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陈郁被调离中央任广东省委书记，周总理：他们点名要你去

1957年盛夏，北京闷热潮湿。中南海西花厅里，电话铃声忽然响起，工作人员快步走进来：“陈部长，周总理请您过去一趟。”这一年，陈郁56岁，在煤炭工业部工作已近两年，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却没想到，命运又一次悄悄转了个弯。

在这通电话背后，是中央对南方工作的考量，是地方对一位老工运干部的迫切需要，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再一次被推向关键岗位的历史节点。要看懂1957年陈郁被“点名”去广东，视线还得往前拉很远，从他早年的工人运动经历说起，从他与周恩来、任弼时之间那段并肩战斗的岁月说起。

有意思的是，陈郁一生看似不断“被调动”，却很少有个人选择的余地，但每一次变化，都紧紧扣住了国家的大局和时代的需要。

一、从“海员陈郁”到“莫斯科工人”

1901年，陈郁出生在广东宝安县一个普通农家。家里日子紧巴巴，读书只能断断续续，算下来不过两年多一点。虽然书念得不多，但在码头和船上的见闻，让他很早尝到了社会底层生活的艰辛，也目睹了工人被压迫的现实。

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年仅21岁的陈郁就卷入其中。对很多人来说，那只是一场关系工资和工时的斗争，对陈郁来说，却是一扇门被推开。他很快从普通海员成长为骨干，组织协调、鼓动宣传，样样都上手。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奔走在码头、船上和会场之间。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为了声援，被誉为“省港大罢工”的斗争在广东和香港打响。陈郁在这场长达一年多的罢工中承担了重要角色，负责太平洋航线分会的工作。试想一下，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要把上万名海员组织起来，靠的不是一腔热血那么简单，更需要极强的组织能力和坚定立场。

同年8月，陈郁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出任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主席。这位出身贫寒的青年，从此不再只是一名普通工人，而是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不得不说，以当时的形势，选择这条路风险极大，稍有不慎，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1928年7月，党组织任命他为中央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同时仍兼任海员总工会主席。岗位越来越重要，责任也越来越重。到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这一步，对一个工人出身的干部来说，是极大的信任。

不过，命运也在这时埋下了一个伏笔。这年6月，陈郁被送往苏联列宁学院学习，名义上是培养干部，实际情况却并不简单。

二、被“冷处理”的干部，和一次关键的平反

关于后来发生的事，档案里曾有一段简短的鉴定：“陈郁，1931年到莫斯科，1933年被派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工作，直到现在……”简单几行字背后，是一个重要干部长期被“冷处理”的现实。

事情源于他当年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后，对某些路线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他不仅在内部提出看法，还写过一份《申明书》。在党内正常讨论范围内，表达意见并非不可以，但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里，他的做法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尤其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对他十分不满。

结果就是，陈郁被派往苏联学习，之后又安排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当工人。这种安排，表面上是“锻炼”，实质上带有明显的处分意味。一个曾经代表党中央出席共产国际的干部，被长期安排在工厂一线干体力活，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在苏联的那几年，陈郁的生活很不容易。一方面，他本来就是工人出身，干体力活并不陌生；另一方面，从政治上被冷落，对一个把一生交给党的人来说，打击非常沉重。更难的是，他还要承受来自组织层面一些不公正的评价和对待。

转机出现在1939年。

这一年7月，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彼时，他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在重庆负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往返各界，日夜奔忙。没想到在前往中央党校作报告的途中，因为马受惊摔下马，右臂粉碎性骨折。根据中央安排，他被送往苏联治疗。

就在苏联养伤期间，周恩来从任弼时那里了解到陈郁在苏联的情况。任弼时当时也在苏联工作，对在苏的中共党员状况十分清楚。谈起陈郁，任弼时直言，这件事拖得太久，又迟迟得不到妥善处理。

周恩来听完，心里一紧。陈郁早年在工运中的表现，他是知道的；这名干部被长期搁置，对组织和个人来说，都是损失。周恩来向任弼时详细了解经过，随后开始着手调查相关材料和处理过程中的问题。

根据当时的情况，要为一名被“冷处理”的干部翻案，并非一句话的事。周恩来在苏联治疗期间，一边配合医生，一边利用时间查阅档案、核对情况。任弼时也从各个渠道收集信息，两人反复讨论，理清来龙去脉。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非常注意把握分寸，一方面坚持原则，另一方面尽量从整体利益出发，避免引发新的争议。

经过一段时间工作，终于确认，陈郁的问题处理过重，且与事实不符。周恩来与任弼时据理力争，推动撤销原先的处分意见，为陈郁恢复应有的政治评价。这件事看似只是个人命运的转折，实际上折射出的是党在严肃对待历史问题上的一种态度。

1940年2月25日，陈郁随周恩来、任弼时离开莫斯科，返回延安。多年“被埋”的经历，到这里画上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陈郁忍不住红了眼眶：“若非有周总理，若非有任弼时同志，我恐怕……”话没说完，却已经足够。

回到延安后，陈郁被安排到中央党校一部，参加为党的“七大”准备的学习班，再次回到干部队伍的核心视野当中。这一安排，既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也是对过去那段“莫斯科岁月”的一种修正。

三、“石油陈郁”：从新疆戈壁到北京部委

时间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政权建设、经济恢复、工业布局，方方面面都需要人。对于陈郁这样的老工人干部和有实际管理经验的人来说，新阶段的任务已经远远超出单纯的工运。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家对能源的重视迅速提升。燃料工业是工业化的基础，当时全国的石油基础非常薄弱，尤其是新疆地区，虽然地质部门早有察觉这里有潜力，但基础设施几乎为零，百废待兴。对中央来说，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牵涉到国防和长远战略。

在这种背景下，陈郁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燃料工业部部长。这一任命并不偶然。工人出身、长期与产业工人打交道、对工业管理并不陌生，又有在苏联工作的经历，对国际石油工业情况多少有所了解，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他成为合适人选。

1950年9月30日，根据中苏双方平权合股的原则，中国燃料工业部与苏联石油工业部在乌鲁木齐成立中苏石油股份公司。这家企业，是新中国利用外资的首次尝试，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中外合资石油企业。对今天的人来说，这只是一段简短的史料，对当时的领导层来说，却是一次大胆探索。

在北京举行的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批准书互换仪式上，陈郁全程参加。按照中央规定，燃料工业部负责石油公司的经营方针、干部调配等重大问题。换句话说，这家公司的方向、关键岗位安排、发展布局，都离不开陈郁的拍板和把关。

他非常清楚，石油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处于什么地位。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钢铁、机械、化工等行业，都离不开稳定的石油供应。更不用说，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使得能源安全问题显得格外紧迫。

在此后的几年里，他持续关注新疆石油的勘探和开发，协调技术力量、物资供应和干部队伍的建设。后来人回忆起当年的工作时，常提到一个细节：在很多涉及新疆石油的会议上，不管多忙，陈郁总要详细询问井队情况、工人生活状况，甚至连井场吃水难不难，他都要追问一句。

随着勘探推进，新疆戈壁滩上的井架一座座竖起来。风沙中，一批又一批石油工人扎根荒漠，用技术突破、产量增长回应组织的信任。那些年，每一口喷油的油井，都凝结着一代人的坚守。

1955年，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决定撤销燃料工业部，成立石油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三大部委，这是对国家能源管理体制的一次重要调整。陈郁在这一调整中，被任命为煤炭工业部部长，从“石油陈郁”转而承担煤炭领域的重任。

有人以为他会对离开石油部门有所失落，但从当时的材料和回忆来看，他并没有纠结太多。燃料结构中，煤炭是当时的绝对主体，电力建设、工业生产、居民采暖都离不开煤。对他来说，只要是国家需要，无非是换一个阵地。

在煤炭工业部工作的这几年，他一头扎进矿区、安全生产、生产布局等一系列具体事务里。那段时间，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对煤炭的需求逐年攀升，而煤矿基础管理薄弱、技术水平有限、安全隐患不少。这些问题，对一个年过半百的部长来说，绝对谈不上轻松。

四、“他们点名要你去”：回到广东的最后一程

1957年，情况又有了新变化。广东地处沿海，历史复杂，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又是经济恢复任务较重的地区，加上海外关系、华侨问题交织，治理难度不小。地方需要一位既懂工业、又有群众基础，还熟悉南方情况的主要领导。

中央经过研究，决定调陈郁回广东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长。这一决定，对煤炭工业部来说，多少有些“突然”。支撑全国工业化的煤炭工作正值关键阶段，部长的人选不是随便能替的。

陈郁启程前，邓小平把他叫去谈话。邓小平当时的意思非常明确：到了广东，要协助陶铸同志，团结干部和群众，把地方各方面的工作尽量做好。言外之意，广东工作不简单，既要稳，又要推，要靠得住的人。

紧接着，周恩来也打电话给陈郁，请他到中南海西花厅聊聊。那次谈话，对陈郁来说，是一次既温情又严肃的告别。

周恩来看着他，说话不紧不慢：“我知道你对北京有感情，煤炭部的同志也舍不得你走。但广东方面这次调人的请求提得很坚决，中央反复研究后，决定尊重地方意见。”稍作停顿，他接着说，“你在煤炭部的工作，大家都看在眼里。能源保供，矿区建设，这些都离不开你下功夫。现在他们点名要你去广东，这既是信任，也是任务。”

这番话，说得非常直白。“他们点名要你去”，既说明地方的急迫，也体现出中央在干部安排上的通盘考量。陈郁听着，一时间心里百感交集。一边是已经熟悉的部委，一边是阔别多年的家乡；一边是相对成熟的系统工作，一边是任务繁重、情况复杂的地方治理。

有同事后来回忆，那段时间陈郁话不多，只是默默整理手头工作安排，把需要交接的事情一件件列清。他很清楚，干部服从组织安排是原则，更何况，广东确实需要一名熟悉当地情况的老干部坐镇。

1957年8月，陈郁带着中央的决定和周恩来的期望，离开工作了8年的首都北京，南下广东。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回乡之行，更是一段全新的政治旅程。

回到广东后，他一方面着手推动地方工业和农业恢复与发展，一方面仍旧对国家整体的能源布局保持关注。煤炭、石油、电力这些问题，他从来没有真正放下过。有时候在省内调研，他听到一些与能源有关的情况，仍会追问得很细。

多年高强度的工作，最终还是压垮了他的身体。进入70年代后，他的健康状况明显滑坡，但工作节奏并未放慢多少。1974年3月21日，陈郁在广东病逝，终年73岁。

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他在生命最后阶段，仍念念不忘能源问题。最后留下的话，断断续续，却意思十分清楚：“要研究，石油问题……这是大事……”一个一生同工人和工业打交道的老干部，到生命尽头仍把国家的能源发展挂在心上，这样的思路，并不意外。

纵观陈郁的一生，从香港码头到莫斯科工厂，从延安的课堂到乌鲁木齐的油田，从北京部委大楼到广东省府办公室，他的名字总是和“工人”“工业”“能源”这些字眼绑在一起。早年工运打下的底子，让他懂得工人的苦；苏联那段“被冷处理”的岁月，让他体会到组织公正的重要；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关键岗位变动，则让他的能力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发挥。

周恩来、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他人生几个关键节点上给予的支持与帮助，并不是对个人的特别照顾，而是一种对历史负责、对干部负责的态度。陈郁后来能在新疆石油、国家燃料工业、煤炭工业以及广东地方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与当年那次及时而严谨的“纠错”有着直接联系。

1957年那句“他们点名要你去”，之所以被人记住，是因为这背后有一个很清楚的逻辑：干部不是为某一个部门而存在，而是为党的事业、为国家需要而流动。对陈郁来说，从中央部委到广东地方，是一次回到家乡的调动，更是一道必须完成的任务。对广东来说，他的到来，是一段新的起点。对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来说，他的轨迹，则是那个年代无数干部身影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