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排名第17的战犯将财产变现，汇到国外，仅一年后就命丧香港

1948年12月的南京，凛冽的北风卷着落叶，国民党政府机关里却弥漫着另一股寒意——新华社公布了第一批战犯名单。茶房小声嘟囔：“唉，连吴鼎昌都上榜，排第十七哩。”在场官员一惊，目光齐刷刷投向那位头发花白、仍习惯整理袖口的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没有说话，只是捻着胡须，脸色比天色更灰。

两个月后，渡江战役炮声隆隆，南京气氛窒息。吴鼎昌已觉出大势去也，却仍幻想能留在蒋介石身边。2月初，他匆匆赶往灵谷寺旁的官邸聆听“委员长”部署。会后，他低声提醒：“委员长，机关想及早安排外迁。”蒋介石皱眉，“急什么？先听我号令。”寥寥数语，态度冷硬。吴鼎昌第一次真切感到，自己被抛在外面了。

回溯三十余年，这位出身成都、祖籍浙江的读书人，本是金融行当急先锋。1916年坐上中国银行总裁宝座，其后又做过盐业银行总经理、财政部次长兼天津造币厂长。造币厂那笔向日本购铜的回扣，让他第一次尝到大钱滚来的滋味。小算盘一拨，他明白：金融是条金光大道，政治则是护身符，两者缺一不可。

1926年，他砸下五万元收购旧《大公报》，联手胡政之、张季鸾发誓“只办报，不沾政”。几年后版面飘红，发行量暴涨，他却突然“食言”。1931年秋，蒋介石在庐山一口气同他谈了七天，承诺官职、资源、后台。吴鼎昌心动，索性放手去当“实业部”头牌，丢下新闻理想，只留下“中立四不”口号挂在墙上落灰。

1935年的“赴日经济考察团”，是他为蒋系探路的代表作。那时东北已沦陷，日本军靴还在松花江边抖落血迹，他却领着三十余位工商巨头去东京高唱“中日经济提携”。考察团回国，他带回一叠方案，包装成“工业化蓝图”，实则为四大家族圈钱设局。不久，中国茶叶公司、中国造纸公司等官僚资本企业陆续挂牌，利润源源不断流进那些家族金库。

抗战爆发，贵州成后方。1937年冬，他被任命为贵州省主席，顺带保安与军管数职，权力傍身。贵阳街头货栈林立，商贾云集，表面生机勃勃，背后是北方战区无法经营而被逼南迁的资金。1939年至1943年，贵州公司总股本从六百万飙到三千万元，五倍增幅将他送进“经济奇迹”的神坛，普通百姓却只见米价节节高，生计愈发艰辛。

1945年春，他跃升为文官长，负责蒋介石的文牍与谋划。抗战胜利前夜，他建言邀毛泽东赴渝“谈和”。在吴鼎昌看来，共产党领袖必不敢来，谁料毛泽东真的登机飞抵重庆。陪都街头人声鼎沸，蒋介石措手不及，吴鼎昌则悄悄咬碎了一口白牙，这一败笔让他的谋士光环瞬间黯淡。

1948年，蒋介石就任总统，他却没料到“德邻入阁”的传言竟成事实。吴忠信被扶上秘书长宝座，旧日同僚们来道贺，吴鼎昌心知前途暗淡。回到官邸，他连夜整理账册，将多年搜括的金条、美元电汇至瑞士、美国两地。临行前，他悄悄告诉秘书：“船要沉了，咱得先上岸。”当年12月31日夜，他躲进轮船底舱，漂向香港。

初到香港，吴鼎昌租下山顶道一处公寓，窗外是迷人海港，室内却弥漫消毒水气味。医院确诊：晚期胃癌。消息传到岛上亲友耳边，探病者寥寥。有人劝他返乡求医，他摇头苦笑：“回去做什么？”言罢长叹。昔日呼风唤雨的财阀，如今靠注射吗啡苟延。用黄金换来的舒适病房，无法换回早年的异乡豪情。

1950年8月23日清晨，病床旁只剩微弱呼吸。护士记得，他最后嘟囔的是“回……家……”，随即气绝，终年六十七岁。彼时大陆已完成解放大业，公安部接手战犯档案才得知：排名第十七的吴鼎昌，已在香港去世，“行止迄未悉详细”。这份结案报告，字里行间透着惘然，也带着几分唏嘘。

有意思的是，那批提前转移的资金，因为绕经多国账户，部分最终落入海外投机商手里。吴氏家族随后分崩离析：次子在台湾抑郁，长女远嫁英伦，彼此反目。巨款如脱缰野马，随金融风浪飘荡，难有归宿。人们说他“机关算尽”，却忘了刀口舔血终究割在自己身上。

若论政学系元老，吴鼎昌并非最凶，亦不属最狠。但他的一生像一幅教科书：银行起家，报纸立威，官僚资本套现，战争红利致富，等到时代翻篇，灰飞烟灭。1950年秋，香港《工商日报》发讣告，寥寥百字。读者扫过标题，很快翻页，仿佛只记得他在抗战最焦灼时分还在谈“提携”。这般凋零，倒也切合那句古语——恶贯盈，命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