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故事,得从一片大漠说起。
蒙古高原的中央,横亘着一道戈壁沙漠。它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天险,却像一道无形的“院墙”,把蒙古草原分成了南边水草丰美的“漠南”,和北边天寒地阔的“漠北”。几百年前,住在这道院墙南北的,本是同文同种的蒙古人,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可后来,这家里的两个兄弟,却阴差阳错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一个留在了中国大家庭,成了今天的内蒙古;另一个远行独立,成了蒙古国。
这“兄弟分家”,不是一天分完的,整整分了三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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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大哥“从龙”,二弟“观望”(清朝初期)
故事得从公元1619年说起。
那一年,蒙古的大汗——林丹汗,站在了三岔路口。他虽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可这时候的蒙古早已四分五裂。南边,明朝快不行了;东北边,努尔哈赤的女真人正磨刀霍霍。
林丹汗想学祖宗恢复统一,可他干了两件蠢事:第一,他为了拿明朝的“赞助费”,去招惹努尔海赤,结果打不过;第二,他觉得“攘外必先安内”,掉过头来收拾自家不听话的蒙古部落。
这一收拾,坏事了。
那些怕被收拾的蒙古部落——尤其是住在今天内蒙古通辽一带的科尔沁部,心想:“大汗你要抢我的牛羊,我还跟你混什么?”一扭脸,投奔了女真人。这就像老大哥要整顿家务,弟弟们觉得大哥太凶,干脆带着家产投了对门的富户。
到了1635年,林丹汗败亡,他的儿子捧着元朝传国玉玺,向后金皇帝皇太极投降。至此,漠南蒙古全部归附清朝。皇太极不仅当了大清皇帝,还兼职当了蒙古大汗。
这就是“内蒙古”的由来。 这些部落归顺早,和满洲贵族联姻打仗,是“从龙功臣”。清朝把他们编成旗,封王公,给俸禄,视为自己人。他们住得离北京近,跟着皇帝南征北战,几代人下来,早就把中原当成了家。
可北边呢?
那道戈壁沙漠以北的喀尔喀蒙古——也就是后来的“外蒙古”,这时候还在看热闹。他们离得远,觉得战火烧不过来,虽然也向清朝进贡,但那是“附属国”的心态,不是“一家人”的自觉。逢年过节送点礼,平时关起门过自己的日子。
一个锅里吃饭的兄弟,从这时候起,就一个成了“嫡系”,一个成了“旁系”。
第二回:仇人递刀,兄弟失和(清朝晚期)
又过了两百多年,到了清朝末年,这家里的形势变了。
当年的“富户”清朝,这会儿已是个病入膏肓的老头。而北边,一个叫沙俄的邻居,正趴在墙头上往里张望。
沙俄对漠北这块地,馋了一百多年。1854年,沙俄的一个总督就说过:“一旦中国有事,蒙古绝不能归新政府,得归我保护。” 这话说得够直白了。
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清政府倒台,整个中国乱成一锅粥。沙俄一看机会来了,立刻给漠北的王公活佛们递话:“你们不是不想受清朝管吗?现在正是时候,枪炮子弹我出,军队我派,独立吧!”
这就像邻居拎着礼物上门,对二弟说:“你哥现在病了,管不了你了,你不如自己单过,我给你撑腰。”
二弟心里本来就有点委屈——这两百年,大哥跟着清朝吃香喝辣,自己在北边苦哈哈,逢年过节送礼还得看脸色。于是,1911年12月,在沙俄军队的刺刀保护下,库伦(今乌兰巴托)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宣布“独立”,当上了皇帝。
北洋政府不承认,可民国刚成立,自己还站不稳,哪有力气翻过沙漠去打?只好在1913年和沙俄签了个声明,承认外蒙古“自治”——名义上还是中国的,但中国不能驻军、不能移民、不能派官。
这叫“分家不分产”,可实际上,院门已经被邻居把住了。
第三回:乱世拉锯,门外的眼睛(民国初期)
这之后十几年,外蒙古像一片落叶,在风中打转。
1919年,北洋出了一位猛人叫徐树铮。他带着西北边防军,快马加鞭收复了库伦。孙中山高兴得发电报祝贺,说徐树铮的功劳比汉朝打匈奴的名将还大。
可这好日子,只有几个月。
徐树铮前脚刚走,军阀混战就把他的后路断了。1921年,白俄军队打进库伦,苏俄红军又以“追击白匪”为名也进了库伦。最后,红军没走,留下了一个亲苏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从20年代到40年代,外蒙古名义上是中国领土,实际上已经是苏联的卫星国。莫斯科的命令,比重庆的命令管用得多。
这门,算是彻底从外面锁上了。
第四回:雅尔塔的桌旁,没有主人的“分家契”
1945年2月,苏联的克里米亚。
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坐在一起,商量怎么打败日本。斯大林开出了出兵东北的价码,其中一条是:“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
什么叫“现状”?就是苏联控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
罗斯福和丘吉尔点头了。这张签了字的纸,叫《雅尔塔协定》。
这是一场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却要割中国领土的会议。
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气得发抖,却毫无办法。1945年6月,他派儿子蒋经国和行政院长宋子文去莫斯科谈判。
蒋经国在苏联待过12年,娶了俄国老婆,本以为能和老朋友斯大林讲讲人情。他恳切地说:“我们抗战就是为了收复失地,日本还没打败,先把这么大一块地割出去,老百姓会骂我们卖国的。”
斯大林冷冷看着他:“你今天不是来求我帮忙吗?如果你有力量打败日本,我自然不会说废话。你没有力量,讲这些话,都是废话。”
宋子文试图讨价还价,提出给外蒙古“高度自治”。斯大林把雅尔塔协定往桌上一甩:“罗斯福都签了,你还有什么可谈的?”
宋子文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辞职了。继任的王世杰签了字。
1945年10月,外蒙古举行“独立公投”。国民政府派了个官员去“观察”。临行前蒋介石嘱咐:“只看,别说,别动。”
这位官员回来后报告:那哪是投票啊?是官员拿着名单,挨个问“你同不同意独立”,旁边站着监票的人,笔都在人家手里攥着,老百姓哪敢说个“不”字?可结果是:98%的选民投票,100%赞成独立。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公告:承认外蒙古独立。
分家手续,至此办完。
尾声:南边入社,北边立户
故事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内蒙古呢?
内蒙古的故事,走向了完全相反的结局。
1947年5月1日,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内蒙古自治区。这是中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
此后的十几年里,中央政府像拼图一样,把热河、察哈尔、绥远、甘肃等地蒙古族聚居的区域,一片一片归入内蒙古的版图。1954年,归绥改回那个古老的名字——呼和浩特,成为自治区的首府。
当年的“漠南”,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统一。
而北边,1991年苏联解体,外蒙古在莫斯科的巨影下终于完全站立起来,却也发现,独立后的路并不比从前好走。
三百年风云流过,戈壁滩的沙子被风吹起又落下。
最初是沙漠分了部落,后来是利益分了亲疏,再后来是大国分了疆土。
当年的两个兄弟,一个跟着大家庭经历风雨,成了56个民族中的一员;一个在邻居的怂恿下出了远门,在乌兰巴托的草原上独自扎下了自己的毡房。
说到底,这“分家”哪是什么蒙古人自己的心愿?分明是弱肉强食的年代,一个弱国守不住家产的悲剧。
1952年,蒋介石在台湾检讨外蒙古独立,沉痛地说:“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可历史没有如果。
唯一不变的,是那道沉默的戈壁。它依然横亘在南北之间,看着南边的牛羊低头吃草,北边的云彩飘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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