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4800名飞行员突罢工，24小时瘫痪航班工会施压

在驾驶舱联盟举行罢工投票四个月后，汉莎航空的飞行员们于本周四正式开始行动。这场从午夜持续至午夜的罢工导致汉莎航空及汉莎货运航空的大量航班陷入瘫痪。

尽管官方提出的诉求是改善养老保障，但这场罢工的实质远非金钱纠纷。这背后交织着汉莎航空对集团未来的路线之争，以及工会之间争夺主导权的话语权博弈。

此次罢工还得到了乘务员工会Ufo的支持。这种飞行员与空乘人员跨越“驾驶舱门”的战略结盟，揭示了汉莎内部日益加剧的结构性裂痕。

这些在驾驶舱内指挥波音和空客飞机的男女精英们，显然并无陷入“老年贫困”的风险。根据工龄长短不同，汉莎飞行员退休后每月可领取的养老金约为10000欧元，其中绝大部分源自企业的退休福利。

令飞行员感到不满的，仅仅是他们认为养老金预备金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率未能达到预期。对于大多数德国普通领取养老金的人来说，这种争议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奢侈的烦恼”。

在汉莎及其货运航空的4800名飞行员中，绝大多数人依然投下了罢工赞成票。这种集体性的反弹，根源于飞行员群体对这家欧洲最大航空集团长期积累的战略性不满。

真正让飞行员走上街头的原因，并不是那几个百分点的养老金利率，而是集团首席执行官卡斯滕·斯波尔的整体战略。尽管斯波尔本人也是职业飞行员出身，但在飞行员群体中，他的声望早已跌至谷底。

飞行员们指责斯波尔正在系统性地削弱他们在集团内部的地位。通过近年来频繁组建新的飞行运营实体，斯波尔实际上在集团内部人为制造了一场“廉价竞争”。

越来越多的汉莎航空原有航线正在被移交给“发现航空”或“汉莎城市航空”等子公司经营。这种调整在乘客端几乎难以察觉，但在集团的财务报表上却反响巨大。

汉莎主品牌飞行员的薪资水平即便在全行业来看也处于顶尖地位。子公司飞行员的薪酬待遇和工作条件明显偏低，这导致集团内部出现了一个事实上的“多级社会”。

空乘人员的参与进一步凸显了这种生存威胁。Ufo工会指出，在汉莎航空核心主体以及正处于裁撤边缘的支线子公司汉莎城市航空，已有800个工作岗位面临风险。工会认为，集团所谓的提高生产力和灵活性，本质上是在变相削弱集体谈判协议，直接增加了员工的劳动负荷并破坏了私生活的可预见性。

斯波尔则以主品牌表现疲软为由辩护。在此前的财报中，汉莎航空主品牌的盈利能力经常逊于旗下的旅游航空公司欧翼。

年薪约15万欧元的资深欧翼飞行员，实际上在通过劳动补贴年薪高达35万欧元的汉莎航空资深飞行员。这种利益倒挂现象，使得集团内福利最好的群体发起罢工时，在企业内部并未获得普遍的同情与支持。

这场博弈同时也是不同工会之间争夺地盘的战争。大型服务业工会Verdi近年来影响力大增，已在欧翼等多家航空公司占据主导地位。

正如在德国铁路公司发生的情况一样，规模较小的职业工会因担心影响力被边缘化，选择抱团取暖。驾驶舱联盟与乘务员工会Ufo、地面员工工会Agil组成了名为“我们是航空”的联盟。

这一联盟通过掌握飞行运营的各个关键环节，理论上拥有随时让汉莎停摆的能力。而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正是这种话语权的极致展示。

在管理层看来，飞行员们的实际掌控力可能正在衰退。高层内部曾私下嘲讽，认为罢工提议在飞行员内部并未获得压倒性共识。面对养老金诉求，董事会此前的态度一直冷淡，甚至未做任何实质性让步。

VC主席安德烈亚斯·皮涅罗将罢工的责任归咎于资方。他表示，在罢工投票后，工会已给了汉莎数月时间寻找解决方案，但未能如愿。

这种表态听起来似乎并不具备十足的战斗性。来自客舱的声援则更加具体，乘务员抱怨称汉莎正计划将空客A350远程客机的空乘配给从12人缩减至11人。

这意味着原本专属于头等舱的两名空乘中，必须有一人去经济舱帮忙。行业媒体《航空电讯报》援引内部消息称，乘客可能将不得不“坐在空餐盘前等待数小时”，并指责管理层如今已处于“拒绝沟通”的状态。

对斯波尔而言，这场罢工的时机极其尴尬。罢工造成的收入减损及巨额补偿金极其高昂，此前的罢工波曾导致集团损失约4.5亿欧元，这也是核心品牌利润下滑的主因。

为此，斯波尔在秋季宣布了一项名为“Matrix Next Level”的深层改革计划。该计划旨在到2030年裁减4000个行政岗位，斯波尔试图借此向内部释放信号：不仅是飞行运营端需要节支，管理层也在裁员。

目前看来，这一信号并未平息VC和Ufo的怒火。但在本周四的罢工潮中，受影响的仅限于汉莎核心品牌及其城市航空，旗下的瑞安、易捷以及汉莎集团的其他成员如瑞士航空、奥地利航空和欧翼航空等均维持正常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