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清把互惠互利的贸易视为对对方的恩赐？

贸易，说白了就是买卖。我买你的东西，我给你钱，你能赚到钱，我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反过来，你买我的东西，你给我钱，我赚到钱，但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可见贸易是个互惠互利、各取所需的事儿。一般来讲，双方发展贸易，会产生一个互利的结果，大家都从贸易中得到好处；如果双方断绝了贸易，结果也是双输的。

但在清朝，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前，对于来华发展贸易的洋人，大清皇帝基本都是把贸易这种本来是互惠互利的东西看作是大清单方面对洋人的恩赐。大清皇帝认为：跟你展开贸易，是让你单方面从大清得到好处，赚大清的便宜；如果你哪天让天朝不高兴了，天朝不跟你做生意，那也是对你单方面的惩罚，天朝不会因为断绝贸易而承受任何损失。

大清皇帝的观点我们现代人看着觉得很荒谬，但是如果你从大清皇帝的视角去看，这种观点并不荒谬。大清皇帝持有这种观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先说第一个原因。中国古代王朝除了宋朝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之外，是不重视国际贸易的。就像乾隆皇帝给英国使臣马戈尔尼说的那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根本不需要通过以国际贸易的方式从国外获取天朝没有的东西。贸易本来就是“互通有无”，现在天朝什么都有，从天朝的角度根本就没有跟你互通有无发展贸易的必要性，但天朝仍然选择跟你贸易，让你可以从天朝买到在天朝有而你没有的东西，那不是恩赐是什么？

再说第二个原因。我们拿乾隆皇帝举例。在乾隆皇帝眼里“国际贸易”跟“朝贡”的性质差不多，确实很多历史研究者也往往把“朝贡”称为“朝贡贸易”。如果把“朝贡贸易”也看作是一种“贸易”，这种“贸易”显然并不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它遵循的是一种“厚往薄来”的原则。番邦使臣大老远来大清进贡，献上他们当地出产的土特产、方物，皇帝感受到了他们的孝心，龙颜大悦，回赐给他们的礼物，价值往往是他们献给朝廷的贡物价值的几十倍、上百倍，甚至上千倍。可见，每次“朝贡贸易”与其说是“贸易”不如说是朝廷对番邦的“赏赐”，让番邦“血赚不赔”，这种“贸易”不是天朝的恩赐又是什么？这种贸易的断绝不是天朝单方面对番邦的惩罚又是什么？

这样一分析，大清皇帝把贸易这种对双方互惠互利的关系看作是大清对洋人单方面的恩赐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当然，大清皇帝对贸易的这种认识并不是大清皇帝独有的，而是所有的皇帝几乎都有这种认识。因为朝贡贸易也不是大清独有的。以“朝贡贸易”的思维看待“贸易”就成了皇帝们共同的“思维误区”。

对皇帝们来讲，朝贡贸易的本质就是花钱买面子。因为朝贡制度自从建立以来就成为考核一代代皇帝功绩的“重要KPI”：一个帝王在位时有多少“邦国”来朝贡，这是衡量该帝王政绩的重要指标。如果“万邦来朝，八方归化”，那基本能证明这个皇帝治下是盛世，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如果朝贡国寥寥，甚至都没有“外邦”认这位帝王当国的朝廷为“正统”，那基本能证明这位皇帝的“业绩”不怎么样，大概率是国力衰弱甚至民不聊生的那种。

对皇帝们来讲，无论是通过朝贡贸易这种方式回赐给番邦丰厚的回报以换取他们来朝贡还是直接向番邦大把撒钱换他们来天朝朝贡，都是给皇上的“政绩”加分的，皇上觉得“钱花得值”，反正不是皇帝老儿自己买单，而是亿万天朝子民为皇帝买单，所以皇帝在“花钱买面子”的时候可以不计成本。

皇帝对贸易有这种错误的认识，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种畸形的贸易观虽然不符合贸易的本质但真的很符合皇帝的利益。但广大天朝子民也用皇帝的视角去看问题，认为贸易是天朝对番邦的恩赐，认为天朝如果与番邦断绝了贸易是对番邦的惩罚，这就非常悲哀了。

天朝子民的这种错误认识有其思想根源。秦制帝国“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延续了千年，到了清朝的时候早就深入人心，这培养出了天朝子民一个很畸形的带有自虐倾向的认识：权力从他们身上直接掠夺财富，这种掠夺是无偿的，不会给他们任何回报，但他们认为这是合理的；但商人如果要与他们展开公平自愿的交易，从他们手上赚到钱，他们同时从商人手里通过交易买到东西，这是有偿的，可他们认为这种有偿的贸易反而是不合理的，认为他们吃亏了，商人从他们身上“占便宜”了，赚到了他们的钱，无商不奸。

这就是一种奴性思维。这种思维的潜意识是放弃了思维的自主性，让权力任意支配他们，剥夺他们的财富或者征发他们去打仗、从事徭役。他们只能完全服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因为他们只能完全服从支配、完全没法反抗，为了从心理上安慰自己，他们潜意识就开始想方设法把这种状况论证为合理的。“完全接受被权力支配是合理的”这种认识本来是他们在无法改变命运的无奈之下构建出来的一种自我安慰，但时间长了，思维产生了惯性，他们就真的认为“完全接受权力的支配是合理的”了，实现了从思想上被“奴化”。而交易，由于交易双方是自愿的，需要双方都有自主性思维，当需要让他们具有自主性思维才能做事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不习惯，还不如直接放弃自主性思维，任权力自由支配来的爽快，不要自己动脑子了嘛！

从这个角度讲，奸商、刁民都比麻木地接受“被权力完全支配”的顺民要更有进步性。因为奸商刁民他们都是有自主思维的，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为自己谋利”、知道“发挥个体自主性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现在是奸商刁民，道德上比较龌龊，手段上是罪恶的，但一个有自主思维的大活人比僵尸还是要强。

被奴役惯了的人是害怕拥有自主性的，他忧心忡忡，六神无主，不知道怎么办好。反而有一个权力的大手在背后支配他的一切，他虽然完全无法抗拒这种支配，但可以不需要自己动脑子，完全接受安排就行了，这让他觉得心里踏实，有安全感、依赖感。“如果哪天支配他一切的这个权力忽然没有了”，对他来讲简直是“天塌下来一样的恐惧”。所以他们会自觉地站在支配他们的权力的视角去看问题，为这种支配他们的权力辩护、甚至发自内心地去保护这种支配他们的权力。

当然，这种认识也不是大清子民的专利。美国19世纪解放黑奴的时候，有很多黑奴在得到了自主权之后，也变得迷茫起来，不知道怎么应对眼前这个世界。他们也非常怀念由领主支配他们、他们只需安心接受支配即可、无需主动操心任何事的日子。甚至有些黑奴被解放了，当他知道他的领主还在，他又自愿跑回他领主那里继续主动去当奴隶。

所以，在大清，大清子民们“丫鬟命，公主心”，虽然身在底层但却完全站在大清皇帝的视角上去看问题，认为大清与洋人发展贸易是对洋人的恩赐，认为大清如果断绝了与洋人的贸易对洋人是一种惩罚，也就完全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