姓兄弟,发誓要一块儿上战场。
回国没几年,李烈钧混得风生水起,坐上了江西都督的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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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倒也没忘本,把这位“老弟”龚永拉到身边,给了个副官长的位子。
坏菜就坏在龚永娶媳妇这档子事上。
龚永回老家成亲,娶的是位大家闺秀,叫华世琦。
这姑娘知书达理,长得那叫一个标致。
李烈钧当时忙着公事没去喝喜酒,但礼钱给得厚实。
本来挺好的一桩美事,直到有一天,李烈钧无意中瞅见了华世琦的一张结婚照。
就这一眼,李烈钧心里的那个“魔鬼”醒了。
虽说就是张黑白片子,可华世琦那股子气质,直接把李烈钧给勾住了。
按江湖规矩,那是弟妹,是绝对不能碰的高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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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儿,摆在李烈钧面前的路其实就两条。
要么当个君子,把这股邪念压下去,守住那点兄弟情义;要么当个枭雄,利用手里的权势,把想要的抢过来。
李烈钧连犹豫都没有,直接选了后面那条路。
而且,他这事儿办得那叫一个阴,那叫一个绝。
他没那种没脑子的强抢,那样太跌份。
他布了个局,是个死局。
没过多久,李烈钧找个理由,派龚永去福建公干,说是去见孙道仁都督,还特意大笔一挥,批了三个月假,让他在那边好好玩玩。
龚永哪知道这里面的弯弯绕,还以为大哥体恤下属,乐呵呵地拎着包就走了。
他这一走,那就是踏上了黄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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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永前脚刚踩上福州的地界,后脚就被扣了。
扣他的罪名能吓死人:“泄露军机”。
还没等龚永喊冤,也没经过什么公堂对质,直接就被秘密枪决了。
这事儿是谁在背后捅刀子?
虽说没看见签字画押,但只要脑子没进水的人都明白:要是没有江西都督点头,福建那边吃饱了撑的,去动一个来访的副官?
这招“借刀杀人”,李烈钧算计得那是滴水不漏。
人不是我亲手崩的,罪名是通敌的大罪,在那个乱世,这种借口让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接下来,李烈钧的戏做得那是足足的。
听到死讯,他哭得那叫一个伤心,亲自跑到龚家去吊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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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刚没了丈夫、孤儿寡母的华世琦,他表现得特别“仗义”。
那年华世琦才二十出头,天塌了。
李烈钧利用手里的权力,给华家的大舅哥安排了差事,生活费更是流水一样送过去。
他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替兄弟照顾孤儿寡母”的好大哥。
这种温水煮青蛙的套路,对于一个走投无路的年轻女人来说,根本就没法挡。
折腾到最后,华世琦真就成了李烈钧的姨太太。
这一手,最狠的地方在于“彻底”。
他不光占了人身子,还要占著名分。
后来李烈钧的大老婆没了,华世琦直接被扶正,成了正儿八经的“李夫人”,后来还给他生了十个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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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光看私德,这人简直烂到根儿了。
朋友妻不可欺,他倒好,不光欺了,还把朋友给送走了。
可要是故事就到这儿,李烈钧顶多算个仗势欺人的混蛋军阀,死了也就死了,哪配得上“国葬”这般哀荣。
李烈钧这个人的复杂劲儿就在这儿:他私德亏欠得一塌糊涂,可在大是大非的公德上,他又硬气得让人没话说。
1937年,“七七事变”一炸响,全面抗战开始了。
这时候李烈钧都五十多快六十了,身体是个药罐子,早就带不了兵了。
按常理,像他这种级别的元老,这种时候发个通电骂两句,喊喊口号,哪怕把老婆孩子送去国外避难,也没人会指指点点。
当时国民党里头,这么干的高官一抓一大把。
但李烈钧心里的算盘,打得是另一套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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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家里五个已经成年的儿子,全给叫到了跟前。
这五个儿子,大部分都是华世琦生的。
那是他费尽心机抢来的女人给他留的血脉,平日里宝贝得不行。
现在的选择题是:把儿子藏在翅膀底下养老,还是送出去当炮灰?
李烈钧拍板了:全送走。
他对儿子们撂下一句话:“老子老了,拿不动枪了。
你们去,替我去打鬼子。”
这不是作秀演戏。
那是绞肉机一样的战场,子弹又不长眼睛,管你是都督的公子还是老农的娃,碰上了就是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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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这五个儿子分别塞进了黄埔军校、远征军,有的去扛炮,有的去冲锋。
后来,真就有两个儿子把命丢在了战场上,再也没回来。
蒋介石听说了这事儿,心里也是咯噔一下,大为触动,提笔写了一块匾——“五子从戎”。
这块木头牌子的分量,比什么高官厚禄都要沉。
你回过头再看李烈钧这人,真的会觉得脑子分裂。
对着龚永,他是冷血的算计鬼,为了个女人能拿兄弟的命去填坑;
对着国家,他又成了热血的硬汉,为了抗战能拿亲儿子的命去堵枪眼。
这就好比是黑与白两种极端的颜色,硬生生涂在了同一张画布上。
其实,这就是民国初年那帮军阀的典型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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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脑回路里,“私欲”跟“大义”这俩词儿是不打架的。
在那个法律是个摆设、枪杆子就是道理的年代,他们信的是丛林那一套。
看上女人了?
抢!
看上地盘了?
打!
在这个层面上,他们自私、野蛮,跟土匪没两样。
可一旦外敌打进来了,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大坎儿,他们骨子里读圣贤书读出来的、受正规军事教育练出来的“士大夫”劲儿,又全冒出来了。
在大义面前,这帮人心里有条底线,那是死也不能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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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烈钧就是这种矛盾体的顶配版。
他在江西搞治理的时候,那也是真刀真枪地干实事。
这也说明,他不是那种光知道刮地皮的草包。
1946年那场盛大的国葬,其实就是对他“公德”这本账的最后结算是。
大伙儿都不约而同地把龚永那档子事儿给忘了。
因为在那个山河破碎的节骨眼上,一个能把五个亲儿子送上火线、一辈子跟着孙中山闹革命、死磕日本人的老将,他的“功”实在太硬,硬到足以把那桩私德上的烂事给遮过去。
至于华世琦,她陪着李烈钧走完了下半辈子。
1962年,她安安静静地走了,最后跟李烈钧合葬在了江西武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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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当年的“受害者”,后来成了风光的“李夫人”,又成了儿孙满堂的老祖宗。
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她到底有没有原谅李烈钧当年的手段?
还是说,在那个乱世里,依附一个强者本身就是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这些心事,早就烂在泥土里了,没人知道。
咱们今天再看李烈钧,很难简单地给他贴个“好人”或者“坏人”的标签。
你要是光盯着“龚永案”,他就是个卑鄙下流的小人。
你要是光看“五子从戎”,他就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真实的历史往往就是这么粗粝。
英雄的袍子底下,可能爬满了虱子;而那个满身污点的人,在关键时刻,可能又是那个挺起胸膛挡子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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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烈钧这一辈子,就是这种“灰色”最好的样板。
他用兄弟的血染红了自己的私欲,转头又用儿子的血洗刷了自己的灵魂。
这两笔账,历史都给记下了,一笔也没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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