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简史｜唐的兴亡（九）

唐的兴亡（九）

文/康曦元

在隋末动乱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只有一个地方远离漩涡中心，始终不动声色，这就是太原（并州），镇守此处的是太原留守李渊。李渊的祖父李虎是西魏上柱国，其家族和隋朝皇室都是关陇集团的主流势力。后来李渊犯了忌讳，被迫反隋，沿汾水南下攻克长安。当时各个势力反隋的理由是否定隋炀帝，要求恢复杨坚时代的政策，虽然在中原打得不可开交，但却要求恢复关中本位主义的国家路线。占领关中的李渊仅凭这一点就占据了号令天下的有利地位。 618 年 3 月隋炀帝在扬州被杀，李渊称帝，到 621 年，隋末群雄只剩下了李渊、王世充和窦建德。

620 年李渊次子李世民向王世充发起进攻，窦建德带领十余万人驰援王世充，在洛阳虎牢关一带与李世民交手。窦建德的军队由农民组成，被李世民打得溃不成军，窦建德本人被抓，王世充也沦为李世民的阶下囚，唐朝统一全国。

统一后太子李建成与李世民的矛盾逐渐凸显。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处境类似于隋朝杨坚时代的太子杨勇和杨广。李建成作为储君，不能轻易离开都城，在关中地区根基深厚，倾向于关中本位主义。李世民常年征战在外，又刻意拉拢中原的世家大族，以洛阳为中心建立了根据地，要求脱离关中，控制全国。 626 年 6 月 4 日早晨，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获胜，然而李世民延续了关中本位主义的国家路线，他不想变成另一个身死国灭的隋炀帝。

北方突厥首领劼利可汗趁着玄武门之变，带领 10 万骑兵逼近长安。李世民做好前后夹击的准备，利用突厥内部矛盾迫使颉利退兵。这一时期恰逢草原连年大雪，家畜多冻饿而死，李世民抓住机会袭击突厥。 630 年颉利被抓，死于长安，突厥第一汗国灭亡。突厥帝国的灭亡深深震撼了草原各部落首领，他们共同推举李世民为凌驾于各族之上的“天可汗”，由此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位集中国皇帝和游牧民族的天可汗于一身的君主。

随着高句丽的扩张，李世民再也坐不住了， 644 年继杨坚、杨广后对高句丽再次开战。高句丽位于朝鲜半岛，夏季多雨，冬季漫长而寒冷，地形复杂，农业发达后勤完善，军事装备相当精良，民风凶狠好斗，一旦完成扩张对中原有很大的威胁。中原王朝进攻高句丽最大的问题是路途遥远补给不足，杨坚、杨广先后六次远征高句丽，全部失败，还间接造成隋朝亡国。面对高句丽这块硬骨头，李世民两次东征都没讨到便宜，反倒给自己造成不少损失。 649 年李世民病逝，李治继位后调整了对高句丽的策略，每当高句丽播种、秋收的时候派军队轮流骚扰，十几年后终于拖垮了高句丽的后勤系统，高句丽灭亡。

李治身体欠佳，在位期间权力逐渐被皇后武照（武则天，后改名武曌）把持，武后于 690 年称帝，都城迁到洛阳。这样做一方面为了远离唐朝皇室根基深厚的关中地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关中缺粮，至于堂堂首都为什么缺粮，这个问题以后再说。总之武后在洛阳做了 15 年皇帝，用铁血手段压制住功臣集团、唐朝皇室系统的反抗，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巩固权力上。这种情形下本来已经臣服的突厥人宣布独立，营州（位于辽宁）附近的契丹人发动叛乱。武后统治后期，王朝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作为财政制度基石的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都开始失去作用，一部分在籍人口逃亡，税收减少，财政问题开始凸显。

武则天之后还有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上官婉儿活跃于政治舞台，直到 713 年李隆基称帝才结束了女性主导政治的时代。这种现象不是唐朝皇室有胡人血统，女性地位较高能解释的。当我们把空间线拉长，可以发现在整个东亚地区，日本有女天皇持统天皇登场，新罗地区（在朝鲜半岛上）先后有善德女王、真德女王的政权出现。由此推之，在当时的东亚地区，是否存在一种要把女性推上政治舞台的时代氛围？

最后聊一聊武后时代的人才选拔，汉朝兴起的世家大族到武后时代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武后出身寒门，称帝后为了减少世家大族对权力的威胁，特意提拔一批寒门出身的人出任要职，与豪族系统的官员发生了很多冲突。武后为了加强统治基础，经常对豪族官员使用暴力，从寒门选拔人才，因此常见武后任用酷吏对付豪族的记录。其实除了武后和豪族对立的政治立场，寒门官员和豪族官员冲突的原因更多是思维模式的不同。

世界在底层和高层的眼里有很大的区别，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高层的需求是稳定，只要保持稳定，就可以保持经济地位。在他们看来，世界是有序的，众人是理性的，只要按照世界运行的规律行事，都会有个还不坏的结果。而对于底层来说，世界是无序的，别人是靠不住的，风险也是不可预知的，关键时刻只能梭哈，追求稳定不过是痴人说梦。因此这两种人共事一定会出现重大冲突。这也带给我们一点启示，世界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这不光取决于自己，更重要的是，你碰到了什么人。

712 年，李隆基通过政变终结了女性主导政治的时代，次年改元开元。执政初期的李隆基面临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财政。唐朝的财政制度继承于隋朝乃至北魏，制度基石是均田制、府兵制和租庸调制。 485 年，北魏冯太后为了征税，以孝文帝的名义将政府掌握的大量土地和无主荒地分给农民，农民缴纳租税，死后土地由政府回收再分配，这就是均田制。到了西魏，一部分得到土地的农民被免除赋税，条件是在战时自备口粮、军械无偿服役，由军府统一管理，这个制度是府兵制。租庸调制是一种实物税法，农民以缴纳粮食、布匹、服徭役的方式向政府缴税。

上面三种制度的根本是均田制，均田制实行的前提是政府有大量土地可以分配。然而人性自私，都想把土地留下来，唐朝建立没多久，分配制度就搞不下去了。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私人在市场上买卖，形成一个地下市场，一旦清查就会遇到巨大阻力，最后全部不了了之，于是税收逐渐萎缩。到武后时代，随着政府和都市规模的膨胀，长安的粮食日渐供应不上了。在唐代之前，隋炀帝敏锐地觉察到了中国经济的变化趋势，曾经被视为蛮荒之地的江南地区已经聚集起大量财富，炀帝建立运河系统的初衷，就是要将江南富庶地区和首都连接起来，一旦首都资源紧张，可以从江南调运物资。但是运河的设计有一个瓶颈，南方的物资运达开封最为容易，到达洛阳难度加大，从洛阳到长安难度再次上升。由于运输成本太高，唐朝政府没有办法大规模运输漕粮到长安，皇帝只能采取另一种方式，不定期将政府从长安迁到洛阳。李治死后，武后决定永久性解决这个问题，在洛阳建立首都，不再回长安了。

武后依靠迁都避免了漕运问题，但其他财政问题仍在恶化。到李隆基时代，税收萎缩、府兵制进一步衰落、各种开支不断增加，给财政造成很大压力。李隆基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等人为相，减少了一些开支，制定保守的军事原则，形成政治新气象，这些人叫“贤相集团”。他们的特点是可以帮助皇帝节省财政开支，却不能帮助皇帝增加财政收入。随着政府机构扩大，李隆基需要另一种人帮助他增加收入，这就是“聚敛之臣”，这些人更懂商业，知道怎样帮皇帝赚钱。

最初，李隆基在贤相集团和聚敛之臣之间维持着一个微妙的平衡，但随着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只有聚敛之臣才能给皇帝带来更多利益时，皇帝倒向了聚敛之臣。李隆基执政后期，深刻理解皇帝转换用人基准的只有李林甫一个，李林甫虽然人品欠佳，但就能力而言，是一个合格的宰相，他能通过高效的行政系统完成皇帝的所有要求，特别是财政需求。李隆基时代府兵制已经没落，皇帝在边境采取募兵制，应对西部、北部边境的军事压力，也就是招募士兵发给固定薪水。为了解决军费问题，李隆基设置了几个集军事权、民事权、监察权于一身的节度使，让他们自行征税。虽然设立节度使是无奈之举，但当节度使权力太大，中央牵制乏力的时候，他们就要造反，这是早晚的事，其中的代表是安禄山。据说安禄山最怕的人是李林甫，每次进京述职见到李林甫都吓出一身冷汗。李林甫死后安禄山没了顾忌，从范阳起兵，安史之乱拉开序幕，唐朝由盛转衰。

9 年后叛乱被平，唐朝在支持叛乱的河北设置了四个藩镇，就地安置投降的叛军，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给唐朝留下了大麻烦。他们拒绝服从唐政府，抱团对抗中央，给唐朝后半段的统治带来了很大压力，这就是河朔三镇。安史之乱中， 大量在籍人口逃亡，其 中很大一部分成为大地主的佃户，政府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于是在安史之乱爆发的 25 年后，唐政府承认了土地私有，按照各人所有的土地与财物，在每年夏季秋季征税，这就是两税法。两税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唐朝财政，让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又维持了 150 余年的统治。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逃往四川，太子李亨北上灵武称帝。在大量人口逃亡、财政收入减少至原来的三分之一、军费开支有增无减的情况下，李亨必须抛开所有的顾虑，想尽办法从政府占领区里压榨。这个过程分三步，首先李亨对商人征收重税，同时加强专卖制度，尤其全面垄断盐业。其次进行货币贬值，将民间的财富无形中收归国有，并在全国派出各种使职（转运使、租庸使、盐铁使、度支盐铁转运使等等），寻找所有可能的税源。最后把不太重要的官职、爵位统统卖掉。李亨用这些钱供应唐军作战，到李豫继位的时候叛乱已进入尾声。这样做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于是李豫着手放松财政政策，只保留了专卖制度，并建立酒业专卖，依据家庭财产和土地数量对人民征税（户税和地税）。通过这些手段，李豫逐渐恢复了脆弱的财政平衡。由于唐政府面对的是强大的藩镇势力和复杂的国内环境，因此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平衡肯定要打破，不是向好就是向坏，反正维持不了太久。

李豫时代发生的另外一件事，使得宦官开始参政。安史之乱平定的那一年 10 月，吐蕃人自西而来攻陷首都长安，占领长安 10 余日，李豫出逃避难。这个事件可以视为安史之乱的余波，因为防守西线的边军大多被抽调参与平叛，防务空虚的西部边境被吐蕃人轻松突破。李豫逃难途中遇到了宦官鱼朝恩带领的神策军，在神策军的护卫下，李豫得以安全返回长安。后来蕃将（外族武将）仆固怀恩叛乱，鱼朝恩又带领神策军保卫长安城，稳定了局面。这些事情让李豫认识到神策军的忠诚度和战斗力，于是神策军一跃成为中央禁军的核心力量。鱼朝恩稳住了在中央的地位，开启了唐朝宦官参政的时代。

779 年唐德宗李适继位后，展开了一系列改革，他叫停皇室的一系列奢侈消费，又禁止一系列各地给皇帝的进贡，削减了一些宫廷开支，并废除酒类专卖制度，让利于民。次年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对租庸调制进行了彻底改革，改为按照各人所有的土地面积和家庭财产数量缴税，每年夏季秋季各征收一次，也就是两税法。两税法虽然没有让民间经济产生根本好转，但唐政府得到了较为稳定的财政收入，中央的话语权加强。由于两税法是按照事先约定好的对象（土地数量和家庭财产数量）和固定的税额征税，藩镇很难随意扩大征税范围，因此对藩镇的扩张也是一种限制。通过两税法，唐政府对于藩镇开始形成优势地位。如果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那么李适距离恢复中央政府控制力的梦想，就更近了一步，但这个时候情况出现了逆转，李适做了一个错误决定——削藩。

李适本应该等到中央财政更加巩固的时候，再对付藩镇势力。因为政府要发动战争，必须等社会适应了新的税收体制，把钱粮准备充分再说。然而李适在两税法实施的第二年，就迫不及待地展开削藩。这一年河北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按照惯例，朝廷已经默认了他们的世袭权力。老节度使死后，朝廷任命他的儿子担任新的节度使。但这一次，李适采取了强硬态度，拒绝任命，于是包括成德在内的 4 个藩镇联合造反。为了对付叛乱，李适动用的武力除了朝廷的直属部队神策军，还包括周边几个藩镇的军队。神策军需要军费，藩镇武装等着补贴，不管怎么样都要花钱，于是平叛变成一场财政的消耗战。李适对政府控制区课以重税，削藩过程却越拉越长，战争中又有幽州和淮西藩镇加入叛军。 783 年 8 月，皇帝命令长安附近的泾原节度使参与平叛。由于中央已经没有钱进行补贴，泾原大兵叛乱，攻克长安，李适出逃。直到 786 年，整个叛乱才走向尾声，原因是藩镇发现自己消灭不了中央政府：藩镇在自己的地盘上，粮食都是现成的，一旦进军长安，后勤就难以维系，直到被消灭。这是藩镇体制所决定的，藩镇本来就是中央政府难以负担地方开支，将征税权和军权交给地方的产物，即使赢了战争，中央也不可能撤掉藩镇直接管辖。而藩镇也没有消灭中央的可能。这不光体现在在力量对比，也体现在藩镇的心理上：唐朝中央还在，大家还能和平共处，如果帝国垮台，和平的局势就会变成军阀混战，谁能保证自己一定是赢家？对唐政府而言，设立藩镇虽为无奈之举，但上述原因也是藩镇体制的成功之处。

805 年李适去世，顺宗李诵做了几个月皇帝，就将皇位匆匆地传给了宪宗李纯。两税法真正开始发挥作用是在李纯时代，此时唐政府财政收入更加稳定，加上德宗的积蓄和盐业专卖的利润，李纯把神策军扩充到 15 万人，他开始着手完成祖父削藩的夙愿。李纯从长安的西南、西北方向开刀，派军斩杀四川、陕西军阀刘辟、杨惠琳，陆续制服昭义、义武、横海、淮西、青州藩镇，最后平定河朔三镇（安史之乱中投降的叛军安置地），将藩镇的军权和征税权分给其他人，削弱了藩镇，由此唐朝实现短暂的统一。但这只是回光返照，李纯的军事行动耗尽了唐朝的财力，他死后中央的权威再次下降，河朔三镇再次反叛，而帝国的财政已经不允许再采取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了。

经过几代懦弱的皇帝，皇位传到唐武宗李炎，财政再次出现困难，李炎又要使用武力来平定昭义节度使的反叛。这次平叛虽然成功，却留下了巨大的财政窟窿，于是李炎对国内的佛教、景教（基督教）、袄教（拜火教）进行毁灭性打击，用这些教派的资产填补窟窿，勉强促成唐朝最后一个安定时期。后来随着财政匮乏加深，各地出现民变，宪宗皇帝削弱藩镇的改革降低了地方的行政效率，平叛行动往往首尾不能相顾，唐政府已经没有力量防范全国性的反抗。 878 年黄巢起义，唐朝失去了富庶的江淮地区，也失去了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帝国分崩离析，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作者简介

康曦元：1993年3月生，2015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本科学历，曾在神木市医院就职，目前就职于神木市医共体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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