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什么搞海禁？

1405年，南京龙江港千帆竞发。郑和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载着两万七千名官兵，开始了七下西洋的壮举。这支无敌舰队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向世界展示了明朝的强盛。可就在郑和船队劈波斩浪的同时，一道无形的枷锁却悄然套在了中国沿海百姓的脖子上——朱元璋颁布的“片板不许下海”禁令，正将千年海洋大国推向封闭的深渊。

这场持续近两百年的海禁，如何从“靖海安民”的初衷，演变成扼杀海洋文明的铁腕？其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难言之隐？

（1）朱元璋的“双刃剑”

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但东南沿海并不太平。两股势力让新皇帝寝食难安。

1.倭寇之患：日本正值南北朝内战（1336-1392），战败的武士、浪人流亡海上，沦为海盗。他们驾着“八幡船”，如饿狼般扑向中国沿海。《明实录》记载，洪武年间几乎年年有倭寇侵扰，“焚民居，掠货财”，从辽东到广东，无岁不遭其害。这些海盗凶悍狡诈，甚至“小觑明廷”，视新生王朝如无物。

2.残部之忧：更让朱元璋忌惮的，是宿敌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这些反明武装盘踞海岛，“交舶万艘，常候风潮”，神出鬼没，勾结倭寇，时刻威胁着新生政权。1367年，上海人钱鹤皋甚至集结三万人马攻打府城！朱元璋深感：“海疆不靖，国无宁日。”

为斩草除根，朱元璋挥出了“海禁”这把双刃剑：

洪武三年（1370年），撤销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

年），关闭泉州、宁波、广州三大千年古港；洪武十四年（1381

年），严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禁止民间买卖使用任何洋货；洪武三十年（1397

年），再下严旨：“禁中国人下海通番”。海禁如同一道铁幕，将中国与海洋生生割裂。曾经

“市舶辐辏，商贾云集”的港口，转眼间帆樯凋零，渔歌断绝。此外，

海禁的推行，也深植于明初的经济困局与治国理念。元末战乱使中国经济满目疮痍，江南鱼米之乡竟至“冷冷清清”。朱元璋的应对之策是极端的“重农抑商”。首先，朱元璋

规定商人不得穿绸缎（“商贾之家止许着绢布”），农民反而可以。商人地位被刻意贬低。盐、茶等利润丰厚的商品由国家垄断，私贩者处死朱元璋的女婿欧阳伦因走私茶叶，竟被赐死。商人就连外出也需官府开具“路引”，住店严加盘查，货物一一验看，形同囚徒。在这种窒息环境下，海外贸易更被视为洪水猛兽。而明朝引以为傲的

“朝贡贸易”，实则是笔血本买卖。郑和七下西洋，“厚往薄来”，无偿赠送远超贡品价值的赏赐，仅前三次就耗银600万两！反观同时期的欧洲航海家：达·伽马首航印度，获利60倍；麦哲伦环球航行，收益翻倍。当白银如潮水涌入欧洲，加速资本主义萌芽时，明朝的国库却在“天朝上国”的虚名中不断失血。

（2）争贡之役点燃了火药桶

朝贡贸易不仅烧钱，更埋下了冲突的种子。1523年，宁波港的腥风血雨，将海禁推向更严酷的深渊。

当时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各大名为争夺对明贸易的“勘合符”打破头颅。大内氏抢夺了正德新勘合，派宗设谦道率三船赴宁波。细川氏不甘示弱，弄到过期作废的弘治旧勘合，派鸾冈瑞佐和华人宋素卿后发而至。按惯例，验货宴席应以抵达先后排序。但宋素卿贿赂市舶太监赖恩，得以抢先验货，宴席座次更压过宗设。

宗设勃然大怒，当场拔刀斩杀瑞佐，焚毁细川船只，追杀宋素卿至绍兴城下。沿途烧杀抢掠，明军将领刘锦、张镗战死，浙中震动！这就是震惊朝野的“争贡之役”。

事件后，朝臣夏言上奏：“倭祸起于市舶！”嘉靖皇帝一怒之下，裁撤福建、浙江两大市舶司，仅留广东一处。对日贸易近乎断绝，海禁政策如铁板一块。

争贡之役如同打开潘多拉魔盒，引发了更恐怖的灾难——嘉靖大倭患（1540-1565）。倭寇为何在嘉靖年间猖獗到“东南半壁，几无宁土”？深层原因正是严苛海禁的反弹。受限于篇幅，本文仅作简单归纳：

1.

逼民为“寇”：海禁越严，走私利润越高（可达十倍！）。沿海贫民“失其生计，转而为盗”。福建商人王直（汪五峰）从走私商崛起为“徽王”，拥众十万，控制东南海上贸易，官兵莫敢撄其锋。2.

日葡推波：日本战国乱世，浪人武士急需中国物资；葡萄牙人被逐出广东后，北上闽浙，与走私集团勾结。双屿岛（今舟山六横）一度成为繁华的走私中心，年贸易额高达300万两！3.

武备废弛：嘉靖皇帝沉迷道教，严嵩专权腐败。海防形同虚设，战船十存一二，士兵缺额过半。1555年，一股倭寇竟击溃三千明军，杀死军官十二员！朝廷调来的“客兵”（外地援军）更如虎狼，“搂妇女，贪货财”，祸害百姓甚于倭寇。这场所谓

“倭患”，实则是海禁政策结出的恶果。正如时人谢杰痛陈：“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海滨人人为贼！”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最终平定倭患，靠的不仅是武力，更是对海禁弊政的局部修正（如允许部分合法贸易）。

（3）错过的大航海时代

回望明朝海禁，初衷或是保境安民，却因僵化执行和时代局限，酿成历史性悲剧。

海禁扼杀了宋元以来蓬勃的民间海外贸易，使中国错失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海洋红利。当欧洲因海外贸易富国强兵时，明朝却困守“天朝”迷梦。

再有就是技术停滞。长时间闭关导致航海技术、火器发展停滞。郑和宝船的巨舰技艺，竟成绝响。

此外，明朝统治者观念落伍，“重农抑商”与“天朝上国”思想根深蒂固，使中国难以接纳外来文明。当利玛窦带来《坤舆万国全图》时，士大夫竟斥为“邪说惑众”。

1567年，嘉靖皇帝去世，隆庆帝即位，在福建巡抚涂泽民恳请下，终于开放“月港”，有限解除海禁。但此时，西方舰船已横行四海，中国已在许多方面逐渐失去优势。明朝海禁的阴影，甚至延续至清代的“迁界禁海”，使中国在近代化浪潮中陷入被动挨打的深渊。

海禁的故事，是一部交织着血泪、挣扎与叹息的史诗。它警示我们：面对海洋，封闭自守终将导致落后；唯有拥抱开放，才能驶向繁荣的彼岸。郑和船队的远帆，本可引领中国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却被一道圣旨锁进了历史的港湾。再加上清廷三百年锁国，终于导致血的教训，这值得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