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人怒了！30年“统一童话”破灭，36%选票投向右翼要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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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西方：“离婚”在即，德国正如何失去它的东部

从“我”走向“我们”。

三十七年前，身处东德的人们服从了那一项集结令。据统计，当时约有70000人聚集在莱比锡街头。我们并肩走在街道上，是因为没有人再愿意按照国家预设的方式生活，而是希望按照自己认同的正当性去生活。 这不仅关乎个人的言论自由，也关乎旅行的自由。我们作为一个集体，向那些持枪对峙的治安警察和人民军发出提醒：我们正是他们口中代表的那个“人民”，尽管他们一直在规定我们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当时那句口号响彻云霄：“我们才是人民！”

自十七年前起，莱比锡每年都会举办“灯光节”来庆祝这个日子。奥古斯特广场上的大学主楼——那个被戏称为“智齿”的建筑——窗户会亮起“89”的字样，照亮了这座东德的“英雄之城”。

每年的烛光游行最终演变成一场宣告“历史结局圆满”的民众节日。官方传递的信息是：自那个秋天开启的故事不仅有一个好结局，而且直到今天一切依然安好，至少比东德统治的40年要好。

2029年德国将迎来联邦议院选举。届时，那场终结东德统治的莱比锡“周一游行”也将迎来40周年纪念。

雅娜·亨塞尔的新作《从前有一个国家》正是针对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节点而作。该书的副标题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她的家乡正再次告别民主？

事实上，这在亨塞尔看来已经不再是一个疑问。作为曾凭借《地区之子》开创了一个世代话语、为那个失落国家的晚生者们“赋能”的作家，她如今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她认为，自己的梦想已经破灭，一个时代正走向终结，这便是德国东部的民主时代。三十七年前，亨塞尔也站在莱比锡的街头。她在书中写道，当时她守在母亲身边，此后她的人生被分割为此前13年的东德时光和此后漫长的岁月。

亨塞尔在此后的岁月里究竟梦想着什么，在这本约250页的“哀歌”中并未完全清晰地展现。或许是一种比父母辈更自由的生活，或许是希望通过东部的加入让德国变得更偏左。

但梦境终究是幻象。噩梦随之袭来，直到人们醒悟并意识到：“也许这一刻已经降临。”那种对强大国家、对另一种制度的旧有渴望正重新抬头。 亨塞尔认为，无论是在投票站、客厅还是街道上，东部正再次漂离西方，直到最终彻底决裂。她将这种背离比作一段无法挽回的关系：东德人曾是愿意付出的恋人，曾准备好改变自己；但他们认为，西德人也本该做出改变。

如今在亨塞尔看来，一切为时已晚，东部正准备与西部“离婚”。

当东部的投票倾向比西部更偏左时，这种“两德疏离”尚未成为社会核心话题。但自所谓的“新联邦州”整体转向右翼以来，来自法兰克福、汉堡和慕尼黑的主流媒体和评论家们才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审视这些“不一样的德国人”。 然而，这种审视往往只得出一个陈旧的结论：东德人是一群受过 伤害、不具备民主能力的德国人。亨塞尔对她的同胞有着更深层的思考。

她将九十年代降临在东德人身上的变迁描述为一场“社会大地震”。随后而来的是一场“心理海啸”，并在政治领域留下了大量的受害者。

亨塞尔认为，如果将东德人比作一个鸟群，他们会时而飞向这里，时而飞向那里。他们并非毫无政治立场或失去方向，也并非完全不理性。

人们经常指责他们不懂民主或不愿融入，但亨塞尔指出，他们实际上是在遵循自身利益。这种利益逻辑源自他们自身的冲突，他们是在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进行内在的逻辑博弈。

亨塞尔对她父母那一辈人感到惊讶：他们竟然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相信西方的诺言，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

正如她所言，“通往‘繁荣景观’的道路，首先让他们穿越了一段漫长的泪谷”。尽管当时的失业率极高，但投票率也同样处于高位。

一部分人视赫尔穆特·科尔为政治强人并拥护他掌权；另一部分人则投票给民主党——即改组后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对于这两种选择，西德舆论都认为东德人缺乏在联邦德国生活的“政治成熟度”。

亨塞尔在书中引用了一些陈年的预言。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恩格勒曾及时发出警告，提醒人们关注秋天那场被羞辱的民众运动。

早在二十五年前，沃尔夫冈·蒂尔泽就察觉到，由于失望和沮丧，东部的开放社会基础正在崩塌。东德人曾寄希望于另一位政治强人——格哈德·施罗德，得到的却是削减福利的“议程”。

于是，“周一游行”迎来了它的复兴。作为“地区之子”的发声者，亨塞尔当时以记者身份参与其中。一名男子曾向她抱怨：“国家抛弃了我们。”22年后，这句话出现在她的新书中。

书中不仅探讨了反对国家的“周一游行”如何从左翼抗争演变为右翼集会，还试图给出答案。

“事实上，这些来自德国选择党的人，本质上是一种激进的西德自由派。” ——本尼迪克特·凯撒，作家及活动家

为了探寻民意为何在十年前发生逆转，并导致如今“新联邦州”可能被一个对民主定义迥异的政党治理，亨塞尔走访了多位东部的政治名人。

她采访了在劳西茨地区的右翼选择党党首蒂诺·克鲁帕拉。克鲁帕拉原本是一名油漆工，他在西部的党内同僚戏称他为“画笔”。但他在东部具有不可替代的号召力。

马克西米利安·克拉也接受了采访。他声称东德人并不是“觉醒派”，并表示自己在精神上早已成为他们的一员，以身为“东部主流”而自豪。

亨塞尔还遇到了本尼迪克特·凯撒。凯撒曾是一名萨克森州的足球流氓和新纳粹分子，后来通过阅读转向右翼知识分子创作。

亨塞尔对他考究的着装、洗练的语言以及他谈论“战略性占领东部”时的坦诚感到惊讶。这位出生于法兰克尼亚（西德地区）的活动家目前在柏林为选择党工作。

他在著作中指出，经济落差和二等公民的政治挫败感，可以被一个代表数百万“未被代表的东德人”的右翼民粹力量所利用。但他同时指出，选择党在东部还不够“东德化”，其核心成员本质上仍带有激进的西德自由派色彩。

一些迁居东部的极右翼分子则更接近这种“接管幻想”。比约恩·霍克骑着东德产的辛松摩托车参加竞选，打出“要辛松，不要载货自行车”的口号。

他声称无数选择党的选民曾走上街头，拥有反抗“仇视人民的政权”的经验。该党利用“完成变革”、“变革2.0版”以及“我们才是人民”等口号进行宣传。

格茨·库比切克在施内尔罗达梦想着一场“精神内战”。尤尔根·埃尔塞瑟则在格拉的一次演讲中公开质疑：是否应该在东部重新建立东德？但他的构想是建立一个“德意志民主帝国”。

亨塞尔试图理解，为什么这些自相矛盾、混乱的西德意识形态产品能在东部奏效。她也对安格拉·默克尔进行了反思，指责默克尔直到在东部遭到唾弃、甚至被示威者抬出绞刑架示众时，才开始公开认同自己的东部身份。

亨塞尔此前的作品——《地区之子》、《我们是谁》、《一切如何保持不同》——都是在为东部身份辩护，将其视为一种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出生的恩赐。

而《从前有一个国家》则表达了她对这一群体的绝望与失望。 她看到，一个曾拥有解放和进步传统的群体，正背叛这些传统，转而投靠一个以“人民”名义推行非自由统治、并将其包装成民主的政党。

东部不再是西部眼中的那个“他者”或“异类”，而是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常态。莱比锡民权活动家、前绿党成员安特耶·赫尔梅瑙对亨塞尔直言：“是的，‘离婚’已近在咫尺。”

亨塞尔描述的现象，与其说关乎政治，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流行文化。这个在东部迅速崛起的抗议政党，正利用积累了36年的身份差异需求进行表演：西部被描绘成苍老、饱足且乏味的；而东部则被塑造成先锋——从抗争者、地区之子，直到如今在网络上活跃的右翼青年。

那个“我们”回来了。尽管它已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