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福建农村有个叫陈勤的男孩,高考考了全省理科第一名,他家里条件一般,父母靠打零工挣钱养家,后来这男孩进了浙江大学,开始学电气工程,之后自己转去计算机专业,还自学编程,到了2003年,他去美国读研究生,这条路走得挺顺,就像很多寒门子弟走过的典型路径——读书、出国、改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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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他在南加州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之后留在美国工作,起初在一家小公司负责数据库维护,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他没有被裁员,2009年他转向移动端开发,同时申请H1B签证并成功获批,这种签证并非永久居留权,而是“雇主绑定许可”,意味着一旦失业,必须在90天内离境,因此他不敢轻易换工作,也不敢向老板提出意见,因为稍有不慎就可能无法再回美国。
2018年3月,他进入Facebook广告技术部工作,年薪有22万美元,把父母接来加州同住,表面看是人生赢家,实际每天干活到晚上10点,周末还在调整系统,有次连续48小时修复故障,领导只口头表扬一句,没给奖金,第二年一季度绩效评为达标,直接进了PIP计划,他的主管斯科特·华纳要求每周汇报进度,反复质疑协作能力,不批准延期请求,最后连之前答应的转组也取消,直接判定他失败。
这位华人工程师在团队里说话不多,开会时基本不主动发言,他花很多时间优化推荐算法,经常阅读论文、调整模型,但他的工作成果很少被高层注意到,同事之间私下议论,说华纳对亚裔员工特别严格,批评直接且不留情面,有人觉得这是有针对性的管理方式,他没有找人力资源部门反映情况,也没有和同事聊过自己的压力,按照老家的习惯,遇到事情就忍着过去,他认为求助是软弱的表现,会让自己丢脸。
2019年9月19日上午,他在Facebook门洛帕克总部MPK21大楼顶楼跳下,警方认定是自杀,公司内部没有举行追悼会,只发布了一段标准声明,华人社区自发前往现场献花,几百人默默站了一会儿,清华校友群里有人匿名提到公司存在文化霸凌,结果很快被解雇,他父母请律师起诉职场霸凌,法院以证据不足驳回,最后公司私下赔偿了一些钱,没有道歉,也没有解释。
到了2026年,H1B抽签里印度人占了七成多,华人申请人数变少了,但留在美国反而更不容易,大公司虽然加了心理支持通道,可九成员工不敢去用,担心被贴上扛不住压力的标签,国内科技公司慢慢发展起来,有些海外华人开始考虑回国,但心里那根弦始终绷得紧,硅谷的考核机制还是老样子,OKR、AI招聘、算法晋升这些词听着高级,其实都在把个人努力变成可以测量和替换的数据点,陈勤当年写代码的时候,大概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变成系统里一个等待优化的变量。
他跳下去那天,天气应该很好,楼顶风很大,手机还在包里震动,可能是妈妈发来的语音消息,问今天吃饭了没有。
他没有回复消息。
我也回不去了,现在只能留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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