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关道上的孤松：张九龄的最后坚守

一、岭南少年的路

公元716年，大庾岭。

张九龄站在岭上，看着脚下蜿蜒的山道。道很窄，只容一人通过。挑夫们佝偻着背，担子压弯了腰，一步一步往上挪。汗水滴在石阶上，很快就被晒干了。

“张大人，这路……修不得啊。”随行的官员抹了把汗，“山是花岗岩，硬得很。要开这么宽一条道，得花多少钱，死多少人？”

张九龄没说话。他蹲下身，摸了摸石头。石头很烫，在岭南的烈日下晒得能煎鸡蛋。

“你知道我从长安回来，走了多久吗？”他突然问。

官员一愣：“这个……”

“三个月。”张九龄站起来，望向北方，“长安的进士，回家要三个月。岭南的荔枝，送到长安已经烂了。岭南的才子，要去长安考试，得提前半年出发，路上病死的，摔死的，不计其数。”

风吹过山岭，掀起他的衣袍。远处是家乡韶州的方向，更远处，是看不见的长安。

“这路，必须修。”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花岗岩上。

二、长安的朝堂

二十年后，长安，兴庆宫。

唐玄宗李隆基正在发脾气。他把奏折摔在地上，指着张九龄的鼻子：“你再说一遍？”

张九龄站着，背挺得笔直：“臣说，牛仙客不能当宰相。”

“为什么？”

“因为他不够格。”张九龄说得很平静，像在说今天的天气，“宰相是百官之首，要德行，要才华，要见识。牛仙客有什么？会算账，会管钱，仅此而已。陛下要用他，可以用他管户部，但不能让他当宰相。”

“朕觉得他行！”

“陛下觉得错了。”

满朝文武，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低着头，不敢看皇帝的脸。只有张九龄站着，像梅关道上的那棵松，任凭山风呼啸，纹丝不动。

李隆基盯着他，盯了很久。然后笑了，笑声很冷：“张九龄，你是不是觉得，这大唐的江山，离了你就不转了？”

“臣不敢。”张九龄说，“臣只知道，陛下今天用牛仙客，明天就会用更不如牛仙客的人。后天，这朝堂上，就全是会拍马屁、会耍心眼的小人了。”

“你！”

“陛下要治臣的罪，臣认。”张九龄跪下，额头触地，“但这话，臣必须说。”

三、那个该杀的人

天宝三载，安禄山进京朝见。

这个胡人将领很胖，肚子大得像揣了个西瓜。说话憨憨的，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看着很讨喜。

李隆基很喜欢他，赐他坐，赐他酒，还让杨贵妃认他做干儿子。

宴会上，安禄山跳舞助兴。他那么胖，跳起舞来却很灵活，像只滚动的球，逗得皇帝和贵妃哈哈大笑。

只有张九龄没笑。

他坐在下首，看着安禄山，看了很久。然后放下酒杯，走到御前。

“陛下。”

“张卿何事？”

“此人，”张九龄指着安禄山，“该杀。”

笑声戛然而止。安禄山的舞步停了，脸上的笑容僵住。

李隆基皱眉：“张卿，你这是何意？”

“臣观此人面相，”张九龄一字一句，“鹰视狼顾，必怀异心。今日不除，他日必为大唐之祸。”

“哈哈哈！”李隆基大笑，“张卿啊张卿，你一个读书人，还懂相面？你看他，多憨厚，多老实。一个胡人，能翻起什么浪？”

“陛下……”

“好了好了。”李隆基摆摆手，“今日高兴，不说这些。安禄山，你继续跳。”

安禄山继续跳舞，但眼睛瞥了张九龄一眼。那一眼很快，很冷，像毒蛇吐信。

张九龄看到了。他知道，这话说了，这仇就结下了。但他还是要说。

有些话，现在不说，以后就没机会说了。

四、荆州的长夜

公元736年，张九龄被贬荆州。

离开长安那天，下着雨。没有送行的人，只有一辆马车，一个老仆。他站在城门外，回头看了一眼。

长安城在雨里朦胧胧的，像一场梦。他在这个梦里，活了三十四年。从岭南来的寒门学子，到一人之下的宰相。现在，梦醒了。

“老爷，上车吧。”老仆小声说。

张九龄点点头，上了车。马车碾过积水，溅起浑浊的水花。长安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雨幕里。

荆州在长江边，潮湿，多雨。张九龄的官职是长史，闲差，没什么实权。他每天做的事，就是看书，写字，偶尔去江边走走。

有天夜里，他登上城楼。那天是中秋，月亮很大，很圆，照得长江像一条银带。

江上有船，船上有灯火，有歌声。很热闹，但热闹是别人的。

他忽然想起很多事。

想起大庾岭上的挑夫，想起长安的朝堂，想起安禄山那双毒蛇一样的眼睛。

想起皇帝说：“张九龄，你是不是觉得，离了你，大唐就不转了？”

他现在知道了答案——离了他，大唐还是大唐。但会变成什么样的大唐，他不知道。

风吹过，有点冷。他裹了裹衣袍，低声吟道：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吟完这两句，他停住了。后面该是什么？他想不出来了。

或者不是想不出来，是不想想了。

有些话，说给谁听呢？皇帝不听，同僚不听，天下人都在忙着享乐，谁听一个被贬的老头子，在江边发的牢骚？

他摇摇头，转身下了城楼。

月光照着他的背影，很长，很孤。

五、最后的奏章

公元740年，韶州，张氏祖茔。

张九龄跪在父亲墓前，已经跪了一个时辰。他在守制，为父亲守丧。三年了，他离开长安，离开荆州，回到岭南，回到生他养他的地方。

头发全白了，腰也弯了，只有眼睛还亮着，像年轻时一样亮。

“父亲，”他对着墓碑说话，像父亲还活着，“儿子回来了。”

风吹过松林，沙沙作响，像在回应。

“儿子这一生，做了该做的事。修了路，说了真话，尽了本分。虽然……没能力挽狂澜。”

他想起前几天收到的消息。李林甫当了宰相，牛仙客也升了官。安禄山在范阳练兵，据说有二十万铁骑。

山雨欲来。他闻得到那股味道——腐败的味道，死亡的味道，一个王朝衰朽的味道。

“儿子老了，”他说，“拦不住了。但该说的话，儿子说过了。该做的事，儿子做过了。对得起天地，对得起良心，也对得起您从小教儿子的那些道理。”

他从怀里掏出一份奏章。这是他写的最后一份奏章，关于边防，关于民生，关于怎么救这个已经开始烂的大唐。

写好了，但送不出去了。李林甫把持朝政，所有奏章都要经过他的手。这份奏章送出去，只会落到李林甫手里，然后变成废纸。

但他还是写。就像当年在大庾岭，明知山是花岗岩，明知会很难，还是要修那条路。

因为有些事，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做，是因为应该做，所以要做。

他把奏章放在墓前，点燃烧了。

火很旺，很快把纸烧成灰。灰被风吹起，飘飘扬扬，像黑色的雪。

“父亲，儿子尽力了。”

他对着墓碑，深深磕了三个头。然后站起来，慢慢往回走。

路很长，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走得很慢，但很稳，像梅关古道上的那些挑夫，担子再重，路再难，一步一步，总能走完。

六、他身后的时代

张九龄死后的第十五年，安史之乱爆发。

安禄山起兵，二十万铁骑南下。洛阳陷落，长安陷落。李隆基仓皇出逃，在马嵬坡赐死杨贵妃，然后继续逃，逃到成都。

逃难路上，在一个下雨的夜晚，李隆基忽然想起张九龄。

想起他说：“安禄山该杀。”

想起他说：“陛下错了。”

想起他站在朝堂上，背挺得笔直，不管多少人反对，不管皇帝多生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

“力士，”李隆基对高力士说，“朕……是不是真的错了？”

高力士低头：“陛下……”

“张九龄是对的。”李隆基说，眼泪流下来，“朕要是听他的，何至于此？”

他派人去韶州，去张九龄的墓前祭奠。使者回来时说，张公的墓很干净，常有百姓去打扫，去祭拜。墓前有棵松树，长得很好，很直。

李隆基听了，久久不语。

又过了很多年，安史之乱平定了，但大唐也伤了元气，再也回不到从前。

后来的皇帝，要任命宰相时，总会问一句：“风度得如九龄否？”

意思是，这人的气度，能比得上当年的张九龄吗？

比不上了。再也比不上了。

那个岭南来的寒门学子，那个修梅关古道的工程总监，那个敢跟皇帝顶嘴的宰相，那个在荆州城头望月的诗人，那个到死都在写奏章的老人——

他带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生命，是一个时代的气节，一个王朝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